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这些节序时令词，很全面、很生动地反映了宋代人们的生活风貌，当时的民俗民风。从人们的习尚来看，相对富裕和安定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有浓厚的休闲意趣。

七、宋词与宋文化的品格

如前所述，宋代是我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宋代的文化也在发生着很多质的变化。其品格和和唐代以前迥然不同。总的来说，由于文化主导群体的层次下移和成分扩大，文化逐渐走向大众化，人们的价值体系导向从关注事功名位转向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从理想主义的工具性人格转向世俗现实主义的自我性人格。享受人生，成为人们的实在追求。同时由于宋代文化群体空前扩大，文化传播走向普及，社会文化素质整体提高，这种人生享受又不仅是物欲的，甚至主要不是物欲的，而是精神文化层面的。所以宋文化的品格，其基本面貌是世俗的，同时又是雅俗共赏的。

文坛领袖往往也是社会的精神领袖。我们看看宋代很有地位、很有事业心、很有威望
影响的一些文坛巨擘真实内心的人生追求。

晏殊，做过宰相的，词坛大家。最为人称道的词句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表现了对人生的留恋。他还有词云：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

燕鸿过后莺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
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木兰花》）。

欧阳修，做过参知政事，文坛泰斗。其词云：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盅，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朝中措》）。

把酒花前欲问君，世间何计可留春。纵使青春留得住，虚语。无情花对有情人。
任是花好需落去，自古。红颜能得几时新。暗想浮生何时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樽（定风波）。

苏轼，政坛风云人物，最有影响的文坛领袖。其词云：

君看今古悠悠，浮宦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哨遍·春词）。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

辛弃疾，很有抱负的词人，也有这样的词句：

欢多少，歌长短，酒浅深。而今已不如昔，后定不如今。闲处直须行乐，良夜更教秉烛，高会惜分阴。白发短如许，黄菊倩谁簪。（水调歌头·醉吟）

这种人生的追求，一方面绝对离不了各种感官的满足，对华丽服饰、美味佳肴、玉液仙茗、香车宝马、山水园林、深院轩厅、轻歌曼舞、美女娇娘等等
，是很世俗的；另一方面，又必然要进而上升到精神的层面，追求人生的意趣、境界、品位，是雅致的。宋词就正好是这两方面十分契合的一种形式。

最能代表宋文化的品格的，不是所谓的豪放派（我认为豪放派是“诗余”向诗的回归、市民文化向士大夫文化的回归，是文化发展大趋势的一种反拨。当然，这不是否定豪放派的成就），而是所谓的婉约派（应该称之为本色派）。婉约派之中，其实艺术风格和艺术追求也不尽相同。二晏和柳永就有很大差异。柳词应该是最能代表宋文化的品格了。所以柳词的影响最大，当时最具有普及性。

柳永是艺术天才，他可以写出很高雅的东西，苏东坡就说过“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但柳永词的基本风格确是俗的。这主要是因为柳永认为词的风格就应该是俗的，它面对的受众主要是市井的平民，演唱者也是学问不深的歌妓。只有俗的东西才宜唱宜懂，入耳入心，才可能有艺术的感染力。

柳词的俗，一是曲子俗。在宋初，词牌并不多，只有百十个，多是承继晚唐五代的词牌。柳永的一大贡献就是拓宽了词曲的领域。何良俊在《草堂诗余》序中说：“柳屯田加增至二百余调，一时文士，复相拟作，而诗余为极盛。”柳永的新声词牌从何而来？主要从民间。同时代的陈师道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叶梦得说：“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可见柳永的新声，多半是向民间乐工学来的，再加上他自己通晓音律，所以把大量俗曲变成了词曲。后人评价：“僻调之多以柳屯田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