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遗老黄宗羲（1610-1695）

“明夷待访”是什么意思？

《明夷待访录》的书名寄托着作者写作的目的，这点其好友顾炎武就曾看出来了。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去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这说明，写书的目的不一定要服务于当代，因为作者的思想超前，因而生不逢时，不过也不必为此而丧气，可以先把书写成，留给后世，让后世逢其时的人从中增长见识，有所作为。

例如箕子在纣王时期，言不听、计不从，还要受其囚禁的迫害。及至武王伐纣后，才登门拜访，向他求教“天地之大法”。黄宗羲在《题辞》里也说：“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这也是书名中“待访”两个字的含义。

“明夷”是《周易》里的一卦，其象为上坤（地）下离（火、光），光明隐入大地之下，晦暗不明，天下大难。郑玄说这卦讲述君子遭逢乱世而在下位，是“蒙大难”的危机。就如文王囚于羑里、箕子为奴于殷商、黄宗羲反清失败于江南一样。“明夷待访录”者，君子处黑暗之世代，将“国家治乱之原”和“生民根本之计”著述成书，留待后世借鉴也。

君主是天下人的公仆

君主是封建专制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探明专制国家的治乱之原，首先就得研究君主的职分。

根据人之常情，人们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因此，君主的职分应当是为天下人兴公利，除公害的。君主作为公共人物，不能有一己之利，而是要为天下人勤劳奔波，做天下人的公仆。正因为如此，这个位置与天下人情相违背，所以在上古时代，许由、务光等人不愿意担此重任，纷纷逃避，这也是《庄子·让王篇》里所说的现象。

人们不愿担任公职，只得委托像尧舜禹这样的人来为民服务。唐尧举贤任能、兢兢业业；虞舜巡视天下、死于苍梧之野；最悲催的莫过于大禹，他为天下奔波得大腿不长毛、小腿不长肉，三过家门而不得入。

正因君主是人民的公仆，所以“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需要用任期制来结束公仆的服务期限。所以尧舜在晚年都禅让了，此所谓“入而又去之者”。这才是人君的职分，因此黄宗羲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

专制君主以天下为己之产业

到了后世，专制君主不认为自己需要为天下人兴利除害，而是说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手，他掌握着利害的分配权力。专制君主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违反人情，不准人们各私其私、各利其利，而是把自己的私利冒充成天下的公利，要求所有人都要放弃私利而服务于它，并说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这是崇高的。

刘邦曾问刘太公说：“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后世的人君也常宣传“光有天下，克成大业”，把天下说成是某个人、某个组织的事业，其说法鄙陋不堪。专制君主既然把天下视为产业、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自然就渴望要代代世袭、受享无穷了。可是天下如果是产业的话，那么天下人也就不会纷纷躲避，而是觊觎不已，垂涎欲滴了。结果治乱兴亡也就在轮流坐庄中循环往复，你方唱罢我登场。胜利者高呼“克成大业”，破产者哀叹“愿世世无生帝王家”。

要想逃出这种地狱轮回的周期律，就得改变君主的职分，明确其公仆地位，敢有将天下视为个人之产业者。天下人必将“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得而诛之。

黄宗羲还认为，以其把天下的安宁寄托在一个专制君主身上，那还不如无君无公仆更好些——“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官职为谁而设？

什么是大臣呢？把君主视为父亲，加以敬畏和爱戴的人是大臣吗？把君主当成圣人，肆意夸耀和吹捧的人是大臣吗？把君主视为神圣，甘愿而其而赴死的人是大臣吗？答曰：否！这样的人不是大臣，而是谄媚、无耻的宦官宫妾。

官职是为天下人而设的，公务繁多，不是一个君主就能治理得了，需要要同事与帮手。因此“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有时候国家衰灭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而国家昌盛却会加深人们的灾难。例如桀纣之亡，天下人无不称快；暴秦、蒙古兴起，反令世人蒙其荼毒。治乱兴衰的判断标准不在于国土的大小、国力的强弱、财富的多少，而在于万民的忧乐。

可是，在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里，天下被当成了个人的产业，而官员也就成为了皇帝的宦官和宫妾。世人不再认为是为天下而设官职，反倒认为官职是皇帝授予他们的——皇帝把自己的产业分一部分给他们经营，因而官员们都感恩戴德、俯身叩首。他们的工作只在服从皇帝，讨得皇帝的欢心，而不管万民的死活。

黄宗羲认为“君为臣纲”乃是一种荒谬，君臣只存在职分上的关系，在职则为君之师友，离职则成为路人，并不像父子那样有着不可隔断的血缘联系。君与臣其实都是公仆，不过是“名异而实同”而已。

黄宗羲批判“君为臣纲”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法是治理天下的准则，是天下的公法，不能够为一己而立。可是，专制君主却把法当作保障产业的手段，“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黄宗羲认为良好治理状态是以天下公法为准则，让天下之利为天下人公享，奉献“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的平等原则进行依法治理。在这种状态下，立法者的欲望没有混入法之中，法令条文越疏而乱也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

专制的法律却不是这样，它唯恐天下无事。既然专制君主把天下视为自己的产业，那么由他制定的法律必然会“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当人民要求减少繁琐的审核批准时，他就一拖再拖；可是当人民一生产出什么有利的成果时，他一定要下令限制或禁止。所谓“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禁令越多，法条越繁，法网越密，不仅失去了清静无为的效果，还把祸乱的隐患埋在其中，此所谓“非法之法也”。

简单的说，真正的法乃是服务于公利的法，而专制的法则是防范之法，是保卫其政权之法。如果不先进行“治法”，把法纠正回来，那就无法继续“治人”。

黄宗羲的思想中有经世致用的精神

用考试权来制约行政权

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中，提出了考试权的概念。

科举任官乃中国自古以来之选举方式，它有效的制衡了专制君主选官任官的权力。如果行政权凌驾于考试权之上，那么行政腐败必致教育腐败。古代基层官员选拔是通过考试而不是通过选举，达官显贵的任免又是通过内部的决定而不是考试。这就致使基层官员无法代表民意，高官无法保证具有才干，而脱离民众与无作为或无能正是行政人员腐败之根源。故应实行考试权，由考核德、知、体、行来任命及裁撤行政官员，将行政考试与民主选举结合，创建高效廉洁的行政体制。

考试权在《明夷待访录·学校》中有过类似的论述，黄宗羲认为学校的功能不仅是“养士”、培育人才地方，还应当是“议事”的场所。政策方针的是非不能以君主个人为标准，君主没有掌握宇宙真理，“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因此，学校还需要有参政议事的功能。

可是，在专制的时代，“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皆以天子的个人观点为指导和标准。人们认为学校的议事太过缓慢，无助于行政效率，故废而不用，于是学校堕落成了“书院”，沦为东林党和阉党斗争之地。

因此，黄宗羲主张要恢复学校的“养士”和“议事”功能，他认为太学里的祭酒应与宰相具有相当的地位，或者由任职届满的宰相来担任。祭酒能够参与天子和大臣的议政，“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在地方郡县，也要设置学官，让名儒来提督学政，主持公议。这是教育权制约行政权的思想。

在选举方面，黄宗羲认为需要把举荐和考试结合起来，不是严格取士、宽于用人，而是选拔人才要宽松，任用人才需严格。如此，才能避免一进入体制就懒散、养闲的工作作风。

此外，《明夷待访录》还论述了宰相、建都、集权与分权、兵制、财计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