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禁想问，这场折磨中国长达400年的巨大“浩劫”，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背锅的宦官和黄巾起义】
最常见的答案说：是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轮流干政导致的！
可是这个说法，有很大的疑问。因为宦官和外戚干政，从来就是常见的政治模式。之前有，之后也有，没道理这一次就格外惨烈！具体到东汉，宦官和外戚轮流上台，从东汉的第4个皇帝就已经开始，历经了100年、共有6次更替。可见，这种机制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有人说，因为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腐败，最终不可救药了嘛。可是在189年，外戚何进被杀死，袁绍便封锁宫城，一举将所有宦官都杀光了！！居然能这么“轻松”地将宦官全部杀光，说明宦官的势力还相当有限，离“权倾朝野”还相当远。但更大的问题是，400年的浩劫才刚刚开始，宦官就已经死光了，如何承担得起“背锅”的大任呢？
还有一个答案说：是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使社会混乱导致的！
黄巾起义涉及十几个州郡、几十万人，确实规模浩大。但是，仅仅一年，起义就被平定了。虽然几年后，各地黄巾军再起，但相当分散，规模远不如第一次。在这400年里，有数不清的战争，可是有多少次，战争的一方是黄巾军或者“暴民”呢？简直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黄巾起义同样也背不起个锅。
那么，到底是谁躲在这口大锅的后面呢？只有重回历史，去找寻答案……
【难题下的独尊儒术】
快闪回到三国的400年前，在秦末的大起义中，汉高祖刘邦率领一帮真正的平民子弟（贵族极少，屈指可数），摧毁了几乎所有贵族势力，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平民政府——汉朝，史称西汉。
西汉有两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一个是政府的合法性的问题？刘邦可以在短短数年内，从一个地方小官吏，起兵推翻皇帝，自己称帝。那么其他人是不是可以依样画葫芦，来推翻你呢？
另一个是政府的后备人才的问题？在秦朝以前，贵族子弟接受教育，能识字读懂公文，可以到政府做官。可是到了西汉，贵族阶层在战争中被彻底摧毁，而靠战功兴起的开国功臣，都是平民出身，人数很少，也没有教育子弟的习惯。因此，人才极度匮乏。
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董仲舒在儒学中，融合阴阳五行的思想，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解决了政府合法性的问题。
额外说一句，用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解读世界，在今天看来颇为可笑，但在当时恐怕是最合理，最“科学”的解释了。直到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说某某心火太旺、肾水不足……可见它影响力，深远得可怕。
独尊儒术能够成功，最最关键的举措是建学校。核心的逻辑是：只有从学校毕业才能到政府当官，而学校里只教儒学。学校解决了培养后备人才的问题，而只教儒学，则使其他学说失去了发展的土壤。可以说，儒学抓住了历史机遇！
当然，独尊儒术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汉武帝起，经过了大约100年，到汉元帝后，满朝官员几乎全是儒家学校的毕业生，独尊儒术才算真正落到了实处。
【读书人都是贵族】
在当时，能进学校是一件非常、非常“奢侈”的事。蔡伦发明“便宜”的纸是东汉以后的事，要真正得以流行，还要很长的时间。西汉就只能用竹简、木简，或者更贵的丝帛来写字，普通人家根本无法承受。因此进学校、受教育是一个极少数人才能玩的“游戏”。这群能读得起书、玩得起“游戏”的人，垄断了政府当官的资格，成为新的贵族，也就是“读书人贵族”。
当时选拔官员是采用察举制，也就是推荐。理论上，这个制度的确能选出优秀人才，没什么问题。但时间一长，就慢慢变味了。读书人越来越多，这个一年一次的推荐机会，就太珍贵了。于是，官员们大多只推荐“自己人”，如学生、朋友、亲戚等等。于是，许多州郡的推荐名额，就被少数几个大家族给垄断了。这些大家族被称为士族。
士族世代在中央政府任高官，是“读书人贵族”中的贵族。而其他读书人，很难得到推荐机会，被称为庶族或寒族。寒族从学校毕业后，要么是给官员当僚属，要么隐居起来做研究，要么结成团伙（党人）、评论朝廷（清议）、做点出格的事，引起注意，以博取被推荐的机会。
也就是说，同样是读书人贵族，又分成了士族、寒族两个阶层。士族、寒族虽然一起在学校学习，却有着不同的命运。随着东汉末年学校大幅“扩招”，寒族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不公平的矛盾就越发凸显。
【儒学的分路口】
再看看儒学本身的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毁掉了一些民间书籍，再加上战乱，尤其是项羽攻破咸阳后，一把大火把皇家收藏的书籍全烧了。这使得到西汉时，许多书只能靠老儒生背下来，因此难免残缺不全，互相矛盾。
因此必须要重新解读这些儒家经典。这带来一个好处，就是在重新解读时，比较容易融入新思想。比如，董仲舒就在儒学中融入了阴阳五行的“新”思想。这种用新思想来重新解读“旧”经典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要在旧东西上融入新思想，难免牵强附会，这是一大缺陷。但优点也很明显，就是能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因此今文经学是非常关注现世问题，是支持改革的。
可是作为一个学问，既牵强附会，又时常变化，就不得不让人质疑了。到西汉末年，有人发现了秦朝以前、用篆文写的古书。古书和“今书”的不同，就更让人质疑了。随后，出现了大量古书（后世证明大多是伪造），于是古文经学兴起。它的主要思想是：溯本求源，寻求经典的本来意义，而不管时代的变化。
今文经学是学校的官方教材，一直到东汉都是如此，而古文经学则在民间流传。
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让儒学遭到巨大挑战。王莽是当时儒家学者一致认同的“新圣人”，按儒家的“天道”轮替，和平地取代了西汉。然后，他又按儒家的理想，进行社会大变革，结果却是“前所未有”的大失败。这场失败可以说是儒学的一次“完败”，刻骨铭心。
自王莽以后，儒家学者就闭口不再谈“天道”，也不谈改革了。今文经学不再谈改革，就只是官场的敲门砖，没有了活力。而“读书人贵族”也失去了改造现实世界的宏伟志向，人生奋斗的目标变得模糊。“与世无争”的古文经学就更加盛行了。
【宗教笼罩下的东汉】
建立东汉的刘秀，是个从儒家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上台后，更加强化了儒学的地位。公元56年，他“宣布图谶于天下”，将谶纬之学官方化了。谶[chèn]是预示吉凶的隐语，也就是预言，发展到现代就是求签。纬是纬书，与经书并列，是将孔子神化的一类书。说白了，纬书就是孔子创造世界的“《圣经》”。
公元79年，东汉召开全国经学讨论会，即白虎观会议。会议统一思想，将谶纬与原来的今文经学融合，成为了学校的法定教材。与此同时，基于儒学的国家祭祀体系也建立起来了，如封禅、明堂、郊祀祭天等等。可见这时，儒学的宗教氛围非常浓厚，已经变成了“儒教”，并且是东汉的国教。
与西方做一个对比，儒教相当于“基督教”，儒家学校就相当于“修道院”，而读书人就是“修道士”。东汉的政府官员清一色全都是“修道士”，可见东汉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是儒教的专政！其中士族相当于“红衣主教”，是儒教专政中最核心的权贵。
如同西方的“中世纪”，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思想上“不可置疑”，武力上也“无可匹敌”。因此这种体制，就像是一块大铁板，难以撼动。西方用了整整1000年才走出中世纪，中国又会如何呢？
【艰难走出“中世纪”】
我突然明白了，这场折磨中国长达400年的巨大“浩劫”，就是中国人试图打破儒教专政，努力走出“中世纪”的艰难抗争。
1、宦官的干政
宦官“干政”，可以说是最直接抗争！
宦官大多出自平民（除了少量处以宫刑的罪臣外），而不是儒教“修道士”。宦官并不是只会“低三下四”照顾主子的佣人，而是负责宫中事务，甚至掌管军队的内朝官员。他们的实际执政能力未必比只重道德的“修道士”差，比如造纸的蔡伦就是负责供应宫中物品的宦官。
东汉末年（178年），在宦官的支持下，汉灵帝设立了鸿都门学。这所学校，不学儒家经典，而是以辞、赋、书、画等文艺为主要内容，学生毕业后也可以当官。开办非“儒学”的学校，可以说从根本上动摇了儒教“专政”的根基。这也就是“党人”为什么如此痛恨宦官，非要把他们赶尽杀绝的原因了。
顺带一句，偏文学艺术的鸿都门学，出乎意料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文艺天赋。这使得魏晋以后，文艺得以蓬勃发展，远超汉朝。
2、道教的革命
这时，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已有上百年，但一直水土不服。而中国本土的道家，受到了这个外来宗教的极大影响，发展形成了道教。184年，席卷全国的黄巾起义，就是道教对儒教专政的一次宗教革命！
有人说，不对啊，黄巾起义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起义！要知道，黄巾起义的原计划是“勾结”宦官，在京师洛阳起事，可见它的成员构成，绝不是只有农民那么单纯。而且，“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巾军的政治目标是要夺取天下，而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已。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宗教的产生，是需要“天大”的机缘巧合的！你看全世界几千年，有影响力的宗教，屈指可数。而黄巾起义是道教第一次“登台亮相”，毫无疑问，它的宗教意义要远远大于农民起义。
三国时期，张鲁在汉中的“五斗米道”，就是用道教来统治天下的一次真实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关中尚未平定，就急匆匆想越过关中，去攻打张鲁的一个背后原因。
黄巾军被平定了，张鲁被消灭了，但道教并没有灭绝，依然在民间流传。到南北朝时，道教进行宗教改革，放弃了夺取天下的政治诉求，与儒学融合，成为影响中国的一个大宗教。
3、法家的努力
公元189年，董卓进京，废立皇帝，各州郡起兵反对，从此群雄割据，天下混乱。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立的汉献帝的合法性存疑，得不到大家的承认。但也说明，对于袁绍、曹操这些“群雄”，已经敢于挑战“君臣”礼仪。儒教的“不可置疑”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曹操的父亲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算是宦官身世。曹操的思想偏法家，在统一北方后，他曾多次提出要“唯才是举”，试图打破儒教“修道士”的垄断。
诸葛亮也是典型的法家思想，所以只能隐居隆中，得不到儒教“修道士”的认可。如果不是刘备三顾茅庐，他恐怕永无出头之日。
曹操、诸葛亮虽然是一方的大Boss，都极力推崇法家，但依然无济于事，无法动摇儒教“专政”的根基。因为所有学校都只学儒学，天下没有“批量生产”法家人才的机制！
4、玄学的叛逆
种种直接对儒教专政的抗争，全都失败了。但思想上的抗争，没有停下脚步。魏晋时流行玄学，玄学的主旨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深，意思是：不断地深入思考，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这种探索精神本身，便是对儒教的深深质疑。
正是在这种探索精神下，崇尚“自然”的道家受到重视，无神论也开始出现，谶纬之说越来越站不住脚。公元267年，晋武帝司马炎下令废除谶纬，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去神化运动兴起，孔子走下神坛。当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直到宋朝，欧阳修还提出要删去经书中的谶纬内容。但从此，谶纬之学衰落，许多相关的书籍被彻底禁绝，没能流传下来。
三国以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魏晋名士的放荡不羁了。他们身居高位，不好好工作，却嗜酒如命，还嗑药（五石散）、裸奔等等。这些明显不符合儒家礼仪的狂放行为，为何却在“修道士”中备受推崇呢？这是因为“僵化”的今文经学，无法提供值得奋斗的人生目标，便转而走向“叛逆”。西方的“修道士”也曾有过这种虚伪腐化的阶段。
魏晋名士还喜欢清谈。清谈不是简单的聊天，而是具有强烈宗教氛围的讨论和思辨。清谈有一定的仪式，有一定的讨论主题，大多是哲学问题。这就使得，世界观非常有深度的道家思想，常常成为清谈的主角。而既有深度，又逻辑严密的佛学思想，也在随后加入，成为另一个主角。
于是，在思想上，儒、释、道开始趋于融合。
5、科举的融合
曹操想“唯才是举”，但无济于事。他的儿子曹丕，改进察举制，提出了新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也就是，派专门官员（中正），按出身、才能、道德把人才分为九品，据此进行升降官职。这个制度原本是想给寒族一些机会，但在真正执行时，“上品无寒门”，反而大大加强了士族的地位。
士族位居高位，却没有政治理想支撑，一心热衷于“误国”的清谈。而寒族的人数庞大，负责具体事务，他们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南迁到长江流域的东晋，偏安一隅。大量北方士族也随之南迁，他们与当地寒族的斗争非常激烈。到422年，出身寒族的刘裕废除东晋，自己称帝，标志着寒族经过100年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而北方的情况不同，由于少数民族的崛起（史称五胡乱华），展开了极其动荡不安的民族大融合。
这时，蔡伦的造纸体现了“四大发明”的伟大意义。由于纸非常便宜，广泛流行，读书的成本大大降低。普通平民也有条件进学校，接受教育了。平民、寒门、士族之间的区分也越来越不明显，不同阶层趋于融合。
同时，儒学在剥离了谶纬后，表现出良好的包容性，佛教、道教非常盛行，儒释道走向融合。
隋朝建立后，于605年正式设立了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下，不管平民、寒门、士族都一视同仁，只要通过考试，都可以入朝为官。而考试的官方教材，也变成了儒释道融合后的经典。
这样，政府的官员来自所有中国人，政治理念也集合了中国人的智慧。政府也就成为代表全部中国人的政府，不再是少数贵族的专政。直到1000多年后，西方才参考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至此，中国用400年的代价，走出了儒教的“中世纪”，中华民族再次繁荣、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