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朝鲜半岛，若没有萨满信仰，则没有檀君朝鲜，则没有韩国璀璨历史。
很多世纪以来，韩国的统治者们都以消极的观点将萨满教视为民间宗教形式，但近年来，人们对萨满教的看法有了积极的变化，人们普遍地将萨满教作为一种和韩国民族之根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象征来看待，同时萨满教也成为韩国民族-国家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些相关研究表明，萨满教可能已经在朝鲜半岛存在了几千年，这也为韩民族的追根溯源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
15-16世纪，儒教理学被尊崇为朝鲜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和礼仪标准。首先接受儒学思想的是两班贵族阶层。对于他们来说，坚持以儒学思想作为文明行为的标准是维护其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为维护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政府将地方宗教崇拜的各种形式都置于其统治之下。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萨满巫师们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儒学所倡导的文明概念和萨满教礼拜形式是完全不相容的。于是，萨满巫师就失去了曾经在官方的求雨祈福等礼仪形式中的地位，成了受压制的对象。
当朝鲜被迫对外国列强打开大门的时候，萨满教的境遇依旧没有什么变化。作为中心意识形态的儒教迅速失去了其影响，现代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新思想迅速崛起，尽管他们对萨满教的批判不如以前儒教学者严厉，但依旧将萨满教视为低俗、愚昧的迷信。初期的教会以及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者尝试用报纸这一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来推动公众对于现代化理念和独立民主思想的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萨满教的抨击更是超过了当权的统治阶层。他们甚至怂恿警察迫害萨满巫师，并鼓动民众加入反对迷信的斗争中。
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萨满教的处境开始有了一些微小的变化。那些曾经严厉批判萨满教的韩国报纸和组织放缓了攻击，而新的日本统治者并不把萨满教视为民间教派，更多地是将视其为朝鲜半岛现代化发展的一种障碍，他们更加倾向于培植佛教势力以作为日韩的合并要素。就在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压迫日趋恶劣的时候，一些本土知识分子开始思考韩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并逐渐以一种积极的观点看待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萨满教开始显出了不同的光芒。这种趋势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当时朝鲜刚刚开埠，而外国势力的到来让朝鲜人有了一种本能的本土主义的回应，尤其在东学运动中可窥见一斑。朝鲜人开始将萨满教和朝鲜的起源神话即檀君神话联系起来，并做出了新的民族主义式的解读。
20世纪20年代开始，朝鲜学者对萨满教产生了新的兴趣。著名文学家崔南善（1890-1957，朝鲜著名文学家、诗人，朝鲜近代文学的开拓者）认为檀君是古朝鲜的立国之君，同时也是一个萨满。檀君的形象被抬高到一个民族-国家象征的高度，此时的学者们对萨满教的看法已经大不同于以前。崔南善对于萨满教和民俗故事的研究，试图以此强化朝鲜人的自我意识。日本殖民政府总督为了寻求日本文化和朝鲜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任命崔南善对朝鲜的传统风俗和信仰进行研究。但崔南善却另有目的，他试图证明朝鲜的历史和日本没有太多密切关系，不存在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那样。结果，通过研究他发现，朝鲜的萨满教更多的是和东北亚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萨满教有关，而跟日本完全无关。因此，在被日本占领的黑暗年代，部分学者对萨满教开始有了积极的态度，但仍有很多人抱有消极的观点，将萨满教视为愚蠢的迷信。
1945年朝鲜从日本殖民下解放，但局势的改变并没让萨满教如释重负，社会对萨满教的偏见仍然强烈，警察也经常干扰他们的仪式活动。这个时候，萨满活动被很多人认为是可耻的，人们即使进行跳神仪式也都对外讳莫如深。
1971年韩国政府发起新村运动，为的是加速农村的发展，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这项运动意在促使韩民族自我发展现代化，提倡理性、科学和市场经济。此时，不仅是萨满教的仪式，而且儒教传统中的一些旧习俗，都被认为是和现代化不相适宜的，是非理性的。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朴正熙总统逐渐意识到需要通过韩国民族文化遗产来加强韩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自信，有必要为了强调韩国自身的精神文化而对此进行研究。除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外，更多的学者也开始自发关注这些问题。
20世纪上半叶，韩国社会对萨满教的抨击和偏见非常普遍，但此时无论政府、学界还是社会普通民众，对萨满教的评价都变得积极了。当然，对萨满教的否定观点依旧存在，但是随着跟外面世界的接触，萨满教促进了韩国人产生一种民族主义式的反应，一种在纷繁的世界中寻找自身民族身份与认同的尝试。今天的韩国人普遍认为韩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即民族之根可以在萨满教中找到，他们相信萨满教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而萨满也被看作是古朝鲜文化的保存者。在韩国政府以及民族主义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对萨满教形式进行重构的过程中，萨满教不再被视为迷信，而更多地成为一种增加民族自信心的抽象概念，以满足韩民族对民族-国家认同的需要，增强其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在韩国从附庸国到殖民地，再到独立国家和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起到了独特的酶化作用，加速了两种疆界的重合，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种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这在众多的民族-国家中显得十分突出。我们认为，韩国基督宗教的这种酶化的活力集中表现在其本色化或韩国化上，本色化的基督宗教信仰和实践取得了成功，基督教已经与韩国的民族-国家认同绑定在一起，广泛融入韩国国民的现代化生活之中。而能够将基督教这一外来宗教与韩民族融合在一起的最关键的文化因素，应归功于韩国的萨满教。
近代以来，在韩国，与中国相关的儒家思想快速衰落，与中日相关的佛学也快速衰落，而西方传入的基督教伴随着古老萨满信仰重焕活力而快速本土化，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当代韩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