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

为刘莲星写《随分自誓受菩萨戒文》并略析其疑义。

初冬

同住福林寺之青年比丘怆痕（妙斋）患病，师亲为看护，并劝其专心念佛。又为起名“律华”，并加解释，可知其思想之所寄托。又作《遗书》一通，嘱彼慎重保存，待其圆寂后方可启示，足见其谆谆训诲青年后学之苦心。撰《有部毗柰耶犯相摘记》

说它是个文化问题，要把它放在中西文化撞击、思想界出现“饥荒”的条件下来研究;说它是个宗教问题，要把它放在中国近代佛教一度普遍复兴、佛学在精英层中流行成为思想界一大伏流这一宗教状况来研究。”¹可以说，任何人的出家，也不外这三个因素。从大背景上来看，这已经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然而，弘一是具体文化背景下的具体生命个体，关于他出家问题的探讨，更应走入他的心灵深处。并不能简单理解为逃遁现实生活，或看成“恰恰是没有完全把握其精神导师思想实质的表现”²，而应立足于追求生命从苦中解脱的视角。弘一法师的前半生，充满着精神上的困苦，最为明显的，当数其心灵于乱世中的悲哀。

“神明”在先秦两汉思想范畴中，并非是作为祭祀对象的“神祇”，而是具有天地合德、阴阳化生的“生机”之意。“神明之德”乃万物造化的原因。《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纪纲，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对于人来说，心主“神明”——人的生机、德。《荀子·解蔽》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提及心为“神明之主”旨在讨论“人知道”的问题。“人何以知道？曰：心。……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人心虚壹而静时，能够知“道”。何以“神明”或“心”能知“道”？“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神明、心、德、一，都不离阴阳互根的混元之道。《周易•系辞上》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人之神明在心、生机在心、变化在心，心通于天地万物，得象作文形而成书。《淮南子》也说：“通于神明者，得其内也。”可见，书法之道、写字之本即在于修心（为道）。那么，知心（明道）就是必须的，也是首要的。元初名儒郝经的《移诸生论书法书》中说：“故今之为书也，必先熟读六经，知道之所在。”儒释道都有其明道的智慧，其中又以佛教对心灵的探索尤为深入，“云何菩提？谓如实知自心”，佛教认为：真理就在于从自心之无明中觉悟。因此，弘一法师反复强调“学佛法最要紧”。

三、书以传心、字以化人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如即如实。前面已经指出，书如实于书写者心中的物象。正如冯友兰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中所说“写出来的字要‘如’我们心中对于物象的把握和理解。用抽象的点画表出‘物象之’，这也就是说物象中的‘文’”。具体说“就是交织在一个物象里或物象和物象的相互关系里的条理：长短、大小、疏密、朝揖、应接、向背、穿插等等的规律和结构。”³这个“关系中的条理”，也可称之为章法布置——“写”。书者如也，写者置也。弘一法师认为字画同理：章法布置非常重要。自言其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四边空白亦皆有意义。大师又用西洋图案法进行说明：“就章法本身而论，它之所以占着重要的原因，理由很简单——在艺术上有所谓三原则，即：（一）统一；（二）变化；（三）整齐。”其实这也是阴阳整体和谐（易道生生）的问题，六十四卦之首的干卦，曾经明确提出来。《干•彖传》说：“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和”是阴阳之唿应，才能有生生之德，与“同”又别。《左传•昭公二十年》释“和”：“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虚静之心可以契道，知性知天不离尽心。所以章法布置虽有原则，却不可使用智巧安排有踱，否则反使字如算子。直以虚灵太和之心书写，则能离方遁圆，各尽变化，真率自然。写字，与其说是书写心中物象，不如说是传达书写者的心象、心性。

《乐论》在指出“乐由心生”之后自然提出了“以乐化人”的音乐观：“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美好的音乐可使善心动、防邪气接，从而有化人之用。所谓“化”，《说文解字》注曰：“教行也，从入从匕。”而“匕”字者，“变也”《增韵》曰：“凡以道业诲人谓之教，躬行于上风动于下谓之化。”不仅音乐，好的书法绘画诗歌等等艺术作品皆可“道之”、“化之”。弘一法师以写字为弘法之方便，常以墨宝与人结缘，又何尝没有以书传心、以字化人之功效。也许很少有人读大师关于佛道的着述，但很多人却能吟唱他的歌谣、欣赏他的墨宝，从他的艺术中感精神之粹美，得清凉之润泽。法师自言“朽人之字所表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弘一法师以其书法示人的，不仅是佛教的智慧，更是他平淡、虚静、超尘的心。观者若能以心印心，自然降伏心猿意马，心契菩提。

真正的佛教徒是真理的追求者，其生活是艺术的生活，修行是道德的实践。佛教是知行综贯的宗教。知所以能行，行所以能知，愈知愈行，达到知行的合一。行并不是一种外表的仪式，真正的修行离不开戒、定、慧三增上学。三学又是次第增上的，由戒建立定，依定而慧，因慧得解脱。

佛陀遗嘱“以戒为师”。三学中的戒学是解脱之道的基石，对于佛教修证来说至关重要。《四分律序》中也强调了这一点：“超世之道，非戒不弘。……不以戒学为先。由使佛藏有鸟鼠之喻。众集有猿猴之况。斯之苦切亦以极矣。”¹然而有教无行无证的末法时代，若道若俗皆少修戒律。印顺导师在《华雨香云》里有这样一段话：“无着文喜禅师，北朝五台山，求见文殊，遇老翁而不能识之。文喜谓：南方「末法僧尼，少修戒律」。老翁（文殊）告以：此间「龙蛇混杂，凡圣交参」。佛于声闻教中，以律摄僧，渐学渐深，犹如大海。「大海不宿死尸」，纪律何其严格！大乘以宽容成其广大，函盖一切，自属气象万千！然龙蛇混杂，僧团何由严净？大乘兴而律制弛，其类于禅宗盛而义学衰欤！世谛流布，固无绝对之利，是在弘法者以时推移，导归中正耳！”²元明清以降，南山律学已八百年湮没无传！弘一法师在《律学要略》中谈及律宗盛衰时说：元照后，律学渐渐趋于消沉。南宋后，禅宗益盛，律宗更无人过问。为能令正法再住世间，一心弘法的弘一法师发愿“誓舍生命弘护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大师不但深入研究，而且躬践力行、持律精严，可谓苦行头陀重。其精神正如法师晚年的菊花诗“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律宗皆以明戒。戒学，原语尸罗，原义如《大智度论·释初品》中说：“尸罗秦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罗。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罗。”³《菩提资粮论》说∶“尸罗者，谓习近也，此是体相。又本性义”。⁴“习近”，也是《大毗婆沙论》的“数习”。不断的这样行，就会“习以成性”。这是通于善恶的。约“善”说，不断的行（习）善，成为善的性；约防恶说，对于应断除的不善，能防护不作，不放逸；所以《增壹阿含经》说∶“无放逸行，所谓护心也”⁵。尸罗是善的习性，是人生而就有的（过去数习所成），又因不断的为善而力量增强。所以说“此言性善”。

弘一法师初学有部律，后宗南山律。南山律既依四分律而成，又会归大乘而稍有变化，这正适合中土学人对大乘佛教的弘通，能“适合吾国僧众之根器”。法师鉴于此由有部律改研南山律。四分南山律宗为唐道宣所创立，他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强调“出俗五众所以为世良田者，实由戒体故。剃发染衣为相，受持禁戒为性。氷洁其心、玉润其德。”⁶又说“先明作戒体。论云。用身口业思为体。论其身口乃是造善恶之具。所以者何。如人无心杀生不得杀罪。故知。以心为体。文云。是三种业皆但是心。离心无思无身口业。若指色为业体。是义不然。”⁷道宣律师以唯识为圆教，以赖耶种子为戒体，立心识戒体说，认为身口思业但皆是心，故心为戒体。持戒重在冰洁其心，以善习成善性，转业识心为如来藏。

《楞伽经》云：“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识藏。”阿赖耶识（种子识）之所以现起一切的虚妄相，是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习气所致。因此，断尽习气即可离一切的虚妄相。《般若经》就说：“一念相应妙慧，断一切烦恼习气而成佛。”要消除习气，改变习惯熏成之气质，必须戒除虚伪恶习（不自放逸），加行如法善习（好行善道）。这正是戒学的本义。佛法称善与恶为“法与非法”，即合于正理（法性）与不合正理的。一方面，以无我智通达无我法性，破除私我而以无我的慈悲救护法界众生，是佛教道德的特质；另一方面，无我智的成就也依于无我之行，佛教之善的数习就在于戒除我执、法执的虚伪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