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传统复兴的浪潮悄然涌起。民间自发的开始了一些读经运动，这里的经包括中国古代百家的经典。一些儒者对此作出了规范性的引导，诸如蒋庆，便汇编了一套儒家经文选。读经运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反对的人视之为蒙昧，支持的人赞其为回归，继而引起了学人间的论争，令学界再度审视中国的儒家传统。2006年，秋风在中国图书评论刊发《反传统的传统已经终结？》一文，分别剖析反传统和传统复兴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流，支持传统复兴之际兼怀忧心。其后，秋风先后又在大众媒体刊发《告别五四，发现保守主义》、《传统、自由与启蒙的陷阱》等诸多评论文章，为重新发现传统的真义而呐喊。

2011年初，秋风在南方人物周刊刊发《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借天安门立孔子像这一时事，阐释儒家思想中的自由与平等。6月，启蒙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袁伟时在南方周末撰文发难，其文《儒家是宪政主义吗》洋洋洒洒，逐点质疑儒家与自由的关联。随后，秋风以《儒家宪政主义源与流》一文答疑。紧接着，袁伟时以《再评秋风的孔子观》再度回应。二人的对话一石激起千层浪，诸多学人纷纷卷入此次论争。接下来辩论，惜乎质疑者越来越失之平和，令对话失去了最初的意义。且不论这场思辨之胜负，观其初衷——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质疑，可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五四”新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传统，其中就包含了“反传统的传统”，而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的启蒙自由主义者似乎一直秉承胡适的“反传统的传统”，甚至认为宪政联姻儒家是为国家主义辩护。

中国的传统——儒家不是为什么君主专制服务的吗？秋风既追求自由又崇尚传统，岂非自相矛盾？要厘清这些问题，就要搞明白什么是自由，什么又是中国的传统。

以赛亚·柏林在《自由论》中区分了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指公民有做某事的自由，消极自由指公民不被强行加诸于某事的自由。柏林注重消极的自由，因为片面强调积极自由可能导致极权，而强调消极自由主要是为了保护民权，实现平等。在理论上柏林认为两种自由同等重要的，只是在主权与人权的博弈中消极自由往往更难保障。哈耶克则从古典自由出发，并根据现代知识发展，重建自由理论，把自由定义为“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自由辩》）。哈耶克的保守倾向，与以赛亚·柏林庶几相当。在历史语境中，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历史上曾追求过积极自由，而英美法系国家所秉承的是消极自由传统。

中国自由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其代表人物是活跃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胡适及其朋友们。由此往下，是1940年代活跃在西南联大的具有自由色彩的教授们、创办
《观察》
杂志的储安平，以及
《观察》
杂志的若干作者。这两类知识份子都被冠以
“自由主义者”之名。自由主义进入历史考察的视野，反过来也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催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历史观”。不少中青年学人从自由主义的视角看待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过程，于是乎，现代中国的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都不同程度地被重写了。这样的历史迅速被人们接受，几成于常识。这一传统给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以更多的历史和学理论证，藉由这一自由主义传统在公共舆论空间的广泛传播，“反传统”常识也日益扩展。启蒙的自由主义也就构成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另外两支自由主义的则是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且二者有向英美传统的转变倾向，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历来就带有保守的特征。

英美自由主义主张回归传统。在中国，回归传统意味着回归儒家。如果说，英美的传统就是自由本身，回归传统即回归自由，那么中国的传统——儒家，与自由相容吗？要考察儒家与自由的关联，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儒家？

儒家的学问自汉武帝到清宣统，虽有中断，但大多时段是官学。儒家的主要著作先后被奉为经，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便是经学。经学作为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在任何一朝的实践中都存在与现实政治妥协的情况（这是政治哲学的宿命，自由主义亦不外乎如是）。但不能因此将儒家的政治理想完全等同于任何一朝的现实政治，不能将“应当是”降格为“是”，否则，那就是把事实判断等同于价值判断，社会将失去任何规范与理想价值,政治哲学也会失去其感召力。是以，考察儒学，当考察儒家的理想。秋风认为，儒学的理想中包含了自由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