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儒家学说在马来西亚，包括儒学会长、孔学会的会长还有长期在学校讲四书五经的老师，对于儒教的提法多不赞成，在跟马来西亚的朋友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真实的原因，发现这和马来西亚的宗教政策背景有关系。宗教不能进课堂，但是马来西亚的华校一直在讲四书五经，他说如果你说这是儒教的东西，岂不就无法进入课堂了?马来西亚华校长期讲诵《弟子规》、《论语》等，效果很好，以至于据说马来人主导教育部同意在非华人学校也可以讲《弟子规》等儒家经典，但你一说是儒教就绝对不可以了。我终于理解了这个问题，儒教的问题之所以在不同地区引起这么多的争议，不仅是因为学理上的问题，而是因为宗教问题和一个国家队政治制度、社会政策、民族问题都有很大的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8日马来西亚的一个老师跟我讲，印尼孔教最近也有两个标志性事件，这两个标志性事件的意义和我们这两个显然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建了第一座孔庙，由总统出席奠基。根据印尼宪法规定，如果一个宗教是合法宗教，它在首都必须有正规的传教场所。第二，在雅加达建了一个类似于师范学校的学院，专门培养儒教牧师，因为印尼允许宗教到学校去传播，既然孔教是合法的宗教，六大宗教之一了，必须有国家教育机构认可的牧师——我认为我们这边的两个事件比起这两个事件，显然后者的深度和实质性意义比较大。我们这两个还是在讨论之中，宣示和象征的意义居多，而印尼孔教这两个事件完全是实质性的，因为已经没有必要表态和宣示了。
朱子想用天理来说服皇帝，结果没有说服，三个多月的皇帝师就被撤职了。因为他老讲那一套正心诚意和仁政，皇帝不爱听。到黄宗羲，思路就彻底改变了。他对君主制度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你既然吓不倒又说服不了他，那么只能变革它。在我看来，儒家政治哲学一直苦于找不到一个制约君权的方式。孔子要活到现在，他要是看到西方的宪政，他会举双手赞成。康有为到了美国以后就感叹：那就是三代之治!这意味着什么?儒家的民本思想终于找到一条可以实现的路径。当然，自由主义它也不可能取代儒教。牟宗三先生讲过，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理念，具有普世价值，它解决的是政治安排、政治制度问题，但是它并没有提供人类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这个层面它是没有的。所以儒家的前途在于和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相结合。所以尽管现在儒家很热，但是我认为单靠儒家本身挽救不了中国人的道德崩溃，我认为制度伦理比德性伦理更重要——当然，这两个方面需要互动，，但是在政治转型期，如果社会公正解决不了，政治本身没有道德可言，社会公正无法确保，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儒教重建成功了，未必能解决中国目前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状况。
理就是教义。他又说，宗教一是宗，一是教。儒教的功能两个，第一是培育个体人格，维持个人精神让它不坠落，第二是开发民族文化的创造力。他说一个民族以没有任何规范约束为自豪，为时髦，他说这不是解放，是堕落。第三，他肯定了儒家是宗教，为什么呢，他认为儒家有超越性，是“人文教”。他说儒家的超越性表现在三祭：祭天地，祭祖，祭圣贤。实际上这三祭就来自于《大戴礼记》的《礼三本》，所谓“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他认为这三祭就是儒教超越性的所在，也是儒教区别于基督教的地方，因为基督教只祭神，不祭祖，我们还要祭祖宗和先师，这里又开出人文关怀来，所以儒教上接天道，下开人文，所以儒教是最圆融的宗教，叫做“圆教”，这是他的定性。牟先生还认为，儒教的精神就是“内在超越”，和西方只有神道不一样。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牟先生在《人文友会》发刊词上讲的一段话，人文友会在台北讲了五十一次，他说我们现在成立“人文友会”，就是要成立人文教，将来我们在一定的时候要成立教会，以维持国本。什么时候成立教会，现在说不准。后来他收到了唐君毅先生的一封信，对此一提议赞扬备至。为什么他后来的不再谈建教会、建儒教的事情了?这是因为，牟先生他们这一代人处在东西方哲学融合的大背景下，他首要的使命是从哲学上证明儒家的精神的价值，进而打通中西方哲学。所以这个事后来就不提了，但是对儒教的探讨，对儒教的定性和儒教形态的考虑，深深地影响了牟先生的思想体系。为什么呢，没接触儒教之前，看他的《心体与性体》，感到很难理出一条头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往这个方向讲，因为《心体与性体》有很多“圆教”的提法，也有大量儒教和基督教比较的内容，本来讲的是心性论的哲学问题，但最后常常归结为“此儒教之所以圆教也”、“此儒教之所以为人文教也”。五、六十年代对儒教的考虑一直在影响着他的走向，影响了他有关内在超越的理论建构，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不能展开了。
在知识分子即士大夫阶层有一个层面;在普通民众里又有一个层面。而牟先生关注的儒教只关注了士大夫的儒教，主要的努力就是从这个中间层出发，他来研究，来穿透儒家的宗教精神，结论就表现为内在超越，肯定儒家有宗教性。至于那两个层面他没有考虑，而那两个方面恰恰表明儒教不仅有内在超越，而且有外在超越的一面。他对儒教的形态问题也没有正面的论述。
第二个层面，士大夫层面，主要体现在科举制上。辜鸿铭就说，中国科举制度下的学校不是学校，是教会，当然你很难说它是西方的教会，但是它绝对不是现在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的这种学校，它是传播做人的理念和信仰，传道是它的核心。它也有一套制度，从祭孔、从私塾、到乡学县学，一直到科举，也是制度化的。第三个层面，落实到民间，主要是和宗法制度相配合的宗族制度，形成了一套礼仪和祭祀制度。所以我感到儒家也是制度化的宗教。我觉得它的超越形态就是“既凡而圣”，它很社会化，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基层和方方面面，盗亦有道，以至于形成了梁山水泊这种“儒盗”群体。如果连劫匪都深受儒家义理的影响，可见其影响社会之深之广了。
但是如果把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归结为一个“苍苍之天”，显然也有问题。“明”、“旦”，就是上天“昭察鉴临”这样一个意思。在宋儒那里，所谓“上天”的神圣性，相对而言是比较弱化的一个东西，最终要落实到所谓圣人或者说人，“继天立极”。他的神圣价值要靠人给他完全树立起来。儒家也讲为天地立心，但不能忽略“天地”本身就是有心的，就像朱子讲的，天是有“主之者”的——不是全知全能的东西在“主之”，但也是有一个东西在那，你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这个东西非常复杂，我也不一定表达得清楚，想起来再说。
对儒家思想的反感也在一天天增加，这两个几乎是旗鼓相当的。最近一件事情就是“雕像事件”，我不知道诸位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你们是鼓掌，还是惋惜，还是又鼓掌又惋惜。
星云法师当年立志建立人间佛教之日，并没有先大肆开展要不要建人间佛教的讨论。莫名其妙嘛!想做的话，自己就去做了，明知大部分人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何必再去争论。这是大宗教家做事的基本特点。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倡导儒教，却不行动呢?难道在等政府的支持吗?假设明天中国政府在诸君的劝说下幡然醒悟，决定要建儒教，它会给你们一大笔钱，让你们去建吗?
对佛教来说，皈依还是不皈依也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但是对儒家来说则不一样。因为儒家是高度入世的，它不主张自身以任何方式和常人区别开来，所谓“道不远人”、“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儒家真正的道场在人间，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其主要使命是“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不在“觉”上下功夫，希望通过一个组织来解决儒学衰落的问题，如何可能?
在现代社会，它的道场应该在现代的公司、企业、机关、学校、部门等之中，现代儒学能否把它们当作自身生存的空间决定着儒学能否重归现代社会的中心。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证明：未来中国社会的自我整合仍然需要按照儒家的五伦之道，尽管不一定排斥法治?从社会整合的角度看，我们需要说明儒学对未来中国人的制度建构仍然是最有效的。如果能说清这一点，那么儒家自然会回到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中心来;如果不能说清这一点，就直接跳到三千年前，把那时的中华文明(=儒教文明)当作今日的理想来提倡，人家就会对你产生强烈的反感，从而对儒学的现代意义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这不是真正地爱护儒学，这是在毁掉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