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谈文学作品中对现实黑暗的描写。这种对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于社会人际关系的黑暗部分的鞭笞，文学是相当敏感的，没有比文学对黑暗更敏感的。我特别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法国的雨果。他的《悲惨世界》，你读了以后会认为法国这个社会非灭亡不可，太恶劣了，那种冷酷，那种剥削，那种富人对穷人的压榨，好人怎么样被欺凌，被侮辱，让你看了简直都喘不过气来。

而写这种社会的黑暗，写这种社会的重压，在某种意义上比雨果写得还激愤，写的数量还多的是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是一个贵族，他对社会极其不满，他写了大量社会的黑暗，他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与另外三个死刑犯同时上绞刑架。他被五花大绑，送到绞刑架下，亲眼看到一个又一个犯人（活人）脖子一吊，喷出血来死了，又一个死了，到了他的时候，沙皇政府宣布对他特赦了，叫他以后老实点，回家吧。他的精神被摧毁了，谁受得了这个呀？他还有癫痫症，他还好赌。他经常和出版商签合同，拿一大笔钱就去赌场，没几天就把钱花完了。然后到交稿的时间，他的书老交不上来，按照合同书稿交不上来就要坐监狱。于是他就赶紧雇一个速记员，他就抓住自己的头发在房间里面，嘴里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对人生的种种体验，各种故事，怎么难受怎么讲，怎么窝心怎么讲，他这样创作。他写了《白痴》、《白夜》、《罪与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他的小说并不是精品，粗糙得不得了，他连段都不分，因为他呼啦呼啦地讲，他能一连14页15页不分段，任何人写小说都没有这样写的。尤其是台湾，一句话说不定就是一段，而且分段分少了在稿费上很吃亏，因为稿费是按版面计算的。但这一切他都不管，他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让人感觉到要发疯。如《白夜》，他写一个美女，被一个富商占有。但是这个富商又要巴结将军，要和将军的女儿结婚。于是富商就把这个美女嫁给将军的副官，他希望以此能保留住跟这个美女的占有关系。小说最后一个场面就是这个美女问那个与她结婚的副官：“你知道要和我结婚吗？”“知道。”“你知道富商的目的是要继续与我保持关系吗？”副官说：“知道。”美女问：“是不是因为你爱钱？”副官说：“是，我需要钱，富商答应给我十万卢布。”美女说：“好吧。”“啪”的一声把一个箱子打开，说这有20万，然后把这20万往壁炉里一扔，说：“你小子不是爱钱吗？你能从火炉子里把钱捡出来，这钱就归你。”哎呀，那种对人的尊严，对人的感情，对为富不仁者那种控诉，完全达到令人疯狂的程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革命。“十月革命”以后，苏式的社会主义是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尔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魔鬼的作品。其实文学并不拒绝魔鬼，文学可以是天使写的，也可以是魔鬼写的。直到苏联解体以后，2004年我在莫斯科的街上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座像。陪同的人告诉我，苏联解体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坐到了这里。我当时感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因为我既是一个非常热爱他作品的读者，我又是一个从小受到苏联许多影响的人。

中国写黑暗的也多得很呢，但写得没有这么深，表面上的黑暗写得多，官场写得多。《官场现行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当然，更早的《史记》里面就开始写了。美国写社会的黑暗写历史的黑暗有时带有一种嘲笑的性质，有的还像是笑话，没那么疯狂，其中非常精彩的被人所熟知的，就是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几个富人在那打赌开玩笑，他们在饭馆里看到有一个仪表堂堂的但是衣衫褴褛的乞丐。一个富人说，我给他一个百万英镑的支票，立刻就可以改变他的命运。另几个人说，你的票据是无法使用的，因为面值太大了。那个富人说没关系。他们就做了试验，将票据给了小伙子，说你可以使用10天或7天，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了。小伙子拿去了，先去做衣服，成衣店看一个穷人进来，要轰他出去，但看到他手上拿着百万英镑的票据，认为是大财主来了。没有任何地方能找得开这种票据，（我们可以想象，英镑到现在还是汇价最高的货币，当年更贵，）老板没办法收他的钱，是因为没办法找他的钱。于是老板说，没关系。大家都相信，一个有百万英镑的人，只要他高兴，手指头一弹，就会把财富赏给他们的。于是小伙子做了好多好衣服，穿上了，然后就住进了最高级的宾馆。宾馆一看是拿着百万英镑来的，也是提供最豪华的套间，然后就有各种商务的拜访，政要的拜访，各种美女的求欢求爱也都开始了。有一天，这个人开窗户，突然起风把他这张百万英镑的票据给吹走了。店里人看见他没有票据了，就说，这小子没有百万英镑呀！于是各种讨债的人呼啦啦地都来了，美女也都跑了。最可笑的是，过一会，风一吹，从窗户外又把票据吹进来了，而且正好吹到小伙子手里，他拿给别人看，于是一切又都变过来了，该鞠躬的鞠躬，该哈腰的哈腰，该赊欠的赊欠，该求爱的求爱，该供应豪华套间豪华西餐的全都来了。

这种作家对现实黑暗的鞭笞，在文学中占的地位相当重要。我想，这是由于文学的理想性所造成的。文学所追求的这种理想，和现实永远有距离，但是我们从文学对于黑暗的鞭笞当中，可以受到理想的鼓舞，倒不必因为这种对黑暗的鞭笞就产生纯消极的情绪，因为世界上的事物，在这种对黑暗的描写当中表达的正是对光明的礼赞和向往。比如说这社会上都是尔虞我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希望这社会上有更多的诚信。比如有一些女作家，她的作品里写男人呀都是靠不住的，男人一个好的都没有。对这样的女作家我也很了解，我认为从另一方面来理解，这是她对好男人的期待和呼唤，希望世界上有更多忠诚的、可靠的、富有责任感的男性。

我常举一个例子，歌德在年青的时候写过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他写一个失恋的维特，女主人叫夏绿蒂，男主人叫维特，他开枪自杀了。这个作品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人们读了他的作品连服装都用他所描写的，男人要像维特一样地打扮，女人要像夏绿蒂一样打扮，甚至有好多人看完作品后就自杀了，一失恋就自杀，自杀的方式也是与维特一模一样的方式，完全审美化了，这当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歌德本人并没有自杀，在作家中他的处境最好，命运也是最好的一个。他的地位又高，房子又多，到处有他的专门的花园和楼房。他生性风流，又很长寿，80多岁还能陷入情网，还能继续书写他的风流多情的记录，这也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所以我们阅读文学作品里的揭露黑暗的内容时，我希望大家把它当作提高我们的敏感度，当作增加对人的同情和对理想的追求的这样一个元素，而不是当真的就对一切的一切失望、绝望，真正黑暗起来。

第四个问题:
花样年华
美丽灿烂

文学不仅仅有黑暗，会有更多的作品从正面来写人生带给我们的快乐，写人生的光明，写生命的珍贵，写世界的奇妙，写生活的价值。简单地说，每个人都要在这个世界上走一趟，人生不满百，大多数人几十年功夫。但是这几十年中，你会有许多的体验，你会有许多的可能，你会尝遍人生的酸甜苦辣，你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光明的，都有可能是光明和美好的。

在中国来说，你说李白，他一生有那么多的诗，那么多的坎坷，但在他诗里让你感到他仍然活得那么潇洒，实际上他可能没有那么潇洒，象仙人一样。一到李白那里，月亮就显得特别亮。如果没有李白我无法想象我们中华民族能够那样认识和热爱月亮。30年代的时候，上海有一部分青年左翼作家，甚至还发动过一个签名，说中国的文学写月亮写得太多了，写人民的疾苦写得太少了，所以大家签名，从此大家谁也不写月亮，我们今天听了象说笑话一样。

从世界范围来说，能够非常正面地非常美好地写人生的种种体验，我觉得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本身的个子2米1，泰戈尔在当地是作为一名歌手，而不是作为一名诗人而出名。我听过他唱歌的录音，非常的美好，他的文字里面有一种宗教性的内容，他用来称颂世界，来称颂爱情，来称颂母亲，来称颂儿童。泰戈尔来过中国，还去过山西太原，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谢冰心曾多次介绍他的作品。他的《飞鸟集》中有他的许多非常著名的作品。比如说，他说“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是大地的泪点，使她的微笑保持着青春不谢。”

最惊人的我们知道，生老病死这是佛家所关心的人生的困惑。在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当中，包括在诗人的作品当中，也充满了对人生无常的悲叹。在小仲马《茶花女》里，在他小说最后结束时，也是写对人生无常的哀叹。在李白的诗里也有这种“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咏叹。早上还是黑黑的头发，到了晚上已经象雪一样白了。到现在为止我发现，能够对这个生老病死用一种非常豁达美好的心情来描写的，只有泰戈尔一个人。他说“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这里的“你”指的是上苍，冥冥中的造物主，我们可以不对它作具体的宗教的解释。但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唯物论的解释，这个世界本原存在着这样的物质，这样一个物质给予了人类的生命。这个“我”可以是我自己，也可以是我们，也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世界。他是如何理解生和死的呢？他说，我们具体的一个一个的人，就好像一个一个的酒杯，上苍把生命倒在杯里面，然后把杯子水再倒出去，然后用新的生命又充满这个杯子，又倒出去又充满，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是一个永生的过程。固然对一个具体的杯子来说，是不断地倒空，但是他表达了对生命的永远的礼赞。他说“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他是一个歌者，他认为生命就象乐器一样，是上苍按着这个乐器按着这个琴，然后发出一个又一个既有调，又有词，发出一声又一声的音乐。“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对人生抱这种豁达的、辽阔的、乐观的、称颂的、肯定的态度。我觉得这是文学给我们的一个贡献，尽管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困苦，尽管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黑暗，但是我们仍然礼赞我们的生命。

（根据报告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