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乃是哈耶克所说的法国式的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强调理性至上，希望通过摧毁传统，在新文化、新道德、新人性的基础上重组一个新世界。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已经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虚无主义，加上政治生态的恶化，社会已经处在道德崩溃的边缘。

如果说思想如刀锋，那么说对于权力与反传统的质疑与批判，则是秋风的双刃。

在中国的语境中，自由主义对权力的批判基本上是一致的。主张消极国家观，倡导社会自治和自由市场，坚持“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1995至2005年，十年弹指，秋风在媒体上刊出大量的时评，后来结集为《权力的现状》和《为什么是市场》二书。这些时评分别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视域，对中国各个范畴的专断权力展开各种批判。

2010年5月出版的《政府的本分》则从经济的纬度，来考察当今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比如政府的目标是追求GDP的增长，还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好国？腐败真的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吗？中国的企业家到底有没有原罪？中国人何以能够容忍黑砖窑这种野蛮的奴隶用工制度？如何调整贫富分化严重的中国社会？以土地垄断和房屋供应垄断为特点的房地产如何转型？

秋风从个体对经济环境的认知出发，以动态演化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譬如反思唯GDP论，GDP作为加总数量，无法回溯到个体对经济的不同认知。只有极少部分人才会关心GDP，因为那涉及经济资源的总量。对个人而言，这个概念并无多大意义。此外，GDP作为静态概念，无法体现出经济的动态变化。哈耶克也评判过这种经济模式，认为它建立在“致命自负”的威权主义心理之上，用统计工具来扼杀人们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必定会走向没落。秋风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其实就是要找到真正的企业家，看他们在哪些领域用何种方式实现了创新。有些场合下，企业家能利用法制的缺失来创新；更多情况下，企业家由于缺乏法制的保障，无法创新。这涉及到道德与法制。秋风的这种方法论，并不能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直接开出药方，但它切实地提供了一种视角，让我们能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自由、创新，以及在这种进路中的法制规范及道德约束。

说到道德，难免会令人想起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