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最基本的条件，他首先得是一个“士”。否则，就成了比尔波特[空谷幽兰]所描述的美国隐士那样，“只是喜欢自个儿呆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

那么什么才是“士”呢？按照传统的说法，通古今，辨然不，谓之士—《白虎通爵》;学以居位曰士。—《汉书》;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后汉书》

可见，只有那些博古通今，明辨事理，学识过人，以才智见长的人才被称为“士”。古时候把士农工商叫做国之四民，士是介于官员和普通百姓中间的一种特殊阶层，通俗地说就是贤能的知识分子。科举“进士”的寓意，就是从民间的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而那些既有才能，又不愿意出来做官的知识分子，才被叫做隐士。
那么既有才能，又过着隐居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可以称为隐士了吗？那也未必！竹林七贤就不能算真正的隐士。他们虽隐居山间林下，整日纵酒谈玄，看似不问世事，但那是因为“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大丈夫有志不能骋，只得纵酒以自遣，借醉以避祸。故阮籍有“夜中不能寐”之苦闷，“幽思独伤心”之孤愤，哪里有丝毫对酒当歌的潇洒，超然物外之旷达。
张岱也算不得隐士。他虽然前半生读书品艺，优哉闲适；后半生披发入山，一生未仕。然而他的文章里却充满着对故国家园的追忆，对人生无常的悲泣。可以说是人既隐而心未静，身虽伏而气不平，虽写尽琴灯茶酒，花月林泉，却无法像一个真正的隐士那样纵意肆志于内，放浪形骸之外。
那么真正的隐士是什么样呢？他们不一定要像上古的许由，听到尧欲让天下给他，忙逃到河边洗耳，过于夸张；也不必像楚国的接舆，见了孔子便放歌讥刺，近似癫狂。《南史隐逸》给隐士下的定义是：“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也说：“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这就已经说的很明确了，隐士必须有着过人的才学和独立的人格，并且志趣高洁，内心宁静。否则就与一般的农人樵夫，山林野老没有什么区别了。
所以说，住在山中的不一定就是隐士，隐士也不一定都住在山中。就像不愿以心为形役的陶渊明，辞了官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务农，谁能说他不是真正的隐士呢？只要心远地自偏，何必非要躲深山？
有人或许会说，难道山中那些数量庞大佛家道家的修行人不是隐士吗？是的，他们不能称为隐士。
首先，出家人尊奉的佛经道藏，本身就是建立在出世基础上的，这些超出三界之外的学说，在世人眼里显得虚无缥缈，大而无当，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属于世人眼中的“有用之材”，和普通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概念。而且僧人和道士，早已割断了尘缘，本来就是世外之人，哪里还有隐与不隐的分别。非士非隐，自然也就不能称为隐士。
其次，住在山里的修行人日常生活也与隐士大有不同。隐士追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他们“或命巾车，或绰孤舟”， 在自然中逍遥；或琴棋以养性，或诗酒以怡情，在艺术中倘徉。而山里的修行人则要亲自披荆斩棘，结茅为庵，开荒种菜，挑水浇园，过着近似苦行的生活。
出家人把离开寺院或道观独自静修，不叫隐居，叫住山，住茅蓬。他们也并不是随便就可以住山的，必须先在寺院或道观里住上几年，经过系统的学习，懂得了怎样修行，并且已经找到了入手的方法，有信有愿有行，三者具足，才有资格住山。否则见山不见道，为山所转，是名守山鬼，没有什么好处。
住山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外界的打扰，专心修行，目的是早日开悟或证道。有的要还定个时间，克期取证。在目的达到后，一般就会下山传法，不一定非要住在山中。但是也有许多僧人道士觉得山里更适合清修，会在山里一直住下去。佛教居士高鹤年的《名山游访记》载，终南山里一位住茅蓬的师父告诉他，山的更深处听说还有僧人，须长过膝，有时而现，不知有几百岁了。任法融道长对比尔波特说，就在几年前，山中有位道长，在九十六岁的时候，证得了长生不死。而另外一位道长，在一百四十岁的时候，羽化登仙了。
这些事在常人听来，近于神话，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对于脚踏实地的修行人来说，既有经藏作为理论基础，又有师传之详尽的修行方法和步骤次第，有修有证，其中自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神奇体验。他们的境界和层次，实非我等所能臆测。
由于修行人对世界的本质认识得更为透彻，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出离三界，了脱生死，他们必须勇猛精进，刻苦修行，所以他们的人生非但不是消极退缩的，实际上比追求名闻利养的世人，还要更加地勤奋和努力。有句话说，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所能为，此之谓也。如果把他们称为修士，而不是隐士，也许更合适些。
看了上文，你就会明白，隐士太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