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论证高句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份。
唐高句丽遗民为什么自称渤海人
一、问题的提出
韩国学者在论证渤海是高句丽人的后继国家时,引用高句丽末代王孙高震墓志中自称“渤海人”一句作为有力证据。指出高句丽灭亡后,许多高句丽遗民参与了渤海的建国,他们从政权初创时起即长期追随渤海王族大氏,并在渤海国的统治阶层中占据高位。作为王室后裔的高震,从中体会到与渤海国人之间的一种“同质性”,及对渤海国的归属感,进而自称渤海人。显然,这是把墓志中的“渤海”理解为唐代东北地区靺鞨人为主体建立的渤海国了。但事实上,墓志中的“渤海”指的并不是渤海国,而是中原的世家大族渤海高氏的郡望。既然不是渤海国,自然就谈不上与渤海国的“同质性”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身为高句丽末代王孙的高震,会对灭亡了其国家的中原王朝的大姓渤海高氏产生了认同感(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自称看作一种归属意识或自我身份 认同),并以齐人后裔自我标榜。
与此相关联,近年来海外学界围绕东(北)亚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意识进行过一些讨论。其中,关于古代部分的讨论,主要是围绕被征服政权或部(ethnicgroups)对于征服王朝或部族政权的归属意识等方面展开,又集中在对渤海国治下的靺鞨人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归属意识上的。渤海国家的建立与发展是伴随着对周边靺鞨人部族的蚕食实现的;而这些人集团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对外活动中坚持强调本部族的出自,根本不以渤海国人自认。讨论者从渤海国家发展到灭亡过程中靺鞨人自我归属意识变化的个案研究出发,进而指出,研究者仅仅关注被征服部族客观的族属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对这些部族集团的主观上的归属意识给予关注。这一讨论,意味着古代东亚国家、部族关系史研究突破了以往仅仅以征服王朝或政权对被征服政权或部族施加影响为主要考察对象的传统模式,开始关心两者关系中的另一方,即被征服群体在此过程中的心理感受。这一变化对于深化和丰富关系史研究是有意义的,但在这些讨论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更多地强调了被征服部族(或集团)对于征服集团的敌视心理与复仇活动,而忽略了另一种情形,即被征服者逐渐趋于认同征服者及其文化,不再强调自己原来的出自(即客观的族属)。本文认为,对于这一方面也当给予必要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征服王朝或政权对于被征服政权或部族集团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和把握。
下文主要根据高句丽末代王高震墓志等对高震一族家世的记载及其在唐土的活动情况,考察其归属意识的变化轨迹。在高句丽王室之外,还有高句丽的权贵如莫离支泉男生一支、军将如高慈、高足酉等,因为各种原因入唐,后来成为唐朝的高官或武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或被记入中原正史蕃夷传,或是在唐土留下墓志铭。相关载籍与金石文献,也有助于探寻这些人的归属意识变化的轨迹。
二、高句丽遗民的抗唐复国活动与被迫内迁唐土
668年,高句丽在唐朝与新罗军队的联合攻势下灭亡。高句丽末代王高藏被李绩押解至长安。仪凤二年(677年),唐朝“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据《旧唐书·高宗纪下》仪凤二年条:“二月丁巳,工部尚书高藏授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遣归安东府,安辑高丽余众。”高震被召回之后,由泉盖苏文长子泉男生接替,安抚辽东的高句丽遗民。
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咸享元年(670年)夏四月,即高藏谋反之前,高句丽将领“剑牟岑欲兴复国家。叛唐,立王外孙安舜为主。唐高宗遣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杀剑牟岑奔新罗。”
682年,高藏死于唐土。高句丽旧城“往往入新罗,遗人散奔突厥、靺鞨,由是高氏君长皆绝。垂拱中,以藏孙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初,进左鹰扬卫大将军,更封忠诚国王,使统安东旧部,不行。明年,以藏子德武为安东都督,后稍自国。至于元和末,遣使者献乐工云。”
史籍所见高藏子孙的情况:男福,为高藏王之太子。666年,高宗乾封元年,高句丽王“遣男福入唐。侍伺泰山”。安胜,高藏庶子。在唐高宗总章元年高丽兵败后一年率4千余户逃往新罗。高任武,高藏之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七月“藏遣子莫离支高任武来朝,因谢罪”。高德武,高藏之子。圣历二年(699年),“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番”高宝元,高藏之孙。垂拱二年(686年),“封高藏孙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元年(698年),进授左鹰扬卫大将军,封为忠诚国王。”以上诸人,《新唐书·高丽传》说男福随唐天子封泰山后,回到了高句丽,不久盖苏文死去,但《三国史记》则没有追记男福随侍泰山之后的去向。安胜逃至新罗,高任武去向无载,高德武与高宝元则被唐朝安置留守辽东,镇抚高句丽遗民。
随同高藏一同入唐朝的还有泉男产、男建,均为莫离支泉盖苏文之子、泉男生之弟。男产在唐朝兵临城下时投降,被任命为司宰少卿;男建则因与唐朝顽强对抗而被流于黔州。
由上可见,在高句丽亡国之初,末代王高藏及其旧臣,尚奋发以图复国;高藏之孙高宝元,虽然一再被唐朝加官进爵,最终也没有将唐朝的意志贯彻下去,以至只过一年即被高德武取代。没有资料显示高德武对于唐王朝采取怎样的态度,但从上文看,似乎在高德武时期,高句丽王室与唐朝的紧张关系较前有所缓和。
按唐代有关墓志载,高句丽灭亡前主动投奔唐朝的如泉男生一族、高慈一族、高足酉、高玄等,泉男生在高句丽任莫离支,因为兄弟失和,在高丽败亡前投奔唐朝,并派子献诚求援兵。此事与高句丽最终亡于唐有着直接关。男生后被任命为右卫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仗内供奉,其最后官职为辽东大都督。男生子泉献诚曾任卫尉卿、右卫大将军员外同正、右羽林卫上下、神武军大总管、龙水道大总管、检校天枢子来使等职。
据高慈墓志,高慈曾祖式曾为高句丽二品莫离支;祖量,任三品栅城都督位头大兄兼大相;父文,本番任三品位头大兄兼将军。高文因“预见高丽之必亡”,与兄弟于唐高宗总章二年之前投降唐朝,历任云麾将军行左威卫翊府中郎将、左金吾卫大将军幽州都督。高慈本人历任游击将军、宁远将军、泸河道讨击大使、壮武将军行左豹韬卫翊府郎将。墓志中还记载高兹被授予柳城郡开国公,并曾经率部抗击契丹,知其可能主要活动在幽州柳城一带。
高足酉,唐武德八年(625年)生于“辽东平壤”,高丽统治阶层内讧爆发后归款唐朝。墓志载其“见机而作,存户君子;慕义而来,……越沧波,归赤县,渐大化,列王臣。”高足酉最初被编籍在洛阳附近的洛州永昌县,历任明威将军守右威卫真化府折冲都尉仍长上,授云麾将军行左武卫翊卫府中郎将;武则天大周天授元年授镇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从高足酉的生平事迹看,他归附唐朝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唐都长安或洛阳度过的。高足酉品级较高,但两唐书均无其传。墓志中没有记述高足酉在唐的具体事迹,在唐灭高句丽的战争中是否建立功勋,不过从唐朝廷将其安排在长安真化府任职一事,仍可知其在唐颇受器重。
上述入唐高句丽遗民中的权贵或军将,入唐后任职相对集中在禁军指挥系统和地方军镇的都督,活动地域则主要在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附近及辽东、幽州一带。需要指出的是,在高句丽王室与权贵、武将之外,在不同时期,因不同情况,还有大量高句丽人被迫迁入唐土,特别是在唐朝征讨高句丽期间及高句丽亡国之后。在唐朝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中,数万高句丽人作为战俘被强行迁入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朝与高句丽在安市外围展开激战,结果高句丽将领高延寿举众降唐,唐太宗“料酋长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许内徙。”同年,唐朝军队久攻安市不下,太宗下诏班师,“拔辽、盖二州之人以归”,结果,“辽降口万四千,当没有奴婢,前集幽州,将分赏士。帝 以父子夫妇离析,诏有司以布帛赎之,原为民,列拜讙舞,三日不息。”这里集结在幽州地区的所谓辽降口,当即是辽东降民的简称,自然也应包括辽盖二州民在内。高宗乾封三年(668年),唐乘高句丽统治层内讧,再次出兵。九月,李绩执高丽王高藏入朝见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夏四月,高宗移(高丽遗民)三万八千三百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此外,还有一些小规模战斗中被俘的高句丽士兵,也被掠入唐土。以上数以万计的高句丽亡国民众被 迫迁入唐土以后,或作为平民百姓散布于河南、陇右、江淮或幽州、辽东一带,或沦为官私奴婢,踪迹完全无从寻觅。至于这些广大的下层人群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所思所想,绝少文字存留于世,因此,从资料的角度考察他们对于世道变故的反应,几乎不可能;但是上文所谓“列拜讙舞,三日不息”,恐怕是中原史家的夸张表述。
三、高震家族及其在唐经历
唐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特进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郯国公上柱国公墓志铭并序献书待制杨绩撰
大历八年夏五月廿有七日,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公绩于洛阳教业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三。前年四月/十二日,郯国夫人真定侯氏先绩于博陵郡,以十三年十/月廿四日丙寅葬于洛之北邙之阳新茔,礼也。公讳/震,字某,渤海人。祖藏,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朝鲜郡王、/柳城郡开国公;祢讳连,云麾将军、右豹韬大将军、安东都/护。公乃扶余贵种,辰韩令族,怀化启土,继代称王,嗣为国/宾,食邑千室。公竭丹恳以辅/主,力斗战以册勋,雄冠等彝,气遏獯司,封五级,自子男以/建公侯;官品九阶,越游击而升开府。斯亦人臣之自致也。/享年不永,0崩栋压,地坼沙簏,夭落将星。夫人淑质明,妇/仪母训,虹梁坠日,仙鄣敛云,桐折剑沉,镜移鸾毙,命矣!嗣/子朝请大夫深泽令叔秀,孝逾江革,礼越王祥,扶母兄以/发博陵,就严孝而迁洛邑。涉雪千里,衔哀九冬,金石纪/终,文词见托。铭曰:/其一曰:朝鲜贵族,奕叶称王,戡剪獯虏,翊亮皇唐,卢/龙柳塞,都护封疆。其二曰:惟祢克崇勋族,食封苴茅,承家/桂玉,0赴松0,邙山南麓。其三曰:一同仁孝,千里扶丧,履□冒雪,裂膈抽肠,哀号擗地,仰诉穹苍。
据墓志载,高震祖父高藏,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朝鲜郡王、柳城郡开国公,即高句丽末代王高藏(又称宝藏王)。高藏由权臣泉盖苏文拥立王,实际上是个傀儡国王。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藏因为在位期间“失土”而没有获得谥号。《新唐书·高丽传》载:“高宗总章元年,李灭高丽,执藏等俘献于含元殿。”仪凤二年(677年),唐朝“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与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藏以永淳初死,赠卫尉卿,葬颉利墓左,树碑其阡。旧城往往入新罗,遗人散奔突厥、00,由是高氏君长皆绝。”可知高藏在亡国后先被解至长安。677年,即新罗实际统一朝鲜半岛的次年,高藏又被派回辽东,安抚统治高丽遗民。但不出4年,高藏即因暗中谋反被召回长安,后放逐四川,并于682年死于今四川邛崃。以上是高藏在唐土最后的生活轨迹。
高震父高连,两唐书及《三国史记》等载籍无传。志文可补史阙。据志文载,高连官至云麾将军、右豹韬大将军、安东都护。云麾将军,唐武散官,从三品。右豹韬大将军,由左右屯卫府及左右威卫改称,为禁军指挥机构,唐代十六卫之一。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其中,改左右屯卫府为左右威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掌宫禁宿卫。武后光宅元年(684年),又改左右威卫为左右豹韬卫,神龙元年(705年)复改左右威卫。可知豹韬大将军一职是个时间性很强的官职,存在于684年至705年。据此则可确定高连的盛期当在武后时期。高藏死于682年,其遗人“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没有材料证明高连是否在这时被遣散,但其官位表明,仅仅几年后,即武则天统治初期,高连已官至三品。或许此前高连已经有其它官职,但显然豹韬大将军是他仕途的最高点,据此,高连进入中原的时间当不会更晚,随高藏一同入唐的可能性更大。至于他没有像其兄长一样留名于史籍,或许有不便言说的苦衷,或许因为其地位和影响不够显赫。从高连的名字看,与其父高藏其子高震均为两字,但史载高藏的太子是男福,名字为三字;而高藏又有高任武、高德武等显然与男福和高连等名字谱系都不同的子嗣,估计他们当为异母兄弟。
高震死于大历八年(773年),时年73岁,则出生当在700年,正当武后时期。以高震出世年份看,连入唐时当不会超过30岁。
墓志文记到高震之嗣子、朝请大夫深泽令高叔秀,扶母兄灵柩从博陵迁至洛阳。深泽县,西汉时置,属博陵郡。隋开皇六年(685年)复置,治今深泽县,唐属定州。据墓志前段,高震妻、高叔秀之母先于父亲死于博陵郡,即叔秀任官之地。按唐朝只在玄宗朝和肃宗上元年间设过郡一级建制,当时改定州为博陵郡。据此或可推高叔秀任官时期在肃宗朝。高叔秀的官阶为朝议大夫,即文散官从五品上。从该段文字看,高叔秀应当还有一个兄长,也死于博陵,叔秀因此成为嗣子。此次为高震夫妻合葬而被一并送至洛阳,时间是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合葬时间为廿四日。
高震墓志的发现,牵出了宝藏王的又一脉子孙,补足了(前述诸种载籍所不见的)高句丽末代王室后裔家族成员。由于高震墓志中涉及的人物除高藏外,史籍均无考,高震墓志提供了其父高连、高震夫人和子嗣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对于补正和充实高句丽王室谱系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资料;而1990年在河南伊川县白元乡土门村出土的高震女儿墓志,又为今人解读高震墓志、了解高震一族在唐生活情况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现将高震女儿墓志铭中有关其家族在唐活动部分录文如下:
宣义郎唐守唐州慈丘县令邵公故夫人高氏墓志并序 大历七年三月廿一日
夫人姓高氏,渤海人也。齐之诸裔也。著令族世传,家/谍详矣,此无备焉。曾祖,皇朝鲜王。祖讳连/,皇封朝鲜郡王。父震,定州别驾。乃祖乃父,如珪如璋/……夫封利达侯。享于第士,功业也。半剌题与治中别业/,荣列也。……夫人即别驾府君之第四女也。幼而柔顺,长而情懿,爰自笄年,归/于君子,以配唐州慈丘县长邵公陕之室焉。……大历七年岁次/壬子二月廿八日,遘疾终于洛阳履信里之私第。以/其年三月廿一日权遘伊阙县吴村土门之东南/原新茔,礼也。……春秋遘有二。嗣子太福/、太初、太虚等五人(后略)。
高震女儿墓志立于大历七年(772年),距其父亲高震去世只一年之隔。两方墓志几乎没有时间上的距离,这对判断和比较高震及其一族在大历年间的生存状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补足了高震墓志所不具的信息。
这方墓志在叙述其家世链关键的部分有缺失:墓志只说曾祖是“皇朝鲜王”,却没有明记其名讳。所谓“家谍详矣,此无备焉”显然是一个遁词,这样写,无非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有所回避,二是这个家牒有假。两方墓志主人是父女关系,但两墓志至少在两个重点之处记述有出入:一是高连的封爵,高震墓志中没有提到高连也被封朝鲜郡王,而高震女儿墓志提到了;二是在高震女儿墓志中,高震墓志题名处一连串耀眼的官爵都没有出现,只有一个比较平实的定州别驾,与高震墓志形成鲜明对比。
高震墓志没有注明子嗣人数、男女。但从高震女儿墓志可知,他至少有二子四女。
关于高震生平业绩,从志文内容看,高震似凭武功加官进爵。但高震究竟何以获此殊荣,恐怕如墓志中记载的诸种战功(又无具体战例)不足以达到如此高度。当然,比起他的祖、父辈,高震虽保有安东都护一官职,已经失去了爵位,曾经显赫的王室贵胄,已呈现出没落趋势。到高震之子高叔秀时,只是普通的唐朝地方官员,完全没有了其祖、父辈所曾拥有的与高句丽有关的爵位、官职。变化更是明显。
别驾,汉代为州部佐吏。隋、唐时为府州上佐之一,迭与长史互改互称,也有并置,多无实际职任。因品高俸厚,常以安置贬谪大臣,时有废罢。唐朝封高震这样一个官职,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震在唐的处境,显示其作为旧高句丽王室人员在唐朝的地位的下降。定州,北魏天兴三年改安州置,隋大业三年改为博陵郡,唐武德四年复为定州。辖境相当今河北定州、顺平、唐县、深泽等市、县地。天宝元年(742年)至乾元元年(758年)一度改为博陵郡。高震既称定州别驾,其任官期当不在742年至758年间。
墓志记高震家世:“怀化启土,继代称王,嗣为国宾,食邑千室”。这些显然都是粉饰溢美之辞。末王高藏是国破之后被押送至唐朝廷;高藏孙高宝元及子德武相继被派回辽东,替唐朝廷安抚高丽遗民,高宝元时还被封朝鲜郡王、忠诚国王;而到了德武时仅仅被封为安东都督。
四、高震以渤海人自命的理由
罗振玉曾指出过墓志普遍存在“夸张门阀而乖其实”的问题。高震墓志之夸张门阀,体现在对中原名门望族的追求上。
高震出自高句丽,虽系王室后裔,在中原看来不过一藩国、未开之属,故只能以国宾自诩。扶余,也作夫余,为我国东北古代部族之一,曾经建立夫余王国。高句丽的建国神话中,高丽始祖东明即出自夫余,近年的研究认为,这乃是高丽为表明其王系的正统性而有意与夫余捆绑在一起。辰韩,三韩之一,在今朝鲜半岛东南部,公元前后有小国十二,后统一为新罗。据《后汉书·高句骊传》:“相传为秦之亡人,为避苦役至韩国,马韩割地与之。其语言有近似秦语者,又称秦韩。有城郭房屋,诸小邑落各有渠帅。土地肥美,产五谷、桑蚕、铁。”所谓“贵种”、“令族”,均为溢美之词,无非用以强调其出身之高贵。夫余自是历史悠久,但高句丽与南部的辰韩以及后来的新罗本无关联。由于辰韩被认为是秦人后裔,高震墓志选取辰韩,也不过是极力使自己与汉之先人搭上关系,从而寻求一种遥远的正统血脉而已。如果说,在高震或较其更早些时候,高丽遗民以唐人自称还可能有着无奈的一面,那么,到了高震女儿一代,索性连先世出自高句丽一事都抹掉,直接自称齐之后裔,一面说自己的显赫家世有家族谱牒证明,避而不谈曾祖名讳。这种有意的规避,说明高句丽旧日权贵已经在主动放弃其原有的即客观的种族出自,转而攀附中原正统了。
高藏以来三代封王,高藏曾封柳城郡开国公,先天二年(713年)唐置方镇,治幽州,兼卢龙。高震父子均封安东都护,以封疆大吏自命。高震墓志中所见“獯虏”,是古代中原人对北方游牧部族的蔑称。高震既不能抹杀自己的高句丽出身,又以自己受中原文化熏染,已经“唐人化”,远在唐代其它周边部族之上自居,故从唐人立场出发,对周边部族以夷狄视之。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高震改称中原渤海人(是否高震之父高连时即改目前已不清楚)的轨迹,将目前可考终老于唐土的朝鲜半岛诸国人墓志所传递的信息连缀起来,对他们各自的出自表述作一比较,可以获得更清晰的印象。
高句丽大莫离支泉盖苏文之子泉男生:“大唐故特进行右卫大将军兼右羽林军仗内供奉上柱国卞国公赠并州大都督泉君墓志铭”;“公姓泉讳男生,字符德,辽东郡平壤城人也”。
泉男生之弟泉男产:“大周故金紫光禄大夫行营缮大匠上护军辽阳郡开国公泉君墓志铭”;“君讳男产,辽东朝鲜人也”。
泉男生之子泉献诚:“大周故左卫大将军右羽林卫上下上柱国卞国公赠由羽林卫大将军泉君墓志铭”;“君讳献诚,字献诚,其先高勾骊国人也”。
泉男生曾孙泉毖:“唐故宣德郎骁骑尉淄川县开国子泉君墓志铭”;“讳毖,字孟坚,京兆万年人也。曾祖特进、卞国襄公男生,……即开府仪同三司、朝鲜王高藏之外孙,太子詹事太原公王0之子0。
高足酉:“大周故镇国大将军高君墓志铭”;“讳足酉,字足酉,辽东平壤人也。乃效款而住,遂家于洛州永昌县焉。”
前文提到,泉男生入唐后主要活动在辽东地区,唐朝作此安排接替高句丽王室镇抚留在当地的高句丽遗民,借重的是泉男生曾经官至莫离支的身份和经历,以达到以夷制夷目的。因此,不论泉男生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在唐身份,于唐朝廷,他仍然是且只能是番邦的首领。不过,从泉男生墓志强调其乃“辽东郡平壤城人”一处,还是不难看出其试图抹去高句丽人出身的用心。
泉献诚时,其作为番邦首领的色彩已渐渐淡化,但是武则天称帝前的建造天枢活动中,献诚“奉敕充天枢子来使”,与“四夷酋长”一道参与了该次活动。建造天枢,为的是营造四夷拥戴武则天的盛世气象。《资治通鉴》载:武则天天授年中,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记公德,黜唐颂周。”泉献诚参加这样的活动,或许夹杂有他本人意愿的成分,但更多的显然还是受命于武三思等的着意安排。此时,距泉献诚入唐已有20余年,看来,不管他本人是否已经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至少在唐朝,泉献诚仍然被视为东夷降蕃首领。这种境况,与泉献诚墓志铭对其身份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男生孙泉隐因尚无墓志出土,后人无从了解他对自己出自的认识与表述。及至男生曾孙泉毖,墓志已经直接记做“京兆万年人”了。
从泉男生到泉毖,从辽东郡平壤人到京兆万年人,五代人对自己籍贯表述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唐高句丽遗民对唐朝、对中原社会认同的心路历程。
高足酉也参与了这次建造天枢的请愿和其它相关活动,并且被唐朝廷“即封高丽蕃长、渔阳郡开国公”。“高丽蕃长”是唐人社会给高足酉在唐身份最明确的标签。
上述三韩遗裔,多自报辽东平壤人或辽东朝鲜人出身;“辽东”之称谓,实际上就是隐指高句丽。以高足酉为例,墓志说他是“辽东平壤人”……昔居玄兔”。玄兔(菟),乃汉武帝时所置汉四郡之一,在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咸镜道及我国辽宁省东部、吉林省南部一带。只有高震墓志明确记做“扶余贵种,辰韩令族”、“朝鲜贵族”,却又自报“渤海人”,反映了高震自我身份认同的矛盾心理。从现实的处境看,由于其祖高藏及叔波男建与唐朝对抗的历史记录,唐朝对于王室后裔必定会多加注意,多加防范。相信较之于其它身份的高句丽遗民,高震一族在唐土生活都将在唐朝廷的掌控之中,必定会少些自由,多加一份小心。因此,向中原大姓认祖归宗、趋同,可以减轻一些压力,带给他们一些现实的方便甚至利益。但他们毕竟有着高句丽王族血统,这一 点又决定了他会有意识地捍卫其种族身份。这种进退两难的种族自认,在高震的下一代得以终结。在高震女儿的墓志中,对曾祖高藏和高祖高连的身份,特别是朝鲜郡王的介绍闪烁其辞。虽然只比高震的墓志晚两年,却已经完全看不到高震墓志中身为“朝鲜贵族、扶余贵种”等对其家庭源流的清晰明确的表述了。
若按墓主去世年份看,则又可发现一些问题。泉男生与扶余隆死于高宗朝;泉男产、泉献诚和高足酉死于武则天时期。对于他们的出自,或直言高句丽人,或曲言辽东平壤人,总之基本上保留了真实本贯。泉毖死于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晚于其他人;而关于他出自的记述完全没有了海东“夷土”的色彩,直书“京兆万年人”,且有名有字,名、字不同,其“汉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人。高震之女死于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她的墓志不但直书渤海人,更进一步自封齐之后裔。可见,时间的流逝使高句丽遗民的自我意识逐渐淡化,慢慢融入其生活的那一方水土。如此看来,高震女儿墓志不记曾祖名讳,恐怕是不想让人把自己与高句丽末代国王联系起来,而“朝鲜王”是可以多解的。高震作为高句丽王室后裔,公然改认中原正统,未免有离经叛道之嫌,墓志也多少反映了他的犹豫与矛盾。但复国早已无望,其本人也因久居中原,深为中原文化熏染,切身体会到作为中原人(乃至望族)的优越,而逐渐产生了认同意识和归属感。
高氏为古代中国一大姓,源流长且盘根错节,其历史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反映,所谓“渤海一郡九州望,东西南北有同宗”;渤海高氏又是众多高氏中最耀眼的一支。高句丽人进入中原后改换门庭,以高姓攀附中原大姓渤海高氏。这种“假冒”行为至少从后魏司徒公高肇及其一族就开始了。其背景,《魏书·高肇传》已明确记道:“肇出自夷土,时望轻之。”高肇传尚能明确记载其先祖“永嘉之乱”时逃往高句丽,高肇自己就生于“高丽”;而其妹孝文昭皇太后传连出生地都没敢写出,只含糊地记作“东裔”。当时社会对高句丽的鄙薄程度,可见一斑。其实这种成见并非后魏独有,“中国”与“四夷”之于等级制上的差异导致的鄙视及“四夷”由于军事上的优势而使“中国”产生仇恨、敌视和憎恶以及由之带来的鄙薄心理。高震以渤海人自命,目的恐怕也在于摆脱其“东夷”出身。不过,不应忽略的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也有力地说明了高肇一族对中原社会的强烈认同。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高震与侯氏的婚姻。婚姻,在唐代社会是反映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最为重要的参数之一。因此,对于高震一族而言,和哪一种阶层的人联姻,可以从这个特定的层面反映高句丽王室的这一脉对于其所居唐土的认同程度,以及唐朝主流社会对于这些“出自夷土”的高句丽遗民的接纳程度。高震之父高连的婚姻情况不明,但按前文推测他入唐时已经成年,应该在高句丽时就已婚娶。高句丽王室之高氏一族冒称渤海高氏,只能在高连及高震之间寻找源头。虽然较之于泉毖联姻的太原王氏这一正宗的世家大族,真定侯氏完全比不上王卢崔张高等大姓显赫。泉毖终于开元十七年(729年),以二十二岁英年早逝。高震略长于泉毖,相比之下,似乎高震还没有获得中原大姓的认可和接受,或许其高句丽王族的出身反而限制了他选择婚姻对象的范围。
四、结语
如上,将高震及其女儿两方墓志提供的讯息,与文献所见关于其先世的记载,以及在高震先后入唐的高句丽高官的在唐的各种资料联缀起来,高句丽遗民中有身份地位的人士在唐土的实际状况渐渐清晰起来。入唐的高句丽遗民中的权贵,如果可以忽略其活动的时期,大体处于三种境遇:一种如泉男生、高慈等,获得朝廷青睐,以封疆大吏身份镇守辽东;一种如泉毖等,住在京城,供职于朝廷,如内地官僚一样;但多作为军将,为朝廷清除北边游牧部族的侵扰。一种就如高震这样的王族,被唐廷以高位高俸虚职以待。
毕竟,本文讨论的中心人物高震及其家族只是众多入唐朝高句丽遗民的极小部分人群集团的走向,更多的,在史籍与金石文献中没有留下痕迹的普通高句丽遗民,他们较之于本文涉及到的少数上层人群,更鲜有选择余地;不论他们意愿如何,以何种身份存在,都只有与唐人社会融合这唯一的途径。“融合”与“认同”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融合,有主动与被动两种可能,而认同则必定是主观上的认可,在高句丽遗民对于唐人社会的态度上,这两者有着近乎本质的差异。
以上的讨论还可以引发一个问题,考察入唐高句丽遗民的认同意识,实际上同时也涉及到了唐朝政府及时人对于这些所谓外来降蕃的接受与认同,即说到底是个双向认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