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易经纳入国考和高考了，我不知真假，但我想很多人都会奇怪，为什么易经今天会被捧成一门智慧无穷包打天下的近神之学，在国学市场上长盛不衰？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这与《易经》的存在形态，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作为产生于甲骨文和《诗经》之间的一种历史文献，《易经》的用词与先秦孔孟时代的文言完全不同，相当于一种“文言文中的文言文”。要理解它的真实含义，存在很大困难。这种语义模糊、名气甚大的著作，恰是做国学生意者喜欢的东西——如鲁迅所言，只要有人提出异议“说不好”，就会被指责“因为你不懂”。

此外，《易经》所涉内容驳杂，也很合做国学生意者的心意。谈天时、谈季节、谈耕作，也谈武力、谈刑狱、谈贫穷、谈管理……这种杂，本是理性萌芽阶段常见的“一勺烩”，中外皆然，但对做国学生意者而言，这恰恰给了他们极大的东拉西扯、自由发挥的余地，亦即比较好吹。
其次，中国的国学商业圈对《易经》的热衷，有着特殊的历史成因。
因国力虚弱，一些近代文化人物，曾肆意吹嘘过《易经》。比如，胡兰成曾扬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得感谢中国的《易经》：
“日本的明治天皇合于乾卦之九五，飞龙在天，当时的维新诸功臣多是以圣贤之学为根本，多样地多角度地理解道德，凭着纵横的才智转国运之大难为大庆，此诚得力于《易经》之教。”
但此类言论终属少数。顾颉刚、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等人对《易经》做历史考订时，早已不再将之视为一本如何神奇如何了不得的著作。

《易经》在学术界重新变成“了不得的奇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展开过一场关于《易经》的大型学术讨论。讨论最集中的时间段，是1960年12月~1961年6月，主要讨论阵地是《哲学研究》《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参与者“多为教授学者，全面涉及了周易有关问题，分歧相当广泛”，期间有一种倾向，将《易经》“说成是几乎达到了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文知识界开始传播“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受了中国《易经》八卦图的启发”、“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与《易经》八卦暗合”等似是而非的信息。

事实上，莱布尼茨通过传教士白晋看到八卦图时，已是发明二进制后许多年；说“二进制与《易经》八卦暗合”的，也是传教士白晋而非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看不懂八卦为何物，他只是接受了白晋提供给他的解释。根据二人间的通信，白晋如此解读八卦图的用意，是想透过制造东西方学术的这种“暗合”，寻到一条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方便路径，也就是助力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显然，这并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意见。

同期，东方宗教爱好者、美国学者弗里乔夫·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1975）一书中，将现代量子场理论与《易经》对比，认为《易经》与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动力学模型相一致，八卦图与强子的八重态相对应。这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同样让国人兴奋不已。

“《易经》热”遂就此在中国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一门智慧无穷包打天下的近神之学，在国学市场上长盛不衰。

图：上世纪90年代初，媒体对《易经》热的报道

与莱布尼茨和卡普拉不同，在真正读过《易经》的杨振宁眼里，《易经》与二进制、量子物理这些现代科学毫无关系，相反，“《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科学没在中国萌芽，是否与《易经》有关，不妨见仁见智。但杨振宁读了《易经》，没发现《易经》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这是一个事实。

杨振宁博士

简而言之，如何把《易经》的每一句卦辞和爻辞精确地读明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需要很深的学术功力（那是考据训诂的功夫）；但要明了《易经》的大致主旨为何，只需要对相关严肃研究稍作涉猎，再加上一条“能够尊重常识”就够了。《易经》的深奥，在于它的文字很难被读懂，而不是它所记载的内容如何高深莫测、如何厉害到不得了，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