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出家的法师们，讲经的多，讲律的少；尤其近几百年来，就没有专门研究律的，有也不彻底。你出家后，可以专门研究律，把中国的律宗重振起来。”
中国出家人，自东汉至曹魏初年，并没有说皈依受五戒的，只是剃发出家而已。至魏嘉平年间，有天竺僧人法时到中国，立羯磨受法，是为中国戒律之始。自那时起，才真正开始传受比丘戒。
最初传到中国的律典，是十诵律，为姚秦时代鸠摩罗什法师译。六朝时期，此律盛宏于南方。其次是四分律，僧祗律，五分律，有部律。
在五部律中，最通行的是四分律，这是东晋时代，佛陀耶舍和竺佛念两位法师所译，其弘传讲习则始自元魏时代的法聪律师。其后，有道覆律师，慧光律师，智首律师，各造疏注，大事宏扬。到了唐朝，道宣律师，据大乘义理解释四分律，撰成四分律行事钞三卷，四分律羯磨疏四卷，四分律戒本疏四卷，称为南山三大部。再加上他所撰的拾毗尼义钞三卷，（现存二卷。）比丘尼钞三卷，合称为五大部。自此律学中兴，后人宗仰他，遂成为四分律宗；也称为南山宗。当时有相部法砺律师，东塔怀素律师，各依四分律藏，撰造疏释，与南山道宣律师，并称三宗。到了宋朝元照（灵芝）律师，又作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记，专门解释道宣律师的疏注，南山律宗，于是继兴。
南宋以后，禅宗盛行，律学无人过问，所有唐宋诸家的律学撰述，都散失不存。至明末清初，只余一部随机羯磨，那时有益、见月两位老人，欲重兴律宗；可是对唐宋古典已遍索不得了。益大师，虽著有毗尼事义集要；而对弘律方面收效极鲜。见月律师，是中兴律宗的大功臣，对律学著疏颇多。所遗憾的，是他没找到南山的著作，所出撰述，与南山律意，颇多不同之处，如解随机羯磨，就是一个例证。
此外尚有一部流传最广的传戒正范，意思虽未与南山著述尽相吻合，然厥功至伟！从明末，到现在，传戒之书，唯此一部；各地传戒，亦唯此书为依。明朝以前，各丛林传戒方式，互有不同，且三坛戒法，不得一时俱受，要在三个时期，分期而受。实际上比丘戒太严格，受戒的人，未必尽能受持。与其在狭义范围内，受而不能尽持，倒不如菩萨戒之宽容。因此见月律师乃订定，在五十三天戒期内，三坛戒法递次而受。这一则因受戒日期机会难遇；二则因受比丘戒后，再受菩萨戒范围广大，这样在受戒方面来说，是从容得多了。
不过这部传戒正范，因未见南山律之全部参考，并不算彻底完美之书。加以近代弘戒法仪，又依此稍有增减，已不是传戒正范之本来面目。如欲恢复古代传戒之法，必有真正持律明律的人，出而订定。
自宋朝历元明清，计七百余年，中间虽然也有人提倡律学，可是已失去南山真脉。原因是中国弘律的人少，经过多少次变乱，律典已毁于燹火，有原本也都流落在日本。清末、徐蔚如居士，自日本请回，重刊于天津，然错误遗漏特多。弘老出家后，发愿毕生研究戒学，誓护南山律宗，遍考中外律丛，校正五大部，及其他律藏。二十几年来，无日不埋首律藏，探讨精微。到处也以弘律讲律为事，在我个人，也深愿后来多出几位弘律的人。
在弘老的著述中，最主要的要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此书将四分律文，制为表解，化赜为晰。所加按语，都是古昔大德警语，经六七年工夫始制成。稿子都是亲笔所写，当时由穆藕初居士捐七百元现钞，委中华书局缩本影印，原稿保存在穆藕初居士处。在稿子后面，弘老还特意写了一段遗嘱，大意是说：我去世之后，不希望给我建塔，也不愿给我做其他功德，只要能募资将此书重印，以广流布，就于愿满了。
记得弘老来时，是在旧历的四月十一那天，北方天气——尤其是青岛，热得较晚，一般人，还都穿夹衣服。临来那天，我领僧俗二众到大港码头去迎接。他的性格我早已听说，见面后，很简单说几句话，并没叙寒暄。来到庙里，大众师搭衣持具给接驾，他也很客气的还礼，连说不敢当。
随他来的人有三位——传贯、仁开、圆拙——还有派去请他的梦参法师，一共五个人。别人都带好些东西，条包、箱子、网篮、在客堂门口摆一大堆。弘老只带一破麻袋包，上面用麻绳扎着口，里面一件破海青，破裤褂，两双鞋；一双是半旧不堪的软帮黄鞋，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一把破雨伞，上面缠好些铁条，看样子已用很多年了。另外一个小四方竹提盒，里面有些破报纸，还有几本关于律学的书。听说有少许盘费钱，学生给存着。
在他未来以前，湛山寺特意在藏经楼东侧盖起来五间房请他住，来到之后，以五间房较偏僻，由他跟来的学生住，弘老则住法师宿舍东间——现在方丈室——因为这里靠讲堂近，比较敞亮一点。
因他持戒，也没给另备好菜饭，头一次给弄四个菜送寮房里，一点没动；第二次又预备次一点的，还是没动；第三次预备两个菜，还是不吃；末了盛去一碗大众菜，他问端饭的人，是不是大众也吃这个，如果是的话他吃，不是他还是不吃，因此庙里也无法厚待他，只好满愿！
平素我给他讲话时很少，有事时到他寮房说几句话赶紧出来。因他气力不很好，谈话费劲，说多也打闲岔。
愈是权贵人物，他愈不见，平常学生去见，谁去谁见，你给他磕一个头，他照样也给你磕一个头。在院子里两下走对头的时候，他很快的躲开，避免和人见面谈话。每天要出山门，经后山，到前海沿，站在水边的礁石上了望，碧绿的海水，激起雪白的浪花，倒很有意思。这种地方，轻易没人去，情景显得很孤寂。好静的人；会艺术的人，大概都喜欢找这种地方闲呆着。
屋子都是他自己收拾，不另外找人伺候。窗子、地板、都弄得很干净。小时候他在天津的一位同学，在青岛市政府做事，听说他到湛山寺来，特意来看他。据他这位同学说：在小时候他的脾气就很怪僻，有名的李怪——其实并不是怪，而是他的行动不同于流俗——因他轻易不接见人，有见的必传报一声，他同学欲与见面时，先由学生告诉他，一说不错，有这么一位旧同学，乃与之接见。
有董子明居士，蓬莱人，原先跟吴佩孚当顾问，以后不作事，由天津徐蔚如居士介绍来青岛，在湛山寺当教员，学识很渊博。他和弘老很相契，常在一块谈话，那时我每天下午在湛山寺讲法华经，弘老来听，以后他和董子明说：
“倓虚法师，我初次和他见面时，看他像一个老庄稼人一样，见面后他很健谈的，讲起经来很有骨格！发挥一种理时，说得很透辟！”这话后来由董居士告诉我，我知他轻易不对人加评论，这是他间接从闲话中道出。可是我听到这话很惭愧，以后无论在何处讲经，更加细心。
朱子桥将军，多少年来羡慕弘老的德望，只是没见过面。正赶他有事到青岛，让我介绍欲拜见弘老，一说弘老很乐意。大概他平素也知道朱将军之为人，对办慈善及对三宝事很热心，乃与之接见，并没多谈话；同时还有要见他的人，他不见，让人回答，说已竟睡觉了。
有一天，沈市长在湛山寺请朱将军吃饭，朱将军说：“可请弘老一块来，列一知单，让他坐首席，我作配客。”沈市长很同意，把知单写好，让我去给弘老说，我到他寮房里一说，弘老笑笑没言语，我很知他的脾气，没敢再往下勉强。第二天临入席时，又派监院师去请他，带回一个条来上写四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