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两点，引出对当前汉传佛教伦理的思考。佛教关注的是人性、心性上的解脱，强调的是慈悲平等，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中显然是处于两难境地，如何来化解这一尴尬局面？边缘化的佛教是否可以变得更为纯粹、理性、具有内在的张力,
从而将悲天悯人、慈悲平等开发为人类正在追寻的普世伦理的基本要素。本文认为多元文化格局下的汉传佛教得开展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对话，借助于另一思想系统为参照背景，进一步的深入的澄清自身。

佛教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主张背离父母，出家修行，以究竟解脱为目标，儒佛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由董仲舒所构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帝王大一统思想、汉文化，忠、孝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本伦理，在这个思想体系中异常的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因为它支撑起了宗法制度下权力社会的正常运转。但到了东汉末年，儒家所建构出来的这个名教体系由于过分的强调外在形式发生了严重危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说：

“魏晋的名教危机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从汉末到西晋统一，这个危机主要暴露在政治秩序一方面。第二代继承并扩大了阮籍、王戎的任情废礼的精神，其结果是形成一种‘妇皆卿夫，子唿父字’的风气，情与礼的冲突尖锐化而变成当时士大夫的生活与思想中的一个中心问题。”¹

魏晋时期战乱频繁，朝代之间的更替在表面上所行使的是儒家标傍的禅让，实质上是赤裸裸的武力夺权，暴露出了纲常、名教的苍白无力，繁琐的礼仪制度下是人性的肮脏。由此引发人们重新估量现有的价值系统，人是什么？由此创造了佛教契入汉文化的机会，中国人的思想达到了哲学本体的高度，但为什么韦伯在论述中国的宗教时，标题却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呢？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五代宋元以后儒佛表面上的界限很模煳，天理、良知与佛性完全可以等同视之，佛教的五戒等同于儒家的五常，北宋高僧孤山智圆更是自称“中庸子”，并将儒家的中庸等同于龙树菩萨的中道。《宋元学案》中所收录的朱子思想完全是内化佛教伦理，外显为儒家形式。那么，儒佛的分水岭在哪里？或者说，佛教的慈悲，儒家的忠恕，基督的博爱在价值取向上都表现出一种对善的伦理的要求和把握，那么如何来把握汉传佛教独特的伦理思想。本文认为应该到名教危机中去寻找答案。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建构，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在这意义上，玄学便是庄学。”²

对于名教危机的处理，中国士人在最初是借助于老庄思想的解读，由儒家拓宽到道家，勾画出了汉文化的内在结构：儒法老庄，顺着庄子的逍遥游、大宗师凸显出了人性结构中的直观、悟性能力，最终开出禅宗，由此也就决定了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老庄性格。

综上所述，汉传佛教伦理思想：慈悲、平等是以空、无我为内核，在继承大乘佛教的精华后创造性的将古印度的业力思想与中国本有的天地鬼神观念相结合，开出了有儒家背景的伦理观点，强调戒杀放生。从表面上看，儒佛好像已经完全融合，但从哲学深度上讲，佛教的伦理思想体系亦然是业、空、慈悲、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