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现在的处境，不用我说，大家也很明白。我到法源寺来，并不是为了私意，是为了保存法源寺不被没收。明知这是火汤，是麻烦事，为了保存法源寺这个道场，迫不得已，才来走这一番。这并不是我自己护短，为自己掩饰，一切事都有证可查。我一来，便同德玉师及警察，点清古物，丝毫未动。并为还清债务收回折子。关于三四下里打官司，不能了结的事，我都在行政衙门托人给办了结。要没收办学堂的六十亩地，也都托人给留下。另个买的米面，共垫款两千七百元，都是由居士筹化的，我私人未花公家一文钱，有帐可查。若有一点私心，必遭因果律，下地狱！现在有白面三十袋，大米十几包，我若不来法源寺，就被官府没收办学堂，这时恐怕再也不好收回。可是在这个过度期间，我完全是保护法源寺，并没借官府势力，作福作威；也绝不像在外间所宣传的，说我借陆军势力，霸人庙产，一切都有事实证明。如果我不当大伙表明，大伙对法源寺真像不了解，一定说假势凌人。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个人的毁誉，姑不计校，只要把法源寺这个多年的道场保存住，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现在天已晚，交代已来不及，明天大家早来，照单子一一交代。
”第二天早晨，大伙齐到法源寺，照三分单子，由公安局监视，一一点交，丝毫未错。半天工夫交代清楚，诸山及一般居士都很欢喜，我也拔出漩涡，脱了这麻烦，自此由空也法师代理法源寺住持。这一来不要紧，把北方派的智果老和尚，及其法徒等，都得罪了。古语说：‘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事情办过去之后，只要不损人利己，不于心有愧，就算完了。
这场风波，前后经过四个多月，到这时算见到水落石出了；事情的真像，大家也都明白了。这并不是我一面之词，说得好听，大家可以从事实推验。如果我有贪心，喜欢做方丈的话，那时已有五处丛林，和好几处小庙，如营口、哈尔滨、沈阳、（般若寺）北京、（弥勒院）等，当时都是我主持的。我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弘法，何必要去住人的庙呢！这是最明显的事实，在眼前摆着，也用不着我自己的去强辩，大家一推想就明白了。
法源寺事情交代完毕后，关于讲经事让台源给代座，我去天津找朱子桥，他的朋友娄君，请我吃饭，第二天又给买船票去营口。
空也法师接法源寺后，道阶也到北京，看法源寺米面都有，债亦还清，折子收回，官司已竟都了结，学堂的六十亩地也给留下，事情都办得有头绪，乃喜曰：“倓虚法师，真吾好法弟也！”以后请我吃饭，重叙旧好，又与空也法师为仇，互相顷轧。诸居士对道阶不表同情，后乃出游南洋、印度、死在国外，由现明和尚接回北京殡葬。以后我回北京，空也法师及居士们请我到法源寺吃饭，过去所有一些隔膜，也都冰消了。
这时我还在弥勒院担任名义办学，事情都由台源代办，我对好几处的事，都是兼筹并顾，来回跑。一九二八年法源寺事情办完，弥勒院学校三年也圆满，大家想续办，苦无经费，幸朱将军联络普济佛教会帮忙，又往下继续办。前三年由台源替我负责，后来他去柏林寺讲经，不能兼顾。后三年，又讲澍培法师替我代座，并办理一切事情，定名为教务长。澍培学问很好，他师爷是一个文人出家，对于教导后辈子弟很注意，所以他的造就也很好。他的小庙是在锦州北门里，他师父很修行，有道德，恐怕自己的小庙传子孙弄坏，欲改为十方，选贤让座，来信征求澍培意见，澍培很赞成，不料过年起火，把庙都烧光了。以后他师父来信让他回去，帮同化缘修庙，告假于我；我因当时办事无人，又把他留住。因弥勒院学校，再有一年就圆满，他回家修庙短时间也修不成。我的意思让他暂时留在北京办学，将来修庙化缘时，我请朱将军帮忙，他去信商量，他师父很同意。因他知道朱将军很慷慨，对这点事也定能办得到，而且那时朱将军公馆也在锦州，就这样澍培仍然留在北京替我办学。后三年不如前三年好办，苦境多；加以普济佛教会在五台山送来些小和尚贪玩不好学，勉强办了三年。计在弥勒院办学，前后共六个年头。
第十八章 西安大兴善寺办学经过
（一）潼关道上
一九三一年东北九一八事变。正赶营口楞严寺开光，请我去传戒，我没去，请定西法师去代理，我在哈尔滨极乐寺替定西法师领众做道场，讲法华经。因为这时候，极乐寺换定西法师为正式住持，我退座后，即去沈阳般若寺办学。当时因经费不足，去哈尔滨筹款，正赶定西法师去营口传戒，所以我替他在极乐寺看守。九一八事变后，由沈阳来人，说般若寺学校已竟解散。年底接朱子桥将军函，邀去西安传戒讲经。当时我因在好几处担任事情，不能分身，遂写信辞掉。后朱将军又来信力邀，并言太虚法师亦去，乃答允明年前往。
第二年，一九三二年二月底接朱将军电报催赴西安。我与定西法师商议，因时局不好，不能久在外面逗留，去西安也只是暂时到那里看一看，不能久住。临去时经长春，看般若寺大殿已修成，继修配殿。这笔款还是前杨麟阁所化，以后又募款修藏经楼，正动工，由澍培法师照料。过沈阳时，见王朗川居士，说沈阳般若寺僧学已因事变解散。
临去西安，有景印涵居士同行，先至北京，住广善寺。从北京坐车到潼关，火车即不通。因为事前早有联络，西安佛教同仁，已派崔献楼等几位居士在潼关等候。下火车后，由崔居士招待住客栈，饭后，看潼关城楼，依山而立，高耸而雄伟，极壮观瞻。第二天西安特派汽车来接，过临潼山时，听说那里是个名胜，藉此一览。周围像一个集镇，有许多做小买卖的，正赶唱戏，驻足一望，也听不懂。山下有温泉，据说后池为昔杨贵妃浴处，崔居士领我在外池洗洗澡，又坐车抵长安，住西安佛化社，时佛教会会长，康寄遥居士招待一切。
康居士，前曾任财政厅长，对佛学颇有研究。当时有一华清师在西安讲经，还有七八个学生，华清师年不过三十几岁，留很长胡子，脾气、道心，都很好，谈起来，他还是谛老的学生，人很老成。
（二）西安弘法始末
西安、地瘠民穷，又常闹年荒，对于办慈善事很困难。最初朱将军请我来西安的目的，是因他几次为西安一带闹年荒，办赈济，鉴于这里经常闹年荒；并有虎狼伤人，天灾人祸，递有发生。原因是过去这里有佛法，人心向善，人们的生活也是丰衣足食。现在这里没有佛法了，人们已不知道修福，所以常闹饥荒。请我来的目的，除为在西安市内传戒讲经外，主要是为配合办赈人员，到各处实际受赈地方，为一般穷苦人民，讲演佛法，让他们修福种点善根，免得常受饥荒之苦。在我去之前，当地因年月不好，饿死好多人，办赈人员，都给设法埋葬。还有一些难童，男的女的一些无娘的孩子，有的给设法上学；有的给设法学手艺，学编织。我去到之后，一方面给那些难童讲佛法，让他们种善根；一方面给那些管理难童的首领人，讲因果的事，让他们以好心眼，以慈爱心，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失去母爱的孩子，善为管理照料。不然人们的业，会愈造愈大！
唉！世人多以佛法无益于世，殊不知佛法于世间之利益，最大不过！大家要知道！唐朝时代，佛法在西北一带极兴盛，人民的生活也好，民气也最淳厚！现在没有佛法了，民风也不像原先那样淳厚了，人民的生活，也常闹饥荒，不像原先那样优厚了。试看现在的三江地带，佛法比其他方面是兴盛的，虽然这些地方是地狭人稠，可是大端说起来，这里一般人的生活，总是比别处是较好的，也没闹过什么严重的饥馑灾，这就是因佛法在这里兴盛的缘故啊！
西安、古称长安，为唐朝建都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国祚人文，都是最兴盛的，其所以兴盛的原因，是因那时的佛法，发展到了极点，人们的心里，普遍的有着生善灭恶的趋向。晚唐以后，佛法渐趋没落，直到现在，这个古代长安名城中，除看到一些受自然的蚀剥和人为的摧残的佛教遗迹外，其他在西安附近一带，已竟看不到佛法的存在了。
我到西安时，首在佛化社讲维摩经，次讲金刚经，心经。以后由崔献楼等几位居士，陪同我到各灾区巡回讲演。崔居士就便在各地，深入民间，混在难民丛里，调查施赈和受赈的情形。有一次在一个破庙里，崔居士看到当地老百姓，抱一堆山柴在庙里烤火取暖，火的周围，围一大群人，身上穿的破衣烂衫；脸上面黄肌瘦，一望而知是一般穷苦的老百姓。崔居士先和他们闲聊天，说了一起话，后来崔居士说“我告诉诸位个好消息，过几天上海来人，到这里来放赈，这个消息大家一定乐意听吧！”他说完这话之后，大家都没做声，和他说话的那人，扭过头来，泛起了白眼，看他一眼，哂笑了一下，像不屑理他的样子。崔居士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好消息，他们听到不但不乐意，反而哂笑发愁，于是他虚心的去追问。其中一个年纪较大；而又好管闲事的人告诉他说：
“哼！不来放赈还好，来一次就把我们害透了。上次预备放赈的时候，镇上问事的人，先通知我们，说有委员来放赈，我们要先请请他的客，每户先捐壹吊钱（五十枚为一吊）你想：穷人家，一枚钱都难找，那里来的壹吊钱？但没办法，为领赈济，去当东西，也要把这壹吊钱去交上。结果他们得了这些钱之后，自己吞肥，吃喝一起。后来，左一次登记，右一次调查，一般穷人在朔风凛洌中，排长龙，天冷，肚子饿，等一多半天挨不上班，还不许动弹。结果，延迟了半个多月，每人发给十八个铜钱。一般穷人们，受冻挨饿，踅蹬了半个多月，不但得不到实惠，反而赔上了壹吊钱，所以不赈济还好；一赈济倒更给穷人添灾害了！”崔居士听这话之后，知道是地方办赈人吃私，不论其是局部或普遍的是这种情形，但总是一种弊端。他把这话告诉朱将军之后，气得他顿足拍桌子，以后，朱将军亲自到各灾区发放，不登记，不调查，只要是真正饥荒地区，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把大家招集来，问他写一个名字，盖一个手印，在那个绿色盘子里，给他染一下手（因绿色一时洗不净，鉴别恐有领双份的；）一个村镇，就实际人数，用不了半天工夫，完全发放完了，当时我为了给一般穷苦的人结缘讲演佛法，在风尘仆仆里，跟他们走了大概有十几处地方，往西快到陈仓口，接近四川边界了。
那时，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和杨虎城都在西安，还有其他有名的几个人，一块请我吃饭，说大慈恩寺预备传戒，请我为戒师。我因到西安是个客卿，大慈恩寺原有住持，乃让该寺住持为得戒师，我当羯摩，在戒期里帮忙。戒期完毕后，朱将军又发起在西安大兴善寺立僧学，这个庙和大慈恩寺都是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大兴善寺共有七层殿，院子虽然比原先已竟缩小，但在里面还有一百多亩地。因年久失修，状甚荒凉！当时还计划要重修，不过没大力量也很难办到。
关于办学的事说妥后，当时招起来二十一名学生，朱将军请客筹款，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和戴传贤各捐五百元，加在外所募共两仟元，作为办学经费基金，学校吃饭由筹赈会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