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动中土僧团“依律行事”的思考

佛陀制律的目的，从《摩诃僧祇律》卷一的归纳，实有十项：“是时舍利弗，偏袒而合掌，随顺转法轮，请问于最胜，彼住最后身，合掌请问已。尔时最胜告：尊者舍利弗，有十功德利，如来所知见，故为诸弟子，广制戒律仪。摄僧极摄故，令僧安乐住，折伏无羞人，惭愧得安隐，不信令入信，已信者增益，现法得漏尽，未生漏不生，正法得久住，开甘露施门。说是正法时，在于耕田林，舍利弗请问，世尊答如是。”²因此，笔者以为，正因为源于前节所分析之佛教律学在中国所遭遇之先天性“水土不服”，流布则“南橘北枳”，维护且“孤掌难鸣”，行持尤“举步维艰”，弘扬又“孤寂落寞”的命运，因此在中土弘扬律法，推行律制，须根据中国之实际，教界之现实、社会之适应等诸多因素，在不违反上述佛陀之制律根本要旨的基础上，对律制进行调适；欲使天下道场和汉地缁素真正践行律法、依律行事，则需要以佛陀律制根本精神为指津，将律法调适至符合中土社情、民众信仰心理、以便缁素遵循的境界；其前提是与佛陀的根本精神相契合，基础是与正法的基本意趣相吻合，关键是与中土的风俗社情相适应，核心是促汉地的缁素大众相砥砺。

律学自传入中国以来，早有道安法师所制僧尼轨范，《高僧传•道安传》中记载道记载到：“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³。唐道世法师在《法苑珠林•呗赞篇》说：“又昔晋时有道安法师，集制三科，上经、上讲、布萨等。先贤立制，不坠于地，天下法则，人皆习行。”⁴道安大师统领的数百人庞大僧团能道风井然，无疑功在戒法。中有道宣律师弘扬《四分律》，整理律典，规范律仪，立南山宗，行毗尼事，其法脉传续直到会昌法难，影响后世，功不可没；后有明末律僧读体见月于宝华山创千华宗，续南山法脉，立《传戒正范》，分三坛授戒，中兴戒法，毗奈耶再显中土道场，可圈可点；晚有弘一大师，一代律师，披览南山三大部，钩玄在家律学，弘阐南山律仪戒条，可谓法脉再传。但正如前所分析的，历代诸律师都深刻认识到中土佛教与印度佛家之不同，为此所作的适应调整与融会贯通，可谓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但在中国律学传播历史上，根本有部之毗奈耶作为纯正印度律典，其流布基本受阻，未能传承于中华，《四分律》及其相应的南山宗的传播，则源远流长，较有部律典而言，经过南山道宣调适后的律学，与中土教界僧团的对机度较高；但是在僧团具体的依律行事之中，还是难以全盘接受；只有经过百丈怀海禅师等代代汉僧依据印度律典，又紧密结合汉地实际情形而进行改造的禅门《清规》，才终于克服了律典在中华教界的水土不服症，终于使佛教之律法，在汉地以《清规》的形式而流布笃行于后代丛林之中。加之会昌法难之后，各宗凋谢，经典失传，只有南禅一门独秀，一枝五叶枝繁叶茂，其禅门《清规》事实上替代了律典毗尼的功用。当然，由于《清规》与毗尼之间在意趣上的差异，其流传中有失毗尼精神的弊端，也在后世丛林中日益凸显，故有日后读体见月律师的重振律学，蕅益大师的再三重申佛门律典之摄僧效用；直到二十世纪初，杨仁山居士等将日本所藏佛教三藏经典引回中华，才为弘一大师等重新梳理、圈点、校对南山“三大部”，弘扬南山律学，准备了充分必要的条件。然而，这一切并未能使律学在中华的命运有根本的改观，僧团依律行事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

为此，笔者以为，要推动中土僧团及广大缁素真正在汉传佛教语境、氛围和土壤上，开辟“依律行事”之气象，当应首先明确佛教的戒律精神之根本，佛陀制律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一、“戒为无上菩提本”，以之说明戒是三学之首的地位和属性；二、“以戒为师”，以之说明持戒的原则性和重要性；三、“随时毗尼”和“随方毗尼”，以此说明佛教不仅对戒律的持守，更为重视持戒的灵活性，既强调遵于律法、严净毗尼，又允许僧众因时因地之不同而对戒律有所变通；四、“小小戒可舍”，既要求持戒的严谨，又强调在持戒中更重要的是对戒律基本精神的把握，不是拘泥于细枝末节；五、重视持戒者个人的内心向善的力量和警悚，而不是重视对其肉体的惩罚。上述五个方面，在佛陀各类大乘经典中，多有阐述，特别是在《涅槃经》中，有相当的发挥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