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之书，未曾多见，尝闻贵宗说法，专提他力信心普被群机，摄受无遗，与今时传天主耶稣之教者，外同而内异也。（《与日本南条文雄书》）

佛法之振兴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意义可见一斑。

作为一名佛教徒、佛学家、思想家，虽然他最关心的是怎样复兴佛教，致力于佛经搜集、刻刊、流通以及僧才培养的工作，而没有多少时间进行撰述长篇大论和体系严谨的佛学论文。“如果用比较严格的尺度来衡量，杨氏的佛学与世学都不算太好”²。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杨氏那些为数不多的遗着中，了解到一些他关于社会人生、佛教独特见解，以及中国佛教发展的轨迹和信息。实际上，他的佛教思想无论对于当时思想界，还是之后的学术界，都具有相当广泛、深远的影响。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霍姆斯‧维慈（Holmas Welch）教授，在《中国佛教的复兴》一文中，称杨氏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³，并非过誉。

19-20世纪以来，宗教世俗化可以说是世界各大宗教的一个重要发展潮流，不过，宗教如果过于忽视传统的根本性原则而与世俗无条件妥协，则会逐渐丧失了宗教本身的超越性与神圣性，甚至可能沦为彻底的权力工具，杨仁山所批判的日本净土真宗便在某些程度上提供了这种教训。宗教世俗化，必须在传统遗产与现实社会的张力间找到一个可以妥善平衡神圣性与现实性二者的支点。——杨仁山对日本真宗戒律观的批判，其现实意义亦当在此。而对于佛教而言，无论是僧侣还是居士，一丝不苟地严正持戒，遵循释尊“以戒为师”之遗训，则是佛教神圣性存续、佛法常住世间的有力保证，这也应该是杨仁山居士的佛教戒律思想能够给予我们的现实启示。

唐诗张扬，而宋诗内敛等等，一种深沉的理智和自省的证悟体验充盈于宋诗之中。倘将李白和黄庭坚，杜甫和苏轼、白居易和杨万里的诗一一相对读，艺术趣味的不同无疑是很分明的。一一这就是中国的禅进入了诗而对诗发生变化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