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中外基督教同工问我，中国佛教为何仍能拥有大批信徒？中国佛教经济为何能够自立自养？我回答他们说，中国佛教能继续存在，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现在写出来以供研究今日中国佛教者参考之用。
佛教靠经忏佛事，既得信徒，亦得财源。
两千年来，中国民间形成了一种习惯，凡家中死人后，不管他（她）生前信佛与否，除基督教徒外，都算是佛教徒，照例须请和尚尼姑来丧家或在寺院为死人念经做佛事，这叫做超度或超荐。佛教内部称作「赶经忏」，并称赶经忏的和尚为「经忏鬼子」。替死人超荐自死人断气后开始，以后又有每逢七日的「做七」超荐，再有死者每年死去日的「忌日」超荐，每年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的超荐，临时在某地「闹鬼」的超荐，更有人死后三、四十年的做「冥寿」超荐。也有替活人「作寿」的佛事，另有某地发生车祸或飞机堕地处「死难者」的超度，「清明节」在佛寺中也有超度。
佛教信徒请僧尼超度，一面期望死者能转生到更好的地方去享受快乐，一面总算对死者有个交代，心中得到一些安慰。所以，只要佛教不取消超度一天，自有佛教徒会在「超度」这事上，紧紧地依赖着僧尼，因此，佛教便能延续下去。其次，僧尼替死者超度是收费用的，看场面的大小及丧家的贫富情形而决定费用。
唐宋以后，特别是今日的中国佛教，寺院较可靠的主要经济收入便是依靠经忏佛事。大多数的僧尼为生活之故，既无心情亦无时间来研究佛教，只是终日忙碌于经忏佛事之中，说来也是可怜！臺湾的圣严法师说得极清楚：「今日自由中国的佛教界，无论是长老，或者是青年，对于经忏佛事的应赴，绝无绝对的好感，可是只要斋主上门，无不欣然欢迎，为的是希望替常住增加一些收入」。圣严接着又沉痛的指出：「然为『现实』问题，或也无可厚非，同时，多数的青年僧众，如果不是『经忏』的收入，往往即是衣履邮费，日用必需，也将成问题（论经忏佛事及其利弊得失）」。
新近接任《海潮音月刊》发行人兼主编的乐观法师曾说得很彻底：「只就今日臺湾佛教现况而言，除了本省少数几家有田产的寺庙之外，内地僧人和本省同道所居住的一些道场，全都是依靠应酬佛事维持生活，如果断绝了这个经济来源，那大家就不能过日子了」（漫谈应赴僧）。
但，经忏佛事原非释迦牟尼制定，他自己极端反对婆罗门教为死人超荐的许多繁文褥节。他以为人人既随「业」死去，当然应照死者生前业行受报。超度何用？再者，在释迦时代，佛经根本尚无成立，有何经典可念呢？中国佛教的经忏佛事相传起自梁武帝（五○二––五四九年）。，所有的焰口、皇忏、水忏、大悲忏……等忏文都是中国僧侣自造的。自唐宋以后，经忏佛事逐渐兴旺，直到今日竟至不可收拾。我们从研究佛教的立场来看，可得三个结论：(一)由于佛教中有经忏佛事，人民便不得不依靠佛教，因此，使佛教与人民紧达一起，佛教拥有大批信徒，而延续着佛教的生命。(二)但可惜这个维持方法不是基于纯粹的教义为出发点，所以把中国佛教带入了「商业化」的地步，而失去了佛教的教理与权威性了。圣严说：「到最后，僧徒们便将经忏佛事，当成了煳口的营业，到此地步，佛教的衰微，也就难免了。」（见同文）(三)经忏虽不好，但到底解决了僧尼的生活，佛教的主干到底是僧尼，如僧尼的生活一旦发生困难，大家纷纷另谋出路，佛教岂非就此便要消失？（指有形的寺院等。）所以，经忏既害了中国佛教，亦「救」了中国佛教。但我们仍以为这个「救」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还是及早另辟财源为妙！
佛教靠讲功德，既得信徒，亦得财源。
佛教一向鼓吹要「积功德」，要「多供养」的思想。功德（guna）的主要意义是，为别人行福利称作「功」，这些功德便成为自己的「德」了，功是一种施，德是归给自己的德，故称功德。说得具体点，如人做了些善事（功），便能为自己积德了，因此中国人有「积德」与「缺德」的说法。至于供养（pujana），多指勉励佛教徒向佛、法、僧三宝供养，尤其对僧尼，多捐钱财食物，维持他（她）们的生活，这样便是为自己积功德。
积了功德有何用处呢？原来，佛教讲三世因果与六道轮回的道理，主张人之现世祸福穷富都系前世的业力所成。如前生曾多积善功，今世定是富贵快乐。所以佛教几乎一口咬定说，现在有钱有福有地位的人，都是前世积德修来的。因此，佛教竭力劝人在今世多积善功，来世或生在富贵人的家里去站福。人总是有贪心的，所以佛教的功德思想始终能抓住大部分的信徒。信徒向佛教寺院献上自己的金钱，是为了自己来世及今世的益处。同僧尼多行供养，也是为了自己来世及今世的好处，因此大家便努力将自己辛苦得来的血汗金钱都送给佛教了。但，藉功德思想募钱的事，似乎不如靠经忏佛事的收入来得快捷可靠，人的尸体放在那里，总得赶快念一堂佛经收拾埋葬才是。
臺北有名的松山寺曾经要造一座佛像，在它募捐的缘起说得极透澈：「………窃唯福德庄严，以造像为第一，人度圆满，以佈施为居先，愿祈诸上善人，护法檀越，慨解净囊，共襄盛举。勿嫌锱铢，以忽来世重报，勿吝百金，以贻事后之悔，护持正法，休当仁而让他，利在人天，又何乐而不为，如金容早获显耀于殿宇，使四众弟子有所瞻礼，则无量功德属于施者………」。我们可作以下结论：(一)靠功德思想募钱似需软硬兼施不可。(二)软法：请大家「慨解净囊，共襄盛举」（替死者超度，就用不着这些客气话了。反是信徒恳求僧尼帮忙超度）。硬法：「勿嫌锱铢，以忽来世重报，勿吝百金，以贻事后之悔」。这简直是一种警告了，胆小的信徒经此一吓，大多照捐不误。(三)收场语是「无量功德属于施者」。这就是功德思想的最后目的。也是替佛教维持「面子」的办法，因佛教非在讨钱，而是在给人留下积功德的机会，得益处的还不是你本人吗？（指施者。）其实，真正得益处的倒是佛教，拿着这个功德为号召造大佛、盖大庙……等，许多的佛教事业都办起来了。
但根据佛教的教义来说，想得人天果报而积功德是没有意义的，属于「虚伪」的功德（见昙鸾的「往生论注」卷上）。梁武帝自恃造寺写经度僧，功德无量，但达摩却答他「并无功德」，真功德是「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可世求」。我们反对佛教讲功德而募钱兴办各种事业并维持僧尼生活，我们总觉得这样究竟不是一条「正路」，与佛教的教义不合。从前在大陆上各大丛林的庞大不可计的庙产，山林、田地、房屋……等等都是在「积功德」名目下，由信徒历代来送给寺院所积成的。
积功德的道理也使佛教与信徒发生了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信徒通过佛教而为自己积功德，助今世修来世，所以不得不往庙里跑：僧尼也靠着积功德为口号，不单拉住了大批信徒，也解决了佛教事业需要的经济来源及自己的生活问题，信徒与僧尼，僧尼与信徒互相依靠，佛教遂得以延长生命。
佛教靠立佛菩萨像，既得信徒，亦得财源。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不管精神痛苦也好，肉体有病也好，都相信上庙「拜菩萨」，求籤，乞「仙水」，便能得治。所谓「急来抱佛脚」这句话便是出于崇拜佛像而来的。我们能说，凡有佛教寺院之处，其中或多或少定有佛像、菩萨像及其它神像、鬼像。据说立像的原来目的只是引发信徒对佛教的敬仰之心，但慢慢地却变了质，中国佛教徒竟成了多神多鬼多佛多菩萨的「偶像」崇拜了。
思想程度较低较浅的人，宁愿拜些眼能看见的偶像，而心中才能获得安慰。许多佛教徒不单赴庙中拜像，也在家中立像敬拜，更有在旅行时携像同行获保佑的。因此，拜像一事已成了佛教徒日常宗教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事情。佛教寺院设立各种形态的造像，上至释迦牟尼，下至阎王、判官，甚至还收入了一些民间英雄与神明，如关羽、吕纯阳、妈祖……等，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适合信佛教的士农工商等各阶级的男女老幼任何人士选择崇拜。
佛教的寺院有三大经济来源：(一)寺产收入；(二)经忏收入；(三)香火收入。最后的香火收入，便是从信徒向各种立像崇拜而来。凡拜像者，一定要烧香点烛，烧锡箔，尤其点烛，在香火旺盛的寺院几成一笔主要收入，因腊烛一点燃后，即被庙中人取下，堆积起来再卖出去。杭州三天竺各寺院每逢香市中取下的腊烛收入，便足够各庙僧尼吃一年了。去庙里拜像时，当然也自然地会在缘簿上落笔，捐上一些钱，或在钱箱内投进几元，以尽供养之心。
因此，我们可作以下结论：(一)佛教徒去寺庙拜像，为的是求佛菩萨保佑（或心灵的，或肉体的）。(二)佛教也就藉此与信徒发生紧密关系，拉住了信徒，因几乎天天有人来庙烧香点烛。(三)信徒藉拜像，得到安慰与帮助，而僧尼也由此香火获得收入，生活得到解决。这又是彼此互相帮助。
从研究宗教学的立场来说，大凡一个宗教，如果它的教义与金钱发生密不可分的关系时，便产生两种结果：(一)这个宗教是堕落了，已失去了创教时的本意。（天主教从前卖赎罪票，即是教义与金钱混而为一。）(二)这个堕落了的宗教在变质后，却能在金钱与教义结成二位一体的情形下，继续生存下去，今日的中国佛教似已到了这种地步了！
佛教的那套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的道理，在初由印度、西域传入中国时，确曾吸引了我国人民，因在当时汉朝社会的思想界与宗教界，正值真空状态，并无天堂、地狱、轮回、业力、报应、净土、涅盘……等的说法，所以国人便很快地接受了。但到了今天，中国人已看穿了佛教的底细及其缺点，大家对僧尼的生活情形也知之甚详，所以，佛教对国人已失去了吸引力与兴趣了，佛教的教义已不能构成佛教能存在的主要原因了。佛教教义与佛教徒的实际生活已完全脱节，成了两件事，试问去佛寺中的信徒，有几人是去研究佛教教义的？有几个佛教徒真正地守着了「五戒」？甚至连大多数的僧尼，由于整日忙着经忏佛事，地无暇再去研究佛教教义了，何况一般信徒？关于佛教寺院、僧尼等内部生活情形，请购阅《大醒法师遗着》、《参学琐谈》（真华法师着），以及圣严法师的若干着作。便知佛教法师们实较教外人更万倍痛恨指责中国佛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