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治理秩序史》尚未完全刊之于世，但从秋风一些闲言散论，依然可以揣度其后续理路。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第二种具有宪政主义指向的制度，当是董仲舒-汉武帝时代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即刑治与德治共治格局。秦汉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框架是法家设计的。儒家和法家在法制上根本的不同是，法家认为“生法者，君也”，是把君主作为律之据；儒家则是把天或者民意作为礼之源。至汉武帝尊儒之后，封建的礼，部分得以恢复，而演化成为基层社会的“礼俗之治”。礼俗中渗透着儒家精神，其执行者也是士绅。这套”礼俗之治”体系，乃是社会自治之本，是对皇权的一种约束。共治体制的基本框架是皇权制，皇权带有强烈的非理性倾向，对抗这种倾向的就是儒家之理想主义。共治体制与秦制最大的区别也就在于，它把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植入自己的体内，形成了一种自我矫正机制。相对于秦制，共治体制具有明显的宪政主义倾向。

第三种包含了儒家宪政的政体是中华民国。秋风在《辛亥革命一个插曲》中论述，有清一代，从顺治到咸丰，都是秦制。直到曾国藩在对抗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唤醒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从而展开了一场绅士宪政运动。绅士，即儒家士大夫。这场宪政运动的基本纲领，就是实现士大夫们非常熟悉的共治制度的现代转换。当时最为重要的两个宪政主义口号是“开国会”和“地方自治”，这就是把士大夫原有的治理权威予以扩大，并赋予更为正规化的形态。关于西方宪政制度的新知识，不过为士大夫实现自己固有的宪政理想提供了新工具，当然，这些新知识也拓展了他们关于宪政的想象。因此，也正是儒家绅士透过晚清立宪，透过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努力，构造了中国的现代宪政政体——中华民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秋风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儒家哲学一路走来，至2005年前后，终于走到三者的汇合点——儒家宪政主义。从《立宪的技艺》到《华夏治理秩序史》，秋风的儒家宪政主义思想日趋圆熟。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无论是封建制的君臣契约，还是君主制中的帝士共治，都是精英政治。实现贤人的政治，确实是儒家的逻辑，但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这里又有反精英的大众倾向。

对此，秋风主张发扬儒家的民生主义传统。

首先便是抑制贫富差距。严重的贫富差距必然导致共同体内部的冲突日趋激化，从而导致社会失序，最终每个人的福利都将遭受巨大损害。在具有平等观念的现代社会，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贫富差距。民生主义能为抑制贫富差距提供价值依据。抑制贫富差距的措施是社会再分配，即自然的再分配机制。自然的再分配未必能够覆盖到全体民众，因而，也支持有限度的政府再分配政策，以确保每一个人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