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入京前后

我们在烟台，住了一天，接着船开到天津，又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在北京并没住庙，因为居士们早已给找好了下处，住在大象烟卷公司。屋子很宽大，每天吃饭的时候，从馆子里包素饭。仁山法师为了戒莲的事，还故意到谛老那里去说：

“老法师！戒莲师已竟跟来咧，你老看叫他自己买着吃？还是跟我们在一块吃好？”

“嗯——叫他在这里一块吃吧！”

“那么他现在还没地方住怎么办？”

“嗯——叫他跟你们两人住在一屋还不成吗？”

经过仁山法师这么一说，戒莲才放下心去，他的事这回算妥了。

北京、是中国的古都；也是一个文化重镇，一进车站，就远远望见许多黄琉璃瓦；和绿琉璃瓦；宫殿式的建筑。讲经的时候，是在江西会馆里，当初是张勋修的，里面很宽敞，在戏楼上讲经，听的人也很多。谛老白天编讲义，晚间讲经，因为便于一般公务员听讲。当时有蒋竹庄，（维乔）江味农，（杜）黄少希，（显琛）听谛老讲说时，随作笔记，晚上把稿子整理好，第二天再呈给谛老去校正。谛老每次把稿子看完的时候，都是说：

“啊？我昨天还说过这许多话吗？自己还不知道哩！

”最初说这话时，他们都以为谛老是为勉励后学，自己客气。后来每次送稿子的时候，谛老总是这样说，于是他们几个人就问谛老：

“你老讲经的时候，固然称性而谈，那里有自己说的话，真的就不知道吗？”

“可不是！我自己讲过之后，也不知对里面的道理，究竟怎样发挥的。”

这一说，使他们大家更加疑惑起来，于是谛老就把过去讲法华经入定的事告诉他们，这才把他们的疑惑解释开。

因为谛老夙世善根深厚，本是大权示现，乘愿再来的人。他在未出家以前，也曾习过医生，二十岁出家，二十六岁就在平湖，福臻寺替敏曦老法师代座复讲。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二十八岁，在杭州六通寺开大座讲法华经，有一天，讲到舍利弗授记品，自己寂然入定，默无一言。等出定之后，在舌上生出一朵莲花来。自此之后，深得语言三昧，一生说法，辩才无碍。这种修持工夫，与专门学习记诵者，绝不相同。所以谛老一生讲经，并不是专靠在语言文字里去学，多仗自己夙慧，和自己禅定的功夫。说到这里，我希望后来的人，也跟着古德学，不要专在名言文名句上去用功，因为那是浮面的，而不是究竟的。

谛老讲完圆觉经后，把蒋竹庄和江味农的笔记，集在一块，题名圆觉经亲闻记，并为之题辞。凡是在那里听经的，都有名字，当时编成戊午讲经会同缘录，附在讲义后面，因为我也在内，所以经的后面，还有我的一个名字。亲闻记和谛老的讲义，都由蒋竹庄居士托商务印书馆印行。后十二年，（一九二九年）海监徐肇华兄弟，为其祖母生西祝福，发愿刻经，请问谛老应刻那种经，谛老让他刻圆觉经讲义亲闻记汇编，由蒋竹庄居士任编汇之责，书成名曰“圆觉经讲义附亲闻记。”雕刻木板，存杨州宛虹桥，众香庵。不过那时候在北京办一个讲经法会很困难，各庙都不欢迎。据佛教会登记调查，全北京城，大小有一千一百多处庙，在这么多庙子里，没有一处请法师讲经的，而且听经的时候，他们连听都不听。因为清朝以来，北京的旧风气，都是以经忏交际为主，如果能对经忏佛事拿得起来，再能交上某督抚，某提督，或王爷，就成功了。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很舒服，而却没有人发心出来宏法。这也难怪，因为在过去，旧风气不开通，很少有人提倡，一般人也不知道这讲经的好处。近几年来，幸而有居士们发心，提倡办讲经法会，使一般人也闻闻佛法，种点善根。

那时候，慈舟法师，还在各处挂搭当参学，每天也跟谛老去听经。他最初住在南城外龙泉寺，距江西会馆很远。晚上听过经回寺，寺里已竟关门，和他同住的人们，都不满意他去听经，所以到时候门都叫不开。后来他便迁到城内，关帝庙去住。

讲经期间，谛老病了一次，由仁山法师代座。因为我过去对医道研究过，就给谛老看病开方子，吃几剂药过几天就好了。那时正赶北京的乩坛很盛，有一位姓白的白城隍，在西城琉璃胡同，钱宅降坛，自言每天到法会去听经，其中有听不懂的地方，拟请谛老亲自到坛上问一问，谈一谈。起初谛老去不去还在犹豫，若以我的意见，那都是外道门，可以不去。但仁山法师以好奇的心理，无论如何要怂恿谛老去。我在谛老跟前，得算资格浅的人，戒莲更不用提，最后也没拦挡住，谛老就去了。

到那里，在乩坛里用乩笔与谛老谈话，非常客气，一见面把谛老赞扬了一顿，并自称每天晚上率领很多鬼魂去听经，维护道场。其中已有很多鬼魂，闻经听法，受到度化。后来又陈述他部下那些业障重的饿鬼之苦，问救济之法，谛老说：

“每年七月十五，观宗寺办盂兰盆法会，晚上放焰口，用观想力量，救拔一切饿鬼，不知能远及北方否？”

白城隍听到这话很欢喜！很感谢！说是谛老的观想力量，很相应，一定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