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参崴，俄罗斯称其为符拉迪沃斯托克（Владивосток/Vladivostok），俄语的意思是“统治东方”（владеть Востоком）。

1860年，清朝与沙俄帝国签署的《北京条约》，正式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国境切割给帝俄，位于日本海的海参崴成为俄罗斯帝国进入太平洋的东方第一大港。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在被割让以前，这地方几乎是没有汉人存在的，因为那个时候清朝政府把盛京开原柳边之外的东北土地视为满洲人的私家宅院，严厉禁止汉人进入这个地方。据当时俄国方面统计，1860年这里只有2000余流动性强的汉人。1860年至1880年后期，为开发这片土地，沙俄帝国以无偿的耕地及免税政策鼓励东向移民。

特别是1880年代后期黑龙江的淘金热潮，吸引了大量的工人涌入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淘金的相关行业在海参崴也开始蓬勃发展。

俄国于20世纪初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最重要基础建设，当时也带动了人口及商业的大幅增加。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日俄战争前，海参崴是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环绕的日本海经济圈的第一大港，欧洲人、华人、朝鲜人、日本人聚集于此，海参崴也是铁路工人、淘金者、间谍、水手、外交使者与国际商社一起发大财的城市。

中国这边，清朝政府迫于俄罗斯节节进逼的压力，也开放汉人进入东北移民开发，大量的移民由山东和河北“闯关东”进入东北。

根据人口统计，中国黑龙江省的人口由1887年的40万人，至1895年增加到150万人。此时正值帝俄对西伯利亚及海参崴大力建设时期，在日俄战争（1905年）前后，西伯利亚铁路及基础建设的兴建需要大量的中国劳工，中国劳工由东北进入海参崴及邻近地区，成为海参崴居民组成的重要族群。20世纪初由于我国军阀内战，更多的中国人无奈来到海参崴谋生，海参崴到处是中国人的身影。

从1861年到1881年，仅仅只有1.1万欧洲移民达到远东地区，而1886年统计，远东华人数量达到2.75万人，1897年，增加到4.1万人，1911年增为11.1万人，到一战前，远东地区华人已经达到20余万人，在这个时期华人约占俄罗斯远东人口的10%-15%，而整个远东地区的华人中，海参崴的占比最为之高，在1897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参崴人口为28933人，而华人的数量为12577人，如果再加上大量的候鸟似的华人流动人口，华人在海参崴的比例超过半数。

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很快就在海参崴站稳了脚跟。他们在山谷烧砖，在山上伐木，在架桥造屋，在搞河上运输，在街上摆摊，给人挑水送菜，他们是人力车夫，给俄罗斯人当佣人，给俄军修建军事设施，没有他们不干的脏活、累活。

他们筚路蓝缕，忍饥挨饿，聚居在一起，过着俄罗斯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生活。海参崴城市管理当局总嫌他们不讲卫生，担心他们给城市带来传染病，多次讨论要把他们从城里驱逐出去，另辟偏远地方让他们居住。

但是，他们总是能够想办法逃回城里，就像大路上的野草一样，尽管屡遭路人踩踏，他们依然站起身来，擦去尘土，挺直身躯，顽强地生存下来。于是，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小铺，有了自己的啤酒厂，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剧院，自己的“百万庄”，中国人成为海参崴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1902 年，俄罗斯军事记者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到海参崴采访，描述了他对中国人的印象：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群群中国工人在僻静而遥远的街上步履蹒跚，在斯维特兰娜大街，则是买卖人、官员和军官。听得到夹杂着德语和英语的俄语，并被中国人的粗大嗓门所打断。

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的‘黑工’和‘百姓’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在市场上做生意，中国人在火车站背东西，中国人是马车夫、船工、送水工、面包师、屠夫、厨师、裁缝、鞋匠、装订工、制帽师傅。只有载客马车夫是俄罗斯人。

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位女士对我说：‘中国人在这里所做的最大的恶行就是他们一下子被政府赶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话，这将比战争还要糟糕，我们会死去的。’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是，的确娇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女士不得不下厨房，海关官员或其他人不得不自己提水桶、补靴子以及修补办公厅最需要修缮的地方。

海参崴城内临金角湾（golden horn）的米里翁卡区（Millionka），便是当时华人聚集的中国城。

至1910年，沙俄开始限制雇佣外国劳工并限制外国人租用土地，使得中国劳工人口移入被暂时压制。

在海参崴的中国劳工由1910年6万余人，降至1914不足4万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中国工人再度由东北征调至欧洲战区，执行后勤及建筑工事，此时在海参崴中国人口再度增加。

根据《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一书，中国人由1870年至1938年的70年间，是海参崴的主要劳工来源（约占40％），同时也有在当地经营非常成功的中国企业主，由此可看出中国劳工与商人成为海参崴城市发展的力量。

早期的华人在海参崴主要从事工程建设相关的行业。稍富裕的华人担任重大工程的承包商，然后延揽贫困华人出任建筑苦力。在整个海参崴，绝大多数的重要的建筑都是由华人承包的，比如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段、海参崴火车站、滨海州理事会大楼、电报大楼、凯旋门等建筑，就连大多数俄罗斯军营也是华人承包建设的。

随着海参崴的不断发展，华人在商业上也大显身手，1878年，海参崴114家企业中有57家是中国人开的；1895年华商企业数量增至126家，而相反的是俄罗斯人开设的企业只有58家，其他外国人只有16家。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海参崴规模急剧增大，华商企业越来越多，1912年，海参崴全市工商登记中，华商企业进一步增加到1089家，可以说，当时的华人基本掌握了海参崴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此外，中国人还控制着远东的近海运输和黑龙江内河航运，1910年前后，海参崴港口注册的600多艘商船中，绝大多数为中国人所拥有，直到俄国禁止外国人在远东从事近海运输为止。

1921年起，苏联当局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此时，海参崴领事馆向国内报告：自苏联政府成立以来，华侨所受之损失数，在华银一千余万元，华侨被害之生命，在二十余人以上，此两种不过指海参崴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无案可稽及其他各处所受损失之金钱与生命，俱为之计也。

到1926年，远东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然而随着192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务，强纳苟捐杂税等。”

日本帝国于1931年发动918事变后，于次（1932）年扶持满洲国成立，这使得东北正式成为日本帝国的实力范围，在此时期，日俄在东亚处于敌对竞争的状态，日本当时派遣许多华人及朝鲜人在海参崴从事间谍工作，苏联也派遣了许多成长于俄罗斯的华人对日从事间谍活动。

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如果说之前只是采用比较柔和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那么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苏联当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远东边疆区管理局，这一年，共有4000余名华人被迫回国，此后，内务部开展了多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手段越来越强硬，从开始的只是家中抓人，到后来直接在大街上抓人，抓捕对象从成年男子到后来妇女儿童都不能幸免，在这些抓捕活动里累计被捕两万余人，从开始所谓的打击日本间谍变成了赤裸裸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斯大林借着1936-1938年大清洗（Great Purge）运动对地主及少数族裔进行迫害，斯大林政权在海参崴进行对华人居民进行强制驱逐，俄罗斯人长久以来对华人的排斥也在此政策显示无遗。在斯大林对华人及朝鲜人驱逐政策下，米里翁卡的中国城一夕间烟消云散，从此不见踪影。

经过多次的驱逐、抓捕，剩下的几千名华人已经变成惊弓之鸟，在国民政府多次的交涉下，这些侨民终于获准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通过中亚和新疆回到国内，到1939年，整个苏联滨海边疆区仅剩下351民华侨，至此，数十万人聚居远东的情形彻底不再，海参崴的繁华依旧还在，少了的却是曾经“打造”出来的那群人。

今天，周边中国、日本、韩国各国城市及港口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早已超过海参崴数倍，而俄罗斯的远东区和海参崴却是经济落后与人口衰退，昔日的东方统治者未来何去何从，这是俄罗斯所面临的一个历史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