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中的知识论，是一种素朴的实在论。它认为。人有认识能力，它是“所以知也，而不必知”(《经说上》)。就是说，人都有所以知的能力，但是仅有这种能力，还未必就有知识。这是因为，要有知识，则认识能力还必须与认识对象接触。“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同上)，就是说，认识能力接触了认识对象，能够得到它的形象，才成为知识。除了认识的感觉器官，如视觉器官、听觉器官，还有思维的器官：心，它叫做“（知心）”（无此字：ocr)，“（知心）也者，以其知论物”(同上)。换句话说，通过感官传人的外界事物印象，还要心加以解释。
“墨经”还对于知识进行了分类。按知识的来源，把知识分为三类：一类是来自认识者亲身经验；一类是来自权威的传授(即得自传闻或文献)；一类是来自推论的知识(即得自演绎，以已知推未知)。又按认识的各种对象，把知识分为四类：名的知识，实的知识、相合的知识，行为的知识。
我们会记得：名，实，以及名实关系，都是名家特别感兴趣的。照“墨经”讲，“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经说上》)例如说：“这是桌子”。“桌子”是名，是所以谓“这”的；“这”是实，是所谓的。用西方逻辑学术语来说，名是命题的客词，实是命题的主词。
“墨经”将名分为三类：达名，类名，私名。“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经说上》)就是说，“物”是达名(通名)，一切“实”必用此名。“马”是类名，此类的一切“实”必用此名。“臧”(人名)是私名，此名只限用于此“实”。
相合的知识，就是知道哪个名与哪个实相合。例如，说“这是桌子”这句话，就需要有名实相合的知识。有了这类知识，就知道“名实耦”(同上)，就是说，名与实是彼此配对的。
行为的知识是如何做一件具体事的知识。它相当于美国人所说的“know—how
”。
关于“辩”的讨论
《小取》篇的大部分，是用于讨论“辩”。它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放，以类取，以类予。”
这段话的前半段是说辩的目的和功用，后半段是说辩的方法。《小取》篇还说，辩有七种方法：“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佯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要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或”表示特称命题。“尽”表示全称命题。“假”表示假言命题，假设一种现在还没有发生的情况。“效”就是取法。所效的，就是取以为法的。若原因与效相合，就是真的原因；若原因与效不合，就不是真的原因。这是效的方法。“辟(譬)”的方法是用一事物解释另一事物。“侔”的方法是系统而详尽地对比两个系列的问题。“援”的方法是说：“你可以这样，为什么我独独不可以这样？”“推”的方法是将相同的东西，像归于已知者那样，归于未知者。已经说彼[与此]同，我岂能说它异吗？
这一段内“效”的方法，也就是前一段内的“以说出放”。这一段内“推”的方法，也就是前一段内的“以类取，以类予”。这是两种极其重要的方法，大致相当于西方逻辑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
在进一步解释这两种方法之前，先说一说墨经所谓的“故”。它说：“故，所得而后成也”(《经上》)，就是说，有了“放”。某一现象才成其为某一现象。它还把“故”分为“大故”、“小放”。“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经说上》)墨经所谓的“小故”显然就是现代逻辑学所谓的“必要原因”；墨经所谓的“大故”显然是现代逻辑学所谓的“必要而充足原因”。现代逻辑学还区别出另一种原因，即充足原因，可以说是“有之必然，无之或然或不然”，墨家却没有看出这一种原因。
在现代的逻辑推理中，若要知道某个一般命题是真是假，就用事实或用实验来检验它。例如。若要确定某细菌是某病的原因，检验它的方法是，先假设一般命题“A细菌是B病的原因”为公式，再进行实验，看假设的原因是否真地产生预期的结果。产生了。它就真是原因；没有产生，就不是。这是演绎推理，也就是墨经中所谓的“效”的方法。因为，假设一个一般命题为公式，就是假设它是“法”，以它来进行实验，就是来“效”它这个“法”。假设的原因产生了预期的结果，就是“故中效”。不产生，就是“不中效”。用这种方法，可以检验一个故是真是假，决定一个故是大故还是小故。
至于另一种推理方法，就是“推”的方法，可以以“凡人皆有死”这个论断为例来说明。我们都会作出这个论断，因为我们知道凡是过去的人都已经死了．又知道现在的和将来的人与过去的人都是同一个类。所以我们得出一般的结论：凡人皆有死。在这个归纳推理中、我们用了“推”的方法。过去的人皆有死，这是已知的。现在的人皆有死，将来的人皆有死，这是未知的。所以，说“凡人皆有死”，就是把已知的归予同类之未知的，即“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我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是犹谓也者同也”，即将彼说我[与此]相同。我们正是在“以类取，以类予”。
澄清兼爱说
后期墨家精通“辩”的方法，为澄清和捍卫墨家的哲学立场做了很多工作。
后期墨家遵循墨子功利主义哲学的传统，主张人类一切行为的目的在于取利避害。《大取》篇说：“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于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所以人类一切行为的规则是：“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
墨子和后期墨家都认为“义，利也”。利是义的本质。但是，什么是利的本质？墨子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后期墨家提出了，并已作出了解答。《经上》篇说：“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这样。后期墨家就为墨家的功利哲学作出享乐主义的解释。
这种立场，使我们想起杰里米·边沁的“功利哲学”。他在《道德立法原理导言》中说：“‘天然’使人类为二种最上威权所统治、此二威权，即是快乐与苦痛。只此二威权能指出人应做什么，决定人将做什么。”(第七页)“功利哲学即承认人类服从此二威权之事实，而以之为哲学的基础。此哲学之目的，在以理性、法律维持幸福。”(第一、二页)这样，边沁把善恶归结为快乐、苦痛的问题。照他的说法，道德的目的就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