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还是人口大国，如果粮食生产得到停滞，就会天下大乱。所以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农业。统治者认为如果不限制商人和商业，人人都会去从事工商业，从而导致农业被荒废。
“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汉书-食货志》）。
《吕氏春秋》中“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 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 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气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 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 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出于这种社会现实和重本思想的考虑，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在社会地位，法律地位，税收等等展开了无尽的限制和压迫。
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商人就得到了限制，尤其是在汉朝提出了“士农工商”的概念，将商人排到社会的最低位置。
晁错在《论贵粟疏》：“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
而且汉朝限制商人不能骑马乘马车，穿丝绸衣服，商贾的算赋要加倍征收；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商贾以及子孙永不得做官；迁徙商人到边远地区戌边等。
《史记》：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到了唐朝，科举考试制度开始全面实行。唐朝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而且自汉武帝开始了盐铁专卖制度，将最能盈利的商品控制在朝廷手中。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等人主持盐铁专卖，商业空间进一步被打压。
於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
而且汉武帝还开启了对商人课以重税的制度。为了平衡财政收入和支出，汉武帝对商人实行“告缗”和“算缗”制度，这是一种对商人收取高税收和财产没收的手段和法令。
算缗：
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
告缗：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结果这种制度实行后，许多商人都被人告了，因此被下狱，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从狱中活着回来。最后导致大商人小商人都破产了，老百姓不敢在去从事商业了。但是朝廷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财政不再窘迫。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汉武帝高压的商业政策导致了商人必须依附官府才能保全财产和生命，以至于中国古代的商人有许多都是依靠权力才能获得巨额财富，然后成为所谓的官商。
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以后的王朝也都实行专卖制度和高商业税的法律。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就对盐实行了专卖，还有借商、间架税。而宋朝承袭五代十国以来的各种苛捐杂税，有经、总制二钱等等非常重的商业税。
《元史·食货志》：《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制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
因为古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种种控制和限制，古代中国的工商业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

历朝历代，只有元朝曾一反“重农抑商”政策，可惜水土不服，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