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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弥 陀 佛
南无 阿弥
陀 佛
经过在浙江十余年的潜心研习修学，弘一全面确立了自己净律兼弘的修学定位。具体地说，就是“学律求反南山之初宗”，而别于丛林传戒的科文规制；坚持虔诵华严普贤行愿品为念佛助行，不仅受用良多，且稍别于印光净土修持。这是弘一佛教思想成熟的重要标识，同时也是他终成为民国一代佛门律主的关键。
以念佛习律并进双行、尤对佛教戒规僧范律行一门深入的弘一法师，同样有着一个渐次推进的演变过程。弘一研律之初，即由通阅明清之际蕅益智旭、见月读体等人的弘戒着述，知悉近世丛林戒律学的大致情形；其后则通过潜研《律藏》及南山、灵芝等人的律宗着述，而概知中土律学弘传的衍进。但他初期似乎更为重视小乘有部律，兼以留心大乘菩萨戒。如他在衢州莲花寺潜居时，曾校定《菩萨戒本》，并手书《佛说大乘戒经》。于此可见，自出家修行至民国九年（1920年），弘一对律学关注，首先着眼于作为佛教三学根本的“戒律学”，并主要关注小乘有部律，而未求返专弘南山律学一宗。但弘一很快就开始转向对《四分律》的研习，重视南山道宣律师开宗弘化的《四分律》。从1921年至1931年凡十年间，是弘一法师潜居浙江研律的成熟时期。经过十年的研习，弘一不仅深入佛教律藏，并对当时佛教丛林的戒律现状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与研判，从而确定了以南山为宗归的弘律立场，确立以南山律学为依持的弘法归趣。这是弘一佛教思想的重大成就，构成了一代弘律法匠的弘化导向。
上已指出，弘一宗归南山律学有着一个演进成熟的过程。1921年3月，应温州吴璧华、周孟由二居士之延请，弘一自杭州来到温州庆福寺安居。弘一此番来温，即专意于研习律典。因此，安居庆福寺之始，弘一即拟掩关，并与寺中约法三章，谢绝诸缘，一心研律1。1924年，弘一再次赴庆福寺掩关，不仅完成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初稿，而且还继在衢州三藏寺撰着《毗尼劝持录》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2后，着手辑录《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自行钞》，另作《学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入门次第记》。弘一之所以关注有部律（亦称新律），是由于“有部之说”，异于他部译本，而南山诸师撰述（亦称旧律），则“多与此歧异，须知各有所长，未可是丹非素。”这就是说，有部律（新律）与南山律（旧律）相比较，各有应机之所长；二者同为规范僧行的戒律，应引起习律者的充分重视。当然，弘一逐渐明确自己的研律归向，他认为“南山一派，尤深契此土机宜，慎勿固执有部之说，妄生疑谤也。”3尽管弘一以南山律学为宗归，但他仍提醒佛教界应该同时关注有部律的适用性。这是我们所应正视的弘一研律、弘律的一个内容。
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序》中，弘一简述其弘律演进及撰着缘起说：
余于戊午（1918）七月出家落发，其年九月受比丘戒。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披阅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是冬获观《毗尼珍敬录》及《毗尼关要》，虽复悉心研味，而忘前失后，未能贯通。庚申（1920）之夏，居新城贝山，假得《弘教律藏》三帙4，并求南山《戒疏》、《羯磨疏》、《行事钞》及灵芝《记》，将掩室山中，穷研律学，乃以障缘，未遂其愿。明年正月，归卧钱塘，披寻《四分律》，得览此土诸师之作。以戒相繁杂，记诵非易，思摄其要，列表志之。辄以私意，编录数章。颇喜其明晰，便于初学。三月来永宁（即温州永嘉），居城下寮，读律之暇，时缀毫露。逮至六月，草本始迄，题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数年以来，困学忧悴，因是遂获一隙之明，窃自幸矣。尔后时复检校，小有改定。……5
弘一法师的弘法之道
周祝英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弘一法师（1880-1942）是近现代着名的高僧。他精研佛学，严持戒律，能诗善书，广弘佛法，以大乘菩萨的慈悲心为众生随机说法；还通过诗文、书画、曲谱等形式善巧方便地弘传佛法，身体力行地践行人间佛教。他那高深的佛学造诣和超凡的艺术才华以及严格的持戒典范，倍受僧俗各界人士的尊崇与敬仰。
居士戒律
庄严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