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是从东印度传来的，初入中国时，并无什么传戒仪式。据佛教史籍记载，当时度人出家，只为其剃发披服缦衣，即无条相袈裟③(参见《释氏要览》上)，以不满五人，不能受具。大概只用三皈、五戒、十戒迭相传授而已。到了曹魏嘉平二年(250)时，昙摩(柯)迦罗(《高僧传》卷一意译作“法时”)来到洛阳，见众生未秉戒法，乃于白马寺译出《僧祗戒心》作为戒本备用。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这是中国依律传戒之始。魏正元年间(254-255)安息国沙门昙帝(谛)在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中国才具备了羯磨仪式。中国僧人受具足戒，一般认为以朱士行为首次④(《僧史略》上)，也即是曹魏正元年后不久。东晋时(317-420)，出家僧尼渐多，道安始提倡严肃戒律。他认为佛法东流未久，译人对于受戒之法考校者太少，先前之人所传承者皆自以为是，至其师佛图澄乃多所改正统一⑤(见道安《比丘大戒序》)。道安身遇战乱，转徙四方，常率弟子数百人，往来于长安、襄阳等地。他所制定的僧尼规范，有布萨(说戒)、悔过等法，可见其重视戒律弘传的功绩。

中国尼众之受具足戒实际上始于晋代。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僧建请昙摩竭多于洛阳，依照《僧祗尼羯磨》及《僧祗戒本》建立戒坛传戒。当时沙门道场以《戒因缘经》为据，认为昙摩竭多传戒结果不合法。昙摩竭多遂浮舟于泗河结坛，洛阳竹林寺净检尼等四人同于此坛从大僧受具足戒，这是中国尼众受戒之始，称为“船上受戒”⑥(宝唱《比丘尼传》卷一)。

其后刘宋元嘉六年(429)，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八人至刘宋京城。当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以先所受戒不如法，戒品不全。恰好罽宾沙门求那跋摩经南海至宋，在南林寺建立戒坛，慧果、净音二尼请求重新受戒。求那跋摩引证佛陀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最初为尼的因缘，认为戒本本来为比丘而发，虽无僧尼二众的分别，但不妨碍比丘尼的得戒。又因当时狮子国八尼年腊未足，不满十人，且令此八尼同学宋国语(即汉语)。求那跋摩另外委托西域船主难提于元嘉十年(433)又载送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一人至宋京，而先来的诸尼已能通达宋语。不巧，这时求那跋摩已经弃世，好在此年僧伽跋摩到达宋京，慧果、净音等尼在二众具备的形式下，于元嘉十一年(434)在南林寺戒坛，重受具足戒。这次，次第受比丘尼戒者达三百余人⑦(《比丘尼传》卷二、三)。世传汉代妇女阿潘出家只受了三皈，晋时净检尼只在一众边得戒，都未能得全戒，故中国尼众于二边受具足戒的，以慧果、净音等为始⑧(《僧史略》上)。

历史的年轮是需要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的，它有着跌宕起伏的经历，传戒的规模仪式也是这样波动着。至明万历年间，如馨律师于南京灵谷寺重兴律宗南山系，开坛传戒，三昧寂光继其业，重立规制，开律宗道场于南京宝华山。弟子见月读体参照古规，撰辑《传戒正范》、《毗尼止持会集》，遂为近代传戒赖以遵循的典则。与此同时，三峰法藏也撰写《弘戒法仪》一卷，盛传戒法于江南。清初终南山超远加以补充，撰成《传授三坛弘戒法仪》一书。见月律师的弟子书玉弘律于杭州昭庆寺，撰《二部僧授戒仪式》及《羯磨仪式》。有了上述这些着作，传戒的规章制度乃大备。又清初广东弘赞着有《比丘受戒录》和《比丘尼受戒录》；乐山老人着有《增删毗尼戒科》；智旭着有《重治毗尼事义集要》等书。这几种书籍，俱行于世，为各地传戒时所遵循。到了清末，湖南僧长松以各地传戒遵守戒科不一，谓“遵三峰者不少，亦因乐山颇多，集吴越间专遵华山更广矣”⑨(《戒科删补集叙要》)。因依毗尼删补合辑《弘戒法仪》、《增删毗尼戒科》、《传戒正范》诸本，成就《戒科删补集要》一书，盛行于湘鄂之间。近代则有弘一大师，当代的有福鼎平兴寺的界诠法师等大力弘扬律学，整理制定了许多传戒规范，对当代的佛教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