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对他老所送的吃食品，已竟就愧不敢当，何况又送我这么许多钱，我就于心有愧，更不敢接受了。不过，无论如何，他要让我带去，我不要，他硬往我兜里塞，横说竖说他是不能再带回去。末了，我们俩推辞了一起，他说：
“无论如何，你带这二十块钱作路费吧！不然我拿回去，你不知老法师的脾气吗，他一定要责备我，回去我无法交代。”
两个人争执了半天，我心里很不安地受下了，这真可说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在船上我们俩谈了一会，他总对我挽留客气。
不一会，妙真法师也赶来送我，因为我们两个住同寮，相处的感情很好。他回去看我单上的东西没有，就知道走后不再回来，所以才跑来送我，两人见面之后，他说：
“你走后，叫老法师很生气，因为他对你很关心，你走了之后，他以为你还没走，自己拿了拐杖，到楼上寮房里去看你，不想到单上一看，东西都搬光了，气的撅著嘴去问仁山法师。仁山法师说：‘哼！老法师你还以为他再回来吗？他早已就要走，在没告假之前，老早就把衣单搬出去了。’老法师听了这话，气的把拐杖在楼板上一拄‘喝！倓虚这个东西！告假走了不回来，叫他走吧！我这里有他也可，没他也可，我知道他是半路出家，在庙里受不了这种清苦，又要回家还俗去了。’说完这话，撅着嘴拄着拐杖，迈步龙钟的下了楼，又回到自己的寮房。待一会，老法师的气稍微消一消，叫监院师傅买水果和点心，又拿二十块钱，叫他给你送来，究竟老法师也不知你还回来不回来。”
我听到这些话，感惭交并，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我对妙真法师说：
“老法师既然始终待我这么厚道，我一定再回来的。”
我们两个人一边谈闲话，我在心里一边想：我从最初到观宗寺，老法师就很器重我，处处对我垂青，另眼看待。这一次我假装告暂假不回来，预备到别处去参方，这是我对不起老法师的地方，老法师为了我不回来，对别人说了些责备的话，激烈的话，这是对我的一折。末后气消下去，又送我水果、点心、钱、这是对我的一摄。一折一摄，得算对我尽到了慈心，无微不至！我真感激！直到现在，我脑子里萦回着他老的神情态度，和那一副慈祥的脸。还有永远使我不能忘掉的，就是他老对我的那分慈悲和热心。
在人生过程里，没有比当学生这个阶段再痛快的了。我十几岁时，念几年书，当了几年小学生，四十几岁以后，又当了几年老学生。这一次离开观宗寺，在人生舞台上算是又演过去了一幕。现在回想一下，旧时的同学，能再聚在一块，过着学生时代的生活，这真是不容易的事。古人说：‘水萍云鸟，聚散无端，别时容易见时难，’的确！别后所感到的，除无情的岁月，像流水般的消逝外，余在心头的，只有一些旧时的情绪，让人不时的怀念着。
（二）悲秋作客住留云
九月天气，在路上走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冷。暖煦的和风刮着，吹在人们的身上，反而觉得有些热。这时候，如果在北方的话——尤其东北——已竟看到树叶落下，草色也枯了，四下里望一望，寥阔的天空，觉得冷落萧疏得很！记得在焰口上有这么两句话：
‘暮雨青烟寒雀噪，秋风黄叶乱鸦飞。’
这两句话的本意，是形容人世无常的变化景象，其中有些凄凉萧瑟的意味，但在世俗上说，如果拿它来形容北方的晚秋维妙维肖，最恰当不过。
可是江南的气候，确是与北方不同，虽是九秋天气，还是热得很！树上的叶子，和野地的草，都还湛绿湛绿的。坐船走在江心里，从遥远处一望，山色水声，蓼红芦白，江岸上的人家，疏疏密密的，房舍栉比，真像一幅画图。就这样我一边走，一边了望，从宁波走到上海。
在我离观宗寺之前，禅定和尚老早就到了上海，等我到上海时，就和他一块同住留云寺。
我初到留云寺的时候，并没把我送到十方堂去，因为禅定和尚是留云寺的退居，而我们两个又是同学，相处的感情不错，在人情方面来说，多少要有些关照，所以我在留云寺住了十几天，都是挂客单。
说到这里，心里惭愧的很！我一辈子有三件出家人的事没做过：第一是没当过侍者，不会伺候人。第二是因为自己岁数大，出家晚，不会敲楗椎。第三自离开学校之后，就随了各种成熟的因缘去宏法，没有挂过单。这是我很遗憾的地方！后来因为岁数大，整天为了法事去忙，也再无暇去学。不过我对这三件事情很注意，因为这是出家人应当要会的事情啊！
在留云寺住十几天，一切饮食起居，都是以客情待我。南方吃的大米饭，比北方大米好，雪白喷香，我一顿吃三碗。因为那种大米油性大，吃了三天，再吃不这么多了，后来只吃一碗。北方人吃大米饭并不很习惯，过几天，我出去溜湾，见留云寺傍边有一个胡同口，距留云寺不很远，里边有一家素混饨馆，化一毫钱，吃一碗混饨，还有五个大烧饼。每天我在庙里吃一顿大米饭，再去下一次混饨馆，虽然才化一毫钱，吃一碗混钝五个烧饼还有剩，可见当时物价便宜！
在这里挂半个多月的客单，禅定和尚把缘簿整理好，我们一块坐船，到南通去找张季直。他是前清一个状元，最初从事实业，毁谤佛法，不信佛。晚年无子，因供白衣观音，一年之后，生下一个儿子，自此之后，才对佛法有了信仰，并且信的很恳切！他在南通一带很有声望，家里也很富足，去找他化缘的人很多，差不多都能应酬。我们找他化缘的时候，正赶他闹疟疾，在缘簿上写壹百元钱，给壹百块现大洋。从南通又坐船到天津，住清修院。后来又去营口，哈尔滨，这几个地方，我原先住过，比较熟一些。从营口又去沈阳，住万寿寺，光绪二十一年，禅定和尚曾在这里当过知客，所以在这里联络起事情来，他就比我熟了。
从沈阳回到北京过年，住平直门外圆广寺。那时候，北京政府是段执政（祺瑞）。他很信佛，我和禅定和尚去找他，还不错，他捐一仟块钱。后来我们又递呈文，呈请印刷藏经，请求政府许可，全部藏经板，都在柏林寺保存，请求印刷藏经的，已经有三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