秽貊族是高句丽的主要居民，夫余族是高句丽王室的来源，汉人也在高句丽占有很大比例。高句丽族源根源于中国，尽管学者们对于高句丽的族源存在着一些分歧，大体上存在有秽貊说、夫余说、汉人说，但是无论那种说法，都是在中华大地范围上。笔者也认为秽貊说、夫余说、汉人说是符合历史的，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主张：秽貊族是高句丽的主源说，夫余族是高句丽的又一主源说，汉人是高句丽的一个主源说。
1．秽貊族是高句丽的主源说。
秽貊是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古籍都有记载《尚书·大传》》：“三者十税一，多於十税一谓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税一谓之大貉（貊）、小貉（貊）（注《尚书·大传》卷六），周传多方）”，《孟子·告子下》：“子之道，貉（貊）道也。欲轻之於尧舜之道者，大貉（貊）、小貉（貊）也。”（孟子卷12告子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后汉书·东夷高句丽》：“句丽，一名貊耳，有别种依水为居，因名小水貊”（《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魏氏春秋》：“辽东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因名之曰小水貊。”《诗经·大雅·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即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燕外迫蛮貉（貊），内措齐晋。”表明秽貊族分布地已经包括今天东北地区，。在周灭商之时，为周人东进所迫，除部分留居故地外，大部分向东北和北方迁徙。《逸周书·王会篇》“正东高夷”晋人孔晁注说“高夷，东北夷高句骊”，《荀子·强国篇》载，秦 “北与胡貉为邻”；《管子·小匡第二十》记载：“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逾太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河为今山西与陕西间或内蒙古与宁夏间黄河河段；卑耳，山谷，在今山西省平陆县西北，说明有一支秽貊人向北迁移到陕西，山西或宁夏的北部地区，这支秽貊人秦汉以后的史书无其活动记载，应该是与当地所在居民融合了。《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说明北迁的秽貊人有一支折向东，迁移到今河北省东北部地区，他们在燕昭王（前311-前279）派秦开北破东胡时，惧祸及己，再向东北迁移，迁到了靠近潢水的东北大地，以后，长城以内再无秽貊活动记事，秦汉以后的史书都把秽貊列入东北夷或东夷。
秽与貊尽管在汉以后史书多联称，但是从族系上细分，应该指中国东北地区同一东夷系统的南北不同的部族，其中北部或东北部（日本海沿岸）之秽族，按《说文》解释为“水多貌”，显然指秽地多川谷，湿地，其中心地区即“西团山文化”为主的松花江中上游及松嫩交汇的川谷山地，并波及滨海地区，而貊又作“貉”，貊之族有两层意思：首先，是地理概念。正如，林云先生指出在《燕亳与燕亳邦小议》指出《左传·昭公九年》中的“燕亳”即“燕貊”。（林云《燕亳与燕亳邦小议》史学集刊，1994年第二期），而亳指古代高台之居的部族，如商之先居“汤亳”。显然，《左传》中的“燕亳”与《尚书·大传》中的“大貉（貊）、小貉（貊）”都应该分居于北方“燕地”的高山之“亳”和居于古代辽东“二江”（大小水）上的高山部族之一“貊”部。其二，是“貊”作为古代四夷之民的泛称。如《汉书·贾捐之传》云“骆（貊）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汉书》卷64下《汉书·贾捐之传》）这里的“骆越”公认为南方百越之一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以后南方百越之“骆”与东北东夷之“貊”都不过是当时人对不同地域四夷之民的通称。正如《汉书·礼乐志》称“隅辟越远，四骆咸服”（《汉书》卷二十二《汉书·礼乐志》）
高句丽中的“高”为方位,句丽为“山川纡曲”,两者合称应指辽东”二江”流域的”高峰曲谷”之高句丽民族的地理观念. 高句丽最早始兴的“消奴部(西部)”,学术上已公认为在辽宁省桓仁县为中心的浑江流域的“高山曲谷”中,其高山之城即为“五女山城”;其“故国之川”应为今浑江和富尔江流域.而这一地区正是春秋战国前后,辽东诸”貊”中的”小水貊”的核心地区.以次推断,假如说先秦时期,活动于鸭绿江中游右岸和浑江流域的“高夷”,是高句丽先民的主要族源之一(不是唯一族源),则其后见于春秋以后文献中的大小貊(主要是小水貊),与汉代高句丽的“消奴部(西部)”,从族源和地缘上看，亦应是“高夷”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和构成高句丽早期族源的主体。
国内学者支持高句丽族源是貊的有很多人。张博泉认为：“高句丽原是出自貊的” （张博泉《东北古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北史研究》1983年版1期）又说“高句丽出自秽貊，亦即貊。”（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姜孟山认为：“朱蒙建国之前已有高句丽族”。“朱蒙建国前高句丽族一名貊，即‘句丽别种依小水作用，因名之为小水貊’”。“高句丽是貊族的一支，是从貊族中分离出来的。” （姜孟山《试论高句丽族的源流及其早期国家》，《朝鲜史研究》1983年版5期）傅朗云等认为：“高句丽族属于貊族” （傅朗云等《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连庆认为“高句丽出自貊族”。 （陈连庆《西汉与新莽时期的少数民族士兵》，《史学集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期）90年代关于高句丽起源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新说辈出。
1990年李殿福、孙玉良提出：“高句丽人是中国东北地区古代秽貊族的一支”，“在高句丽政权未建立以前，在今日新宾县内，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称为高句丽的貊人部落。”（李殿福、孙玉良《高句丽简史》，韩国汉城三省出版社，1990年版）1994年魏存成提出：“高句丽原系貊，但其王室来自夫余，高句丽和夫余同属秽貊族系。……夫余和秽更密切一些。” （魏存成《高句丽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李殿福提出；“我们认为高句丽民族的族源作为主体来说，应该是生活在浑江中游和鸭绿江一带的貊人，尽管高句丽王国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邹牟来自北夫余。” （李殿福《东北考古研究（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1997年王绵厚提出：“高句丽先世之主体，应是以鸭绿江两岸的大石棚、石棺墓和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汉代以前中国东北地区的貊族文化”（王绵厚《高句丽民族的起源及其考古学文化》，《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一），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版）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秽貊族是高句丽的主源。
2.夫余族是高句丽的又一大族源。
夫余为古代中国东北地区继古代朝鲜国后最先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盛于汉代，南北朝时期国亡民散。古籍中有记载，夫余真名最早出现于《史记·货殖列传》“夫燕亦渤，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魏书·高丽传》“高丽者，出於夫余，自言先祖朱蒙。” 《周书·高丽传》“高丽者，其先出於夫余，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影所孕也。朱蒙长而有材略，夫余人恶而逐之，土于纥升骨城，自号曰高句丽，仍以高为氏。其孙莫来涿盛；击夫余而臣之。莫来裔孙琏，始通使於后魏”以此我们可以推出夫余族是在高句丽建国以前已经存在，其族后归属于高句丽。《南史·夷貊·高勾丽传》“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其先所出，事详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辽山，辽水所出。汉、魏世，南与朝鲜、秽貊、东与沃组、北与夫余接。其王都於丸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无原泽，百姓依之以居，食涧水。” 《北史·高句丽传》“高句丽，其先所出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於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 《隋书·东夷·高丽传》“高丽之先，出自夫余。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於室内，为日光随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
朝鲜一些书籍也有关于夫余的记载：《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东明圣王传》“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玮朱蒙。一云邹牟，一云众解。先是，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 《三国遗事·高句丽传》“高句丽，即卒本夫余也。或云，今和州，又成州等，皆误矣。卒本州在辽东界。国史《高丽本纪》云。始祖东明圣帝，姓言氏，讳朱蒙。先是，北夫余王解夫娄既避地于东夫余。” 《东国史略·高句丽传》“高句丽始祖朱蒙立。汉元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二十一年。先是东夫余王金娃，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求嗣祭山川，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而泪，转石有小儿，金色娃形，喜而养之，名曰金娃，及长立为太子。”（以上史料出自高句丽史籍汇要） 《好太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圣德”（《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冉牟墓》“河伯之孙明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天下四。”此墓是1935年秋被日本人伊腾伊八掘开，镜池内宏著录在《通沟》一书的上下卷，中外学界开始了解这座高句丽贵族的墓葬。此墓在好太王碑东北6公里鸭绿江右岸平原上，文字保存尚可 。这是牟头娄为其旧主人高句丽大兄冉牟撰写的墓志。据好太王碑文和冉牟墓志开头文字，可知邹牟王出自北夫余。朝鲜史书《三国遗事》引《古记》曰：“北夫余于前汉宣帝神舜三年壬戌四月八日立都称王，国号北夫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曰夫娄，以解为氏焉；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夫余。东明继北夫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川，为卒本夫余，为卒本夫余高句丽始祖”（转引张博泉、魏存成《东北古代民族》，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3页）以上我们可以认为高句丽是北夫余的一支。
夫余人有天神崇拜的宗教观。《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以殷正月祭天”，《后汉书·东夷传》：“以殷正月祭天”这可以证明夫余人确实有天神崇拜的宗教观在。在其神化史事制造始祖起源传说中，很自然地加入天神崇拜观念，这就是《论衡》所载的“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辰。”但是仅此而已。其对天神的祭祀名为“迎鼓”，与始祖东明有关系。高句丽早期宗教观念中仍采用天神崇拜。《后汉书·东夷·高句丽传》：“好祀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号隧神，亦之，十月迎而祭之。”按《前书音义》解释：“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辰曰饲以中，号曰零星。” 《三国志·东夷·高句丽传》：“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共公三公，衣服皆锦绣金银以白饰，大加主簿头著责，如责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羿。”可见，高句丽对天神的祭祀是定期举行的，并且是十分庄重和严肃的。以后，《魏书》、《梁书》、《北史》都称其十月祭天，祭祀名曰东盟。《梁书》中写作“东明”，而高句丽语中东明之明读盟，与朱蒙之蒙发音正同。说明高句丽人所祭祀的天神即东明，也就是夫余人的始祖。《三国史记·杂志》祭祀条引《古记》称朱蒙庙为始祖庙。
主张夫余是高句丽的主要族源的学者有：禹钟烈在《高句丽民族分布》⑴（禹钟烈《高句丽民族分布》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研究》第5期 1983年）中认为，“高句丽属于秽貊语族夫余的一支，在卒本建立高句丽后逐步扩大势力，统一周边的沃组、秽貊、夫余等属于秽貊语族的国家和部落，在这些地区，或建立郡县，或者封为属国，其居民逐渐为高句丽同化。”；王健群在《高句丽族属探源》中认为，“高句丽人出自夫余，夫余是肃慎系统的通古斯，即后来的女真族。高句丽人也应该是肃慎人的后代，与女真同一族属” （王健群《高句丽族属探源》《学习与探索》1987年6期）；李德山在《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中认为，“高丽本为芥菜，芥即我国上古之介族，姜姓，炎帝裔”，而“菜即我国上古强族菜夷……知其为，姜姓，炎帝裔”；“高句丽族源出自夫余”，“换而言之，高句丽民族与夫余民族同源”，而“夫余的主体民族便是同属于炎帝族系，皆由山东等地迁居而来”。（李德山在《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1992年）；金岳在《东北貊族源流研究》中认为，高句丽“源出夫余”，而北夫余和东夫余皆出自貊人，北夫余的一部分向北挺进，于今吉林市地区赶走了秽族，夺取了秽族的都城“秽城”；至于东夫余，乃北夫余王夫娄所建，根据《好太王铭》“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而知，东夫余王金娃收解慕所私柳花而养其子朱蒙，朱蒙又为卒本夫余之王和高句丽始祖。（《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2期）
综上可见，早期高句丽与夫余同祭祀东明为始祖，后来将东明祭祀与天神祭祀混同，以天神为东明，始祖神音化为朱蒙。以上就是我们认为夫余是高句里的又一大族源的根据。
3.汉族是高句丽的又一大族源。
高句丽族起源，除了貊人、夫余人外，汉人也是高句丽的一个重要的族源。有一些史料记载了汉人进入高句丽境内的情况。其一是，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百姓为躲避战乱逃投高句丽的人很多。《三国史记》载；“（故国川王）十九年，（公元197年、汉建安二年）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 《三国史记》既然把197年汉人逃投高句丽作为重要事记于史，并说明“来投者甚多”在联系秦末大乱，燕、齐、赵民投朝鲜者有数万口（《后汉书》记载“辰韩耆老自演：‘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则人数当也有数以万记。又如山上王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二年，217），“秋八月，汉平州（治今辽宁辽阳市）人夏瑶以百姓一千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第四》之《故国川王纪》、《山上王纪》）桓仁下古城子遗址中发现与汉代文化相近器物，可作佐证。下古城子东十余公里的高力墓子村1986年出土铁攫，形制同抚顺莲花堡遗址、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城址出土的铁攫相近，年代最迟不晚于西汉，出土的铁攫，出土的铁攫亦具汉代风格。此外城内还出有一种陶片，夹砂陶质或夹砂红褐色陶质，内含少量滑石粉，胎质松软，均手制，估计年代也应较早。下古城子西的四道河子乡大甸子石棺墓出土的青铜短剑、窄身、长锋、形制与旅顺尹家村12号石棺墓出土者极其相似，应为Ⅻ式，属辽东地区第四期遗存。两墓出土的环状石器也十分相似，而且墓葬结构又大体相同。尹家村12号石棺墓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两者不仅年代相近，文化上也有一定联系。沙子镇秋皮沟村大夹板沟墓葬出土的铜铃，不论形制和纹饰，都与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址出土的汉代铜铃一致。与河北省阳原西汉年墓出土的铜铃亦相近，铜镞与内蒙古朝鲁库伦城出土的汉代铜镞形制仿佛。因此该墓的年代约为西汉初期。桓仁镇凤鸣村石室烧土墓附近出土铜钗，侧面刻饰的卷云饰，酷似汉代瓦当上流行的纹饰，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址出土的汉代瓦当，当面上就饰有这种卷云饰。⑵（梁志龙、王俊辉：《辽宁桓仁出土青铜遗物墓葬及其相关问题》《博物馆研究》1992年2期）从这些与汉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墓葬看，这地区早期应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居住。集安市旧城下汉土城址也发现与汉代文化有关的遗物。近年在今鸭绿江右安，浑河以东的集安县城高句丽石城下发现汉代土筑城桓遗迹，出土遗物年代相当于战国至汉代，土筑城桓的结构、形制与西汉十分相象。附近搜集到战国的刀币、布币、汉代的五铢钱。（贾士金：《集安高句丽文物考古工作中的新课题，《博物馆研究》1985年2期）时中郡丰清里三十三号墓发现有巩铁斧，并有铁矛。（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一卷 刘永智译。中国朝鲜史研究会 1985年）时中郡深贵里七十三号墓出土绊钉。（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三卷，潘畅和鲁学编译，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4-6页）朝鲜慈江道渭南郡发现的遗址，出土了铁制的锄、镐、镰、半月刀、锛、匕首等。（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二卷，转引自姜孟山《试论高句丽族的源流及其早期国家》，《朝鲜史研究》1983年版3期）这些遗址遗物时间大约为公元前三世至二世纪，文化内涵都属于汉文化。也反映了汉人在这一地区活动。其二，高句丽通过掠夺汉人来壮大自己。如《册府元龟·外臣·备御二》记载：建安元年（121）“高句骊王宫死，子遂成立……明年（122），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连年寇抄，驱掠小民，动以数千，而载送数百人，非向化之心也。’”（《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大祖大王纪》中《海东古记》，在末尾注意说，宫于东汉本初元年（146）逊位于同母弟遂成，与《册府元龟》所记异。）这说明，高丽人在东汉前期还不强大时期已经经常掠夺汉人，并“动以数千”。又如《三国史记·美川王》记载：“（美川王乙氟利）三年（302）秋九月，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郡治时在今天沈阳市附近），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十四年（313）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哦千余口。”（高句丽史记汇编490页）这说明，美川王时期有万人以上的汉人被掠夺入高句丽区内。其三，被中原王朝派往东北地区征高句丽的将士，在战场上因为各种原因进入高句丽，成为高句丽的居民。如《魏书·天象志》记载：“至太延二年三月，燕后主冯文痛去国高丽”。大兴二年（319）十二月，晋平州刺使崔毙联络高句丽、鲜卑、段氏和宇文氏,进攻慕容鬼，慕容鬼用计，联盟瓦解，兵败，毙俱，“与数十骑”奔高句丽。（晋书卷108《慕容鬼载记》）《资治通鉴》记载：“晋显宗咸康二年（338），慕容皇讨慕容仁。甲申。城破，杀仁，仁之司马佟寿郭充奔高句丽”。（《资治通鉴》卷95十七·显宗中之上）《三国志》卷《魏书·东夷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骊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也。”在乐浪郡发现大量古墓群或汉墓群，如平壤市周围有贞柏里、石岩里、将近里、悟野里等汉墓群；在乐浪地区也有大量汉墓群，并且大同讲（贝水）也有大量汉墓群。此地的汉墓群总数据 大正十五年（1925）朝鲜总督府调查的数字为1386盔，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汉人在高句丽大量存在，并且是影响了高句丽文化。最近发现的吉林集安高句丽3319墓。在墓前南约9米的东西两侧，对称地立有两块大石，相距约27米。其中东侧石质为灰色深积岩，长104厘米、宽54厘米、厚109厘米，斜面向神道摆设，用刀偏锋阴伐凿刻一半身人像，人身结构程“十”字结构。关于 “十”图纹，在我国上至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纹饰，下至秦汉时期的铜镜瓦、当和壁画图案中都有大量文化遗存。在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马厂文化的彩陶纹饰 ，还有内蒙古的分河和阴山，江苏连云港将军崖……青海海西等地丰富的原始岩画中，都普遍存在这种文化符号；在以后殷商甲骨文和金文和两周、秦汉时期的铜镜、瓦当以及壁画中，也都大量出现了“十”字文物符号。（何新：《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十子图纹与中国古代的日神崇拜》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从美术史上可以推断，“十”字文物符号表示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崇拜的万物之神－太阳。《楚辞》王逸 注：“高阳，是为帝‘颛顼’”。《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生韩流……生颛顼。” 据考证高阳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故笔者认为3319号墓的太阳神应该是高句丽民族崇拜的祖先神－高阳氏颛顼帝。因为《晋书·慕容云载记》曰：“慕容云字子雨，宝之子也。祖父和，高句丽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后裔，故以高为氏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汉族是高句丽的一大族源。
综上所述，高句丽做为中国的古代边疆政权，融汇了中国东北很多民族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