周靠军事征服分封天下，最初各诸侯国存在很大差异，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周文化在各诸侯国获得传播和普及，各国间认同感提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经济文化发展，人口数量增加，诸侯争雄，诸侯国间联系进一步加强，百家争鸣，各学说虽因理念不同而相互辩难，但却普遍适应民意表现出对大一统的向往。大一统观念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趋于统一，以周天子华夏族为核心的各部族之间交往频繁不断融合的产物，大一统观念加速了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华夏族过渡发展到汉族，“汉”取代“华夏”成为汉民族族称奠定了前期基础。大一统观念此后一直烙在中国人心中。

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由于强大的秦王朝威名远播，所以周边各族、各国都称中国人为“秦人”，直到汉代时仍有“秦人”之称。但秦毕竟短祚，比不上代之而起的汉王朝统治绵长，故而“秦人”实际上只是从“华夏”到“汉人”之间的一个过渡，最终成为汉族族称的不是“秦”而是“汉”。六国灭，秦国灭，崭新的汉人登上历史舞台。

史家推动。在汉族形成的过程中，司马迁及其《史记》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梳理华夏统绪，整合华夏历史，认定黄帝是天下共祖，各族皆黄帝子孙；宣扬大一统思想，崇尚统一，反对分裂，叙述了汉族形成的历史，树立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影响极其深远。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对此评论道：“尽管司马迁还没有‘汉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写历史，但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影响深远。他的工作成果还是我们研究汉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献” 。

翻阅《史记》我们便会发现，“汉王”、“汉吏”、“汉将”、“汉兵”、“汉卒”等词汇随处可见，但却不见“汉人”、“汉民”等称谓。“汉人”、“汉民”等称谓始见于《汉书》，汉武帝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复征大宛，“闻宛城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宣帝建康中，魏相上书谏曰：“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元帝时，郎中侯应曰：“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平帝时，中郎将平宪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到了东汉，“汉人”、“汉民”等称谓越来越多见。光武帝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奥革建日逐王比因未能立为单于，“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诣西河太守求内附。建武二十六年，“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明帝永平三年，“大人休莫霸复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阗王”。安帝永初三年,“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永和六年，中郎将张耽“大破乌桓，悉斩其渠帅，还得汉民”。史料数不胜数。

上述“汉人”、“汉民”无疑是指汉朝之人，同时也是指在华夏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共同体。“汉人”这个农耕民族共同体与北方以匈奴族为核心的游牧民族共同体长期互市、战争，彼此强化着对方的民族意识。“汉人”的族称含义正是在“胡汉”、“夷汉”、“越汉”并称时凸显出来的，“汉人”、“汉民”等称谓都出现在同匈奴、西羌、南蛮、大宛等周边少数民族发生关系时即为明证。两汉时期“汉”之族称含义由于其原本具有的朝代含义而显得不够明确，随着汉朝统治的终结，“汉人”一词双重含义中的朝代含义自然消失，其族称含义终于明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