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福信仰”，顾名思义，是通过祈祷来获得神的祝福的一种宗教世俗化的表现形式。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百废待兴，基督教会面临着贫穷、经济滞后和政治不公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韩国陷入经济困境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教会中祈福信仰之风盛行，所有人不仅盼望解决温饱和个人的成功，更寄希望于神灵来改变整个民族-国家的处境和命运。
“祈福信仰”在现代韩国基督教历史发展中和1907年发生的大复兴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大复兴运动被认为是韩国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韩国学术界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就是“要知韩国基督教，必知复兴运动”。在一系列复兴运动中，很多教会的信徒获得了圣灵临在的宗教体验，信徒真实地悔改并祈求宽恕，在那样一个困难重重的岁月中这样的祈福给了信徒极大的信心。早期的复兴会关注于祷告，尤其是诸如赎罪和救赎方面的属灵祷告。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无处不在，很多西方传教士试图指导韩国信徒只关注属灵方面的修行，而不要参与到与日本殖民者的政治斗争之中。于是，此时大多信徒更多的开始关注超越此生，寄希望来生复活后的世界。
如韩国基督宗教史学者闵庚培所指出的那样：战后的韩国，人们拼命地想寻求一条生路来满足物质需求，他们多么想在现世建立一个永恒的王国。复兴会和福音祷告会相应地迅速增加，满足了人们世俗性、物质性的祷告祈福和心理治疗的需求。“祈福信仰”成为韩国基督宗教集会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不久即变得非常流行，而且为不同的基督教派别和其他宗教组织所效仿（Min，2005：90）。此时，祷告山的数量也迅速增长。在这些山上，人们进行祷告和禁食。据报道，山上出现了很多神迹，很多人得到了医治（Min，2005：90）。人们追随那些能行神迹的牧者们从一个山到另外一个山进行宗教活动，乐此不疲。在韩国基督徒经历的这段非常混乱的年代中，人们充满迷茫，因此强烈希望此时此刻马上得到神灵的祝福，而不是将幸福寄托在未来。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信仰、伦理和最终命运不感兴趣，而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所面临的是生和死的挑战，他们的信仰需要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实，“祈福信仰”对于韩国任何的一种宗教形式来说都并不新颖，都是希望从神灵那里得到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的韩国教会中，复兴运动起初强调的是末世论的属灵祷告，而在韩国人自身的本色化过程中，逐渐增加了很多为了物质实现而祷告的表现，基督教信仰的属灵性质发生了转变。当然，除了传统文化因素和个人的贫穷因素外，这和韩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为经济增长而奋斗的政策是一致的。在经济成长期间，韩国教会也表现出数量上的激增，而且出现了一些大型教会。因此，回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其在商业领域和教会聚会上都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同时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脱离贫困而祷告的信徒互相见证了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的改变。换言之，信徒不仅因属灵的祷告而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也真实经历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个体命运和整个民族-国家命运的改变。这种信仰模式的代表就是首尔全福音教会的赵镛基牧师。1958年该教会不过是搭建在棚户之中的小教会，如今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教会。该教会对这样的变化做出如下的解释：
在50年代，尤其是50年代末期，韩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均不乐观。韩战结束不久，混乱丛生、贫穷饥饿、百废待兴。赵镛基牧师也不例外，每天他一样要忍饥挨饿，靠施粥度日，他也曾和聚会成员们一起忍受贫穷。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赵镛基牧师大声呼求上帝的福音来改变这样严酷的现实。（全福音教会，2013）
赵镛基牧师及其同工们将韩国传统的“祈福信仰”进行拓展并获得了成功，但这种形式并非没有问题。相当一部分韩国温和派和保守派教会开始批判这种形式，反对“祈福信仰”在教会中的传播，并通过很多基督教学术期刊或大众刊物予以谴责，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认为“祈福信仰”不是出于《圣经》，而是受到了萨满教的影响，认为这种形式不仅是世俗主义的、有悖基督教伦理的，而且也是反历史的；第二，他们反对“祈福信仰”对贫穷原因的解释，认为贫穷是由于在行为和态度上对神犯罪而遭到诅咒；第三，他们谴责“祈福信仰”要以行善来换取神灵的回报的说法；第四，他们责备一些信徒只“祈福信仰”，缺乏社会参与和贡献，却跟他人一起来享受资源和利益。“祈福信仰”一度被描述为一种“使人堕落的信仰”，且“使基督教成为一种低级宗教”（Kim，1989）。在基督教保守派看来，基督教对于物质主义的祈福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耶稣的福音本身就是一种受难的福音而非祈福的福音。他们相信耶稣是永恒的救主而非有求必应的物质主义的神灵，他们认为福音应该是天国的福音、正直的福音和宽恕的福音。
我们看到，这些批判大都集中在“祈福信仰”的消极面。的确，在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中，为了物质财富和神迹医治疾病的祷告是不符合基督教道德的行为。在韩国基督宗教的发展中也确实存在某些信徒和教会在极大的与神灵交换的物质主义驱使下，只顾教会成员数量的增长和新教会的建造，他们为了让上帝能够兑现承诺，不惜向银行大量贷款建造教会。银行金融业喜欢与教会打交道，这已经成为目前韩国社会的一个潜规则。因此，对过分的物质祈福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且这种关注于自身利益以及用信仰为腐败辩解的行为反而有玷污信仰的危险，这也使得教会对中产阶级的吸引力降低了。
然而，我们还应客观地看到，韩国基督教的“祈福信仰”实际上是受到了韩国传统萨满教的影响。韩国基督教所吸收的一些传统宗教因素包括萨满教的因素不能被视为无价值的东西。笔者认为还应该从另一个维度来看问题：在失望和贫穷中，人们寻找此世或者来生的希望。保守主义神学也许可以满足人们对被圣灵充满和末世希望的需求，但“祈福信仰”利用人们对于梦想的渴望来给予人们一种精神的力量。在《圣经·旧约》和耶稣的教导中，祝福既不局限于出世的也不局限于物质的，他们都是来自神的祝福的一部分。不能说贫穷是因为没有和上帝建立好的关系而遭到了诅咒，但也不能说从上帝那里寻求物质的祝福就是错误的或者不属灵的。战后的韩国，百废待兴，“祈福信仰”的问题虽然存在威胁福音原则的危险，但其对贫穷和苦难问题做出的解答对于穷人来说的确也是一剂良药。宗教这种对心理问题的消解功能，不仅起到维持民族-国家认同的稳定的作用，也给战后的韩国人提供了希望和在艰难中坚持下去的勇气。笔者认为这样的希望不仅对于基督徒，对整个民族-国家都是行之有效的。
近年来，因“祈福信仰”这个词语带有一些消极色彩，教会尝试进行改变；“祝福信仰”一词逐渐被一些韩国基督教会使用，或许其效果会比“祈福信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