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说竖说，在喇嘛方面是让不过去，无论如何得要白将军抵命，蒙古政府，马上要出兵造反。白将军看事不好，恐怕连累了自己的主上，这才答应与活佛抵命。他本是康熙皇帝的爱将，当然不忍杀他，但事情迫到这里，又不能不杀。后来康熙皇帝一边哭着，一边才把他斩首。

此后，康熙皇帝回北京，白的灵魂不散，仍然跟着康熙皇帝一块走。到了半道康熙皇帝忽然想起白将军来，很难过的，不禁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白爱卿啊？你去时一同去，来时不同来。”

这时忽听旁边有人答话说：

“臣虽已死，仍在保驾回京！”

康熙皇帝听到这话，不禁毛发俱竖，打了一个寒颤！

十法界中有鬼道，闹鬼一回事，在我们人间来说，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原因是年轻人血气方刚，意志坚强，偶而遇到不合理的事，致于横死，他的冤魂仍是不散。普通人有三魂七魄，死过之后，他的业力发现，末了还有一个守尸魄，恋守着尸首不肯走。这就是人们一生的贪心太大，我执太深的缘故。（当然也不尽然。）岁数大的人，临终的时候，不是横死，就轻易见不到闹鬼的事。例如：一堆正在燃烧得很旺的火，忽从上面浇一瓢水，火虽已灭，而它的余灰中，仍然有热性，并且还吱啦吱啦的响。如果是燃尽的余灰，内中没很多热性，再浇上点水，就更显得凉了。这比如一个气魄极度衰弱的人，气息奄奄死过了之后，再也出不了很凶险闹鬼的事。

上面的事，都是从出家人受拜不还礼引出来的，这虽是题外的闲话，大家也应当知道。

闲话搁起。再说那家送座的，头一天送座之后，他们本宗的祖师像，在另一个寺里供着，第二天照例要拜祖，同宗的人不许可，托人通融，才得允许。那时候广济寺还很荒凉，不像现在那么整齐。悟然老和尚是北方人，已竟退居，即由现明和尚任住持。他是湖南人，作事很有见地，有本领。论知识，论应酬，都能高人一筹。他一生对佛法供献颇多，讲经期间，他曾邀谛老吃一回饭，我们几个随从的人，也一同跟去。这在当时的各寺来说，得算别具智眼，和出人头地的事。

一九四一年，现明和尚圆寂，正赶我在北京，预备发龛期间，还请我到广济寺讲一期经，末了我又给现明和尚举火荼毗。

上面的话，说起来好像谈论人的是非，其实我并不是专门来说是非，是为的说明那时的北方佛法，已经不容易往外宏扬。第一是因为有派系闹意见；第二是太散漫，不团结。虽然出家人以宏法为家务，而时势赶的，把自己的本分事业都忽略过去，就是有了宏扬佛法的法师，而人们并不欢迎。就拿整个北京来说，有一千一百多处庙，大丛林七十几处，才不过有几处欢迎谛老法师，可见当时宏扬佛法之难了。

第九章　观宗学社二年

（一）观宗学社改组前后

我随同谛老，由春间三月天到北京，在路上来回还耽误了很多日子，到了七月间，一部圆觉经讲圆满了，马上又准备回宁波观宗寺。

在临走之前，有交通部长叶恭绰居士，还有铁路督办蒯若木居士，他们两个人，对弘扬佛法上很关心，看到谛老已经这么大岁数；同时也因为北方佛法不振兴，劝谛老培植人材，继续弘法志愿，打算留谛老在北京，办一个佛学院。

谛老，对办佛学院的心很切，就是自己力量薄弱达不到。过去在南京办一处僧师范学校，因为经费拮据，遂告停顿。后来回到观宗寺，自己又勉勉强强的立一个研究社。这一次，他们几个居士，又留谛老在北京办学。预备将来宏扬北方佛法。谛老当时因为观宗寺的工程未修完，还得继续去修；同时，还因为过去在南方有几位居士很热心，亲自拿钱来办佛学院，不想过一年多，心就凉了！找谁拿钱谁也不出头，也找不到，末了还是自己为难，因为第一次上过这种当，所以后来遇到这样事，就不敢轻易接受。

谛老把这种意思给他们大家一说，蒯若木居士首先回答谛老说：

“莫作同样看待，如果你老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先拿钱！”

于是叶部长和蒯督办，他们每人先拿出一千块钱的现大洋，其他居士，随便乐捐，谛老这才接受办学的事，专门研究佛经；并且把学校附设在观宗寺，不在北京。

谛老从北京回宁波后，就筹画办学的事。把原先的研究社，改组为观宗学社，（并没立案）学生有从原先研究班里挑出来的，也有后去的。分正预两科，正科二十名，预科二十名，一共四十几个人，我在正科里。那时候禅定和尚已经在上海留云寺退居，四十六岁又到观宗寺当学生，我们两个人相处甚好，我也很敬佩他；还有仁山、（以后在那里当监学）妙真、我们相处都不错。虽然与宝静住同寮；但是我们的交情就稍差，原因是他年纪轻，才二十多岁，可是他很好学，天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