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去日本时，台源也由哈尔滨赶到北京要参加，因他来的已迟，手续没办妥，人数已足，没能去。他想回哈尔滨，我没叫他去，留他在弥勒院替我主持办学。因他有点才器，虽是新出家，对普通经，还能讲一讲。他原先那些旧习气，也都改掉了些。把他留北京之后，乃请定西法师回哈尔滨。
九月间，中华佛教代表团组成，道阶法师任团长，把去日本的手续办妥，路费由中国政府发给，每人三百元，至下关登岸后，费用由日本负担。张景南居士也一同去，他是自费，私人去日本旅行，不过和开会的人一块走。
那次去日本的人位，南方有太虚法师，持松法师，弘伞法师，王一亭居士。北方出家代表中有道阶法师和我；居士有胡子笏（妙观，）其他还有好些人，一时也想不起来，连当翻译的共二十六人。其中有一位被人誉为才子的曼殊揭谛大师，那年他已四十几岁，文学很好，是一个学士派人。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为人很狂放，一行一动，都潇脱无羁。大家知道，这位曼殊揭谛，和做小说的稣曼殊，（曼殊大师，曼殊和尚曼殊、）是两个人。稣曼殊也是中国父亲日本母亲，为中国新时代中风流才子人物。一生倜傥不群，天资卓绝，会好几国文字。按佛教来说，不知在那世修下这么点慧，因为没有福来辅助，慧也成狂慧了。所以他所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些风花雪月，满腹牢骚。他的外表长得很好，可惜是一个天阉，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在他的著述里，他自己也说：“遭世有难言之恫！”生平爱吃糖，爱吃冰，往往拿这个当饭吃。后来他觉得在世上活着无味，三十几岁就把自己作践死了，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和我一块去日本的那位曼殊揭谛，也很有才器。专门学密宗，对中国其他各宗也很熟。举止动作很洒脱，不拘小节，对我很投缘，没事就找一块闲谈。说话有些天真气派，和我还很谈的来。其他那些新学派人，他都对人不大接谈，说话也冷酷的很！
去日本时，因路程太远，我怕晕船，没能和大伙同行，乃改由陆路，和张景南，一块坐火车到朝鲜釜山。那天正是九月九，有很多人去登高。从釜山坐船到下关，再从下关坐火车到神户，在东极乐寺聚齐。日本车道很窄，两旁满是稻田，一点空地也没有。偶尔望见一些小村落，散布在荒野里，都是些木板房，很矮，很整齐。一路并没看见有牛马，不知养在何处。从神户到东京，车行一夜，到处欢迎，小学生唱歌表演，弄得一路没睡觉！
第二天到东京，站上预备了四十多部汽车来迎接，每人给一个牌，对号坐车。
太虚法师，早已去过日本，朋友很多，这次去日本，他的朋友，都到车站来欢迎，见面握手寒暄，比别人分外忙碌。有一位日本夫人，大概是某僧正的太太，手里拿一个大花圈，到太虚法师跟前：“你就是太虚法师吧！”说着猛一下子把花圈套在他脖子上，表示欢迎。太虚法师正在冷不防，这一来，把他骇一跳！
开会的人，当天住东京增上寺，庙很大，很干净。日本僧人叫佐伯的，负责来招待我们，很殷勤，很周到。喝过茶不一会，来好几班小学生，穿得很整齐，唱歌，舞蹈，对开会的人表示致敬。第二天，日本和尚，给开会的人，每人赠一件花料衣，每件约值拾几块钱。别人接过来，都在手里拿着，惟曼殊接过来却戴上，大伙都觉得好笑。问他他说：
“这是日本僧人对我的敬意，送我东西是光荣的事，如果不戴上，对不起人，有负人之敬意。例如有发丧的，丧主赠给你一个孝帽子，你必须戴上，不戴就是却之不恭。”既然他这样说，也没人和他辩驳，其怪僻滑稽至于如此。
在东京吃饭时，每吨都吃大米饭，日本人饭量小，他知道中国人饭量大，特意给多预备的饭。菜亦很好，很洁净。吃饭没有汤，饭后以小泥壶泡好清茶每人一壶。我因到东京后，始终没喝够水，渴的难过，使小壶喝又觉不过隐，给泡上一小壶，几下就喝净了，因茶叶好，像中国的龙井雀舌一样，搁的又多，泡一小壶挺艳！我因头一天喝茶喝的过多，后来闹痢疾。自己开一个药方，无中国药，吃日本药亦没见效。
日本人对中国垂涎已久，处处发扬他国的团结精诚，宣传文化思想。其实看看他做的事实，满不是那回事。对人所谓亲善，无非是一种口头宣传，炫惑人的耳目。这次召开东亚佛教联合会的意义，目的也就在此。
开会时，也并没有什么重要议题，无非表面上一种形式，为借开会机会，让人看看他国的强盛。我们同去的，有一位在北方很有名的胡子笏居士，他过去做过福建省巡抚，晚年皈依佛教，全部家产都供养庙里，对信佛很诚恳。平素他的赋性很耿直，很狷介！向不会逢迎。心里有不平的事，到该说话的时候，无伦对方愿听不愿听也要说。开会时，他起立发言，问开会召集人水野梅晓说：
“此次开会，名东亚佛教联合会，名实不符。东亚的国家很多，现在只有中国一国出席，其他所到的，如朝鲜、台湾、这都是日本的殖民地，算不得另外一个国家。中国和日本是邦交，不能和朝鲜、台湾、相提并论。按理来说，应当把‘东亚’两个字，改为：‘中日’两个字，方为妥当。”
水野说：“这次开会，对暹罗、缅甸、印度、凡东亚各国等，都去公函，让他们派人参加。不过他们都没来，现在他们不来，我们也要开会。”
“出席人不及半数，那能算开会。”
“我们不管他够半数不够半数。”水野说：“因为中日是兄弟之国，日本文化，及日本佛教，都是由中国传来的，中日亲善，是日本报答中国的恩惠！”
“不说报恩还好！一说报恩，倒把我们吓一跳！”胡子笏说：“过去，我在日本留学，有一位大隈伯先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演讲，说中国和日本有多少年的历史关系；而且都是黄种人，日本的佛教、文化、等都是由中国传来的，日本对中国应当报恩。正说要报恩，接着就来了个‘五号二十一条件’就这样报恩吗……”
胡居士是做过大事的人，对于大小场面都有经验，平常也向不会给人打溜须，做事很慷慨，有话也敢说，把水野说的满脸通红，无言可答，会亦不欢而散！无论中国政府当时强与不强，这次日本开会，总算没给中国人倒架子。
会后，同去的人，都留在东京多住几天，游览日本景致。我因闹痢疾，不能久留，乃与张景南自门司至釜山，坐火车回国。临来时，经东京车站，正九月天，日本人开展览会，比赛菊花；红的、黄的、白的、争奇斗艳，有一千多种。花朵肥硕，有像人头那么大的！好看之极。会内到处有招待员，青年小伙子，个个都精神充足，生气勃勃，动止活泼，无论办什么事都机警得很！不但是这一处，到处都是那样。当时我曾起一种感想，唉！日本人对中国既然早有存心，如果中国再不自强，将来必定受制于日本。试看中国人，精神萎靡，如痴如呆，和日本人比起来，简直像大傻瓜一样。这都是因为政府当局，只知为个人争权夺利，而忽略了民众教育；致使整个中国，陷于麻痹状态，精神涣散，不能团结。还有当时东北一些要人，地盘都让人占去了，他还在舞场跳舞，这样国家如何能兴！
从日本回国到奉天，正值郭松龄倒戈，时局紊乱，火车不通，不能回北京。时张作霖，已入长春日本租界。到十一月间，接北京来信，说董事，走的走了，死的死了，（马冀平已死）弥勒院学校无人管，亏款壹仟元，让我想办法。当时我找张景南拿二百块钱，又从旁凑三百元，一并汇至北京弥勒院，维持现状。后我又去哈尔滨，找校董，每人每年担任二百元，有二十人，每年四千元继续负担三年为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