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藏区之旅（1867年一个欧洲人探寻商路札记）（摘译）
1856年中英法俄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外国人从此深入中国内地，包括可以到内地游历。开放了长江沿岸的一些城市，其中有长江中上游的沙市与重庆，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斯时印度东北地区阿萨姆已成为英属印度联邦成员之一，1862年下缅甸成为成为英属印度缅甸省，并取得在缅甸在伊洛瓦底江航行和贸易权，缅甸与印度的贸易通道正在积极建立。地缘政治的变化，凸现了中国西南地区陆上交通之重要性。从滇缅、藏印打通与中国内地通道、连接长江航道的必要性日益显现，将英属印度联邦与中国内地长江的航运交通连接起来，无疑将创造一个商贸交通奇迹。在呼声日益高涨的激励下，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了英国人在缅甸八莫与大理之间的一次官方性质的探路活动（1868年）。藏印一途早期的主要探路者即是本文作者Cooper古柏（1839-1878）。
古柏在四川–西藏–印度之间的探路活动始于1867年。1859—1861年古柏在印度商会任职，在此之前曾在澳洲旅游。古柏1863来到上海，曾参与了英军协同清军抵抗太平军守卫上海的战斗。1867年古柏接受上海一个欧洲商人团体的委托，为了更方便英国与中国的茶叶贸易，需要寻找一条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更短更直接的通道，而在19世纪70年代向欧洲商人开放的通道只有通过拉萨。库柏在中国译员菲利普的陪同下，开始了他的旅程。他从上海溯长江到重庆，抵达成都后进入藏区，次年沿理塘巴塘县南下，进入大理途中被阻。一年以后，古柏作为印度商会的政治署专员，又为英国加尔各答商会寻求前往中国的陆上通道，遂经印度加尔各答到阿萨姆，准备试探阿萨姆联通理塘、巴塘的路线，但在西藏中方一侧受阻。并于1871年出版了有关探路活动的游记《从中国陆地到印度游记》一书。古柏的游记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人在中国与藏印之间沿茶马古道探路游记的先驱之作，较之1911年初版的英国另一著名的探路游记《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2000年译成中文本，云南教育出版社）的作者戴维斯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探路活动，早了二十余年。
古柏的职业生涯先后在印度、中国上海、藏区度过，对中国西南茶马古道线路非常熟悉。他在《从中国陆地到印度游记》一书中有关修筑从印度连通中国内地的铁路提议中，强调了修筑从印度东北阿萨姆萨蒂亚至西康巴塘的印康铁路的价值，认为与四川密切相连的印藏贸易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本文对茶马古道沿途汉区、藏区的商贸与民族风俗都有记载描述，从中也许可以折射出古代商路的贸易情形。文中涉及了清末现代化对中国内地成都以及藏区的影响，藏区藏人的风俗习惯，尤其藏族年轻女子的活泼可爱以及宗教信仰，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如果其中有的描写有失片面，读者自可依据事实和历史资料加以判断。
附记：1878年库柏在缅甸得到一个新的职务，赴任时在中缅边境附近的八莫被一个欧洲军团的印度士兵杀害，时年三十九岁。
成都印象： Paris de la Chine （中国巴黎）
为了取得去西藏的签证，我不得不在成都等上几天。时间自由，我决定在菲利普的陪同下去认识这座城市，我戴上一副大眼镜做掩护。我们很快去了城里一条主要的街道之一，沿路发现众多的药材店铺，到处都弥漫着麝香味儿。这是本地商人从西藏运来的大批量药材，甚至还有鹿角，然后从这儿销往重庆。
成都被人称之为“中国巴黎”（Paris de la Chine ）真是名副其实。此地商业繁荣，沿街店铺林立，里面摆放着大量的各种商品。常驻该城的大批官员们是乐此不倦的顾客，他们生活阔绰，如同贵族一般，这是我在中国其他城市没有引起注意的现象。这儿的绸缎铺、缝衣铺以及书店多得令人惊异。如果我们以顾客来衡量，看着很多依着整齐的人在书店里进进出出，那就可以肯定地说文学在此地受到相当的重视。
成都位于富裕的平原中心，城边被厚约七米的城墙环绕。西城的城墙门是主要的街道之一，长度有两公里半。街道和建筑与我在其它大城市所见的相比，成都是一座现代化都市。成都在上一个世纪大火灾之中几乎全城毁灭（译者注：有误，应指顺治三年的战火），显然整个城市都是重新建造的新城。那些公共建筑比如衙门、寺庙以及厚重的城门都保留得非常之好，它们的建筑风格以及装饰艺术非常杰出，令人惊叹。
我们在城里徜徉漫步，其间参观了一个孔庙。大门系石头建造，漂亮结实。我们通过大门进入一个大约5米宽的庭院，花岗石砌的庭院地面覆盖着滑溜的青苔，这证明已很少有儒生来孔庙朝拜。在庭院的深处，一座石梯通向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正门开放。石梯全用花岗石建造，上面有奇妙的涡纹装饰以及有雕刻的螺旋型柱。这间房屋完全空着，靠近深处的墙边有一个低矮的坛，坛的两边搁置两个小桌纪念孔夫子。整个建筑开阔宏敞，与后面我们将要参观的佛寺大张旗鼓的豪华壮丽相比，显得更加庄严。旁边另有通向大花园的门墙，花园里花木葱茏，充满魅力，里面有不少的鱼池与假山。走出花园，我们看见一个孤独的看门人正在旁边的一个屋子外面吸鸦片，因而也令人感觉这个孔庙是现代化了。虽然孔庙是当今皇上的父亲（咸丰皇帝）下令修建的，但是除了一年一度的拜孔仪式之时儒生们向孔子致敬以外，再没有人到孔庙朝圣了。
当我们回到客店时，厨师告诉我已经特意为我备好晚餐。他对我说他是根据他观察到的城里的所有的一流客店的习惯而做的，他想以此来表达对我一个外国人的敬意，以便我可以在另外的地方传播他的名声。但我知道，这不过是想让外国人付出更多的费用而已。我们吃了烤乳鸽，烧野鸡，红烧牛肉，鱼以及嫩竹笋，这是一餐豪华晚餐，但价格太贵。我付了厨师五个银元，是这顿饭钱的三倍，而且还另给了一笔不少的小费。可那个家伙把钱放在衣袋里，又找我要了三个银元，这个贪婪的坏蛋（……）。
抵达成都六天以后，我获悉第二天就要得到我的旅行签证。想到将要重新踏上旅途的愉快，我决心庆祝一下。我在客店房间的邻居是一个从云南路过成都回北京的军事官员，带着他的太太和七个孩子，我邀请他与我一起晚餐。我请来本城一个乐队来演奏，里面都是成都最好的音乐家。其中一个音乐家是一个盲人，用两支小棍敲打扬琴，演奏出一种非常迷人的乐曲，另外一个弹奏三弦，第三个使用打击乐器。演奏时他们轮流用不同的声调唱歌，分低音、中音和男高音。他们带来一个装满有曲目小册子的小木盒，演唱以前，先把小册子分发给我们。我的那位军事官员朋友挑选了好几首他喜欢的曲目，我们大快朵颐时这些音乐家就在我们身边表演。中国人演奏音乐完全靠耳朵听力辨别，虽然按欧洲人的看法，他们并不懂音乐。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还没达到诠释音乐的程度，但是听来仍然非常悦耳。我给每人付了两个银元，还请他们喝了一道美味的汤。他们是为住在成都的总督服务的音乐家，总督派他们来为我演唱令我愉快之至。一连六个小时，我和我的朋友以及菲利普都沉浸在愉快的气氛之中。
踏上通往西藏之路
我和菲利普从成都出发经过的第一站是崇州，我们停下住了一夜。在我们留宿的客店里驻扎着几个军事官员和一百五十个军人，他们统率四川的四万军队，六个月以前他们接获皇帝的命令离开成都以镇压云南的回族人反叛（时值西北回族人暴乱期间）。在这个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半个城都空着。这个宁静的手工业城镇，平时被置于总督（当时总督是吴棠）和他的军队的保护之下,但现在好像被北京调来的一支朝廷的军队占据了。（……）
第二天我们沿着大渡河右岸前行，通往打箭炉峡口。河岸的道路非常狭窄，仅约一米宽。我的交通工具是乘轿子，虽然轿夫很谨慎小心，但因道路太窄，好几次我都感觉不稳，险些颠出轿子。这是运送茶叶的通道之一，在进入峡口时，我们超过了一队将近200人的从雅安运茶到打箭炉的队伍。在路上我已经发现过有着数百人的长长的运输茶叶的背夫，我们超越的运茶队伍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们背负的大量的茶叶是中国政府送给拉萨大喇嘛的礼物，政府官员许诺他们的日工资由平日的一百文涨到二百文。在陡峭的二郎山山峰脚下的大渡河岸边的羊肠小道上，长长的运输队伍的侧影看上去犹如一道风景线。每个男子平均背负八包茶叶，即72公斤，但其中也有背负十二包的，大约109公斤。茶叶包依次叠放在竹篾编织的背筐里，背带用宽宽的皮带绑制。每人手上持一根木头的丁字形手杖, 手杖尖头镶有铁皮, 歇气时就用手杖支撑背上的茶包。由于后背茶包高耸，背着时头被迫朝前倾斜。这种艰苦的旅程为240公里，同时还带上一点用具，需要自备干粮。显然，与茶叶背夫队伍的相遇，又助于我们英国人在印度与中国做茶叶生意时对中国运输实际情形的了解。
在打箭炉我第一次与藏人接触。打箭炉的藏人是混血人种，非常漂亮，尤其是妇女。大部分的男子都很高大，轮廓分明，他们偏爱汉人服装，头上拖着辫子。但是女人的服装穿得很鲜艳：一件长长的蓝色的裙袍，束一条黄色腰带，外加一条大大的黄头巾。她们热衷于首饰，所有的手指都带着银戒指，耳上挂着下垂的足金耳环。她们身上最引人瞩目的是一条很大的金牌，镀金，式样漂亮，从挽成发髻的头发后面垂下去，姑娘则用镀银的银牌装饰头发。在西藏的各个地区，混血的藏人这种衣着装饰被他们自己认为比纯血统的藏人高出一筹，但是藏人用黄金首饰装饰头发的习俗随处可见。
在混血种族的藏人中，他们对自己种族内部的婚姻似乎并不怎么看重。在第一次的婚姻里，年轻女子很少和她们同一种族的人结婚。习惯上更愿意成为在打箭炉居住的商人或者汉族军人的临时伴侣，这种类型的婚姻具有名誉性的意义。在这种婚姻关系里，她们愿意以自己的忠诚、活泼和欢笑给他们的汉人主人一个更舒服的家庭生活。
妇女之间的联系建立在亲属关系和友谊之上，这样可以将一个大的家族联合在一起。如果她们中间的某一个因为她的主人或者丈夫而脱离她的朋友，她将很快找到另一个新的圈子，即使她没有任何近亲。她们平日的行为和表达自己的方式与汉人女子的羞怯和自我封闭相反。她们行动自由，无论是她想去的地方或者她想去的时候，她都不受任何束缚。她们自由的与男性朋友交谈，不怕引起任何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