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本文谈一下军制方面。
爆发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府兵制的破坏,边防节度使的权力膨胀
爆发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历史上的一个奇异的事件。一个在开元年尚且处在盛世的帝国,仿佛在突然换了副模样。不仅兵马衰微,国政接连为他人挟持,甚至就在皇帝眼皮底下的三辅地区都屡次爆发变乱。就好似一个在昨天还是称霸世界的拳击冠军,今天就已经成了病榻上只剩半口气的患者。
这种剧变,显然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的。那么造成安史之乱怪像的内因是什么呢?
府兵没落
唐初军队战斗素质极高,不但在吞并隋末诸侯的战争中表现优异,也在同周边势力的战争中接连取胜。这不仅有赖于关陇军事集团的较高素质,也是北朝军事制度留下的丰厚遗产。
唐初征召和训练士兵,实行的是北朝起订制的府兵制度。表面上,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寓兵于农的征召兵制度。由国家发给农民土地耕作,农民在农闲等时间里接受训练,在战争时期被征发组建军队,进行远征。至于土地耕作的产出,则要用于军户们自身的供养。虽然盔甲等重要军械设备还需国家在战时发放,但普通刀枪与弓箭,则是军户们日常自备训练。如果在征召时,没有带齐规定的武器,属于违规犯法。
李渊和李世民时代的唐军,除了作为军队核心的少数精锐重骑之外,主要是由这种征发来的步兵组成。熟悉世界军事史的人,或许会觉得这种一手弓箭一手枪矛的征召力量,既熟悉又陌生。因为这种组织架构与战术选择,源自五胡时代从内亚等地传入的部落兵制度。在中亚等地长期存在,在东亚则属于比较新鲜的产物。
府兵制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依靠的是两个必要条件:土地和时间。在农业社会,土地意味着财富。由于府兵的日常训练会占用了一部分农作时间,以及府兵出征时必须准备一切应用之物包括武器和粮食,是否拥有足够的资产就成为决定府兵战斗力强弱的关键。以至于,早期关中等地的军户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的自豪。
北朝到唐朝初年战争,通常不会时间过长。府兵们在轮流出征的间隙,还有充分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土地和装备。刚刚经历过大乱的中原地区,也有足够的可耕地供唐朝政府分配给新增的兵员。府兵们在在对外战争中,还可以依靠战利品来获得额外补贴。府兵制本身也对地位更低的普通农民,有着吸引力。在不断取得胜利的时代里,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但在唐初过后,战场的距离不断加大,战争的长时间也因此延长。原本维系府兵制度的根基,随之崩溃。简单来说,就是既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分配给农夫,也不能保证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随着唐朝周围的威胁日渐增多,战线延长和戍守军队增加又使得府兵面对更多的经济压力。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初期,府兵制度已经破落到有名无实的地步。
另一方面,帝国本身的兵源扩大,也稀释了府兵们原本较高的个人战斗素养。由于北朝遗留的军户群体,大都在漫长的北方战乱中养成了射箭等武德文化。所以这些人在集中训练后,非常适合与骑兵配合作战。但在更多的南方地区,保有射箭文化的群体相对很少。于是,大量军户开始逐步用起了训练更方便的弩。这虽然有利于兵士们更快形成基础战斗力,却也在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武力上限。
城傍崛起
为了弥补府兵持续退化的窘境,唐朝开始实行募兵制来进行补充。但并非所有的下里巴人,都可以像后来的宋朝那样,被大量扩招入伍。更准确的说法是:招募大量武艺精熟,并拥有一定战争经验的外族士兵。
在唐朝朝廷看来,这是一个很理智的选择。随着对外战争的持续不断,产生了很多胡人俘虏和内附的部族。唐朝为了安置他们,一般将其安置在军镇城池附近。这些人本来就缺乏土地,也没有很好的谋生手段,应募为兵是其最佳出路。况且,既有武艺又熟悉战场的士兵,较之需要训练和战争磨合的府兵,更受边地将领的青睐。
早在高宗武后的时代,边地的镇将们就已经小规模的招募胡族士兵作为精锐使用。唐玄宗继位后,唐朝将这种经验普及化和制度化。这也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城傍”制度。
城傍制度的普及,使得玄宗时代军队的战斗力有所恢复。唐军在这个阶段中,和西北劲敌的战争里夺回了战略优势。随着胡人士兵的增加,以战功拔擢起来的胡人将领,也逐渐进入唐军中高指挥层。
这一时期的外族名将,有着唐初前辈们所无法企及的名望。如高仙芝是高句丽人,哥舒翰是九姓特勒出身,安禄山出身源自中亚的粟特人,史思明是突厥后裔。在安史之乱中成长起来的李光弼、仆固怀恩、安太清、阿史那承庆等将领,也都是胡族出身。从基层士兵到最高级的地方节度使,唐军上下已经渲染了一层鲜明的内亚色彩。
胡人充任地方大将的连锁反应,就是唐朝出将入相的政治传统的瓦解。仅以开元年间而论。在李林甫之前,唐朝从地方镇将变为宰相的就有郭元振、张嘉贞、张说等十余人。前方统帅能够影响国家决策,就使得前后方人心统一。军队和国家联系紧密,皇帝也藉由控制近在咫尺的宰相,遥控远在边区的大军。
但李林甫劝说玄宗不用汉臣专用胡将的策略,最终阻塞了边将进入中央的管道。从玄宗个人角度来说,汉臣指挥的边区军队,已经难做到将帅一心。如王忠嗣不敢进攻吐蕃军把守的石堡,哥舒翰却能死战攻克。也就证明了汉臣统御胡人士兵的局限性。加之胡人将领因为目不识丁而无法晋升宰相,也就在中央政府内避免了结党的可能。
大量使用国际雇佣兵,提拔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人才作为心腹使用,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既能强化皇权,又可以应对外来挑战的效果。但相应的代价就是军队和国家、职业武士和普通民众之间,被完全割裂开来。自边区的藩镇陆续任用蕃将以及以佣兵为主力后,边区军队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开始脱离皇权的控制独立运作。
按照唐玄宗本来的部署,位于北方的安禄山集团,除了地域外患,还要牵制和平衡在西北对敌第一线的朔方军集团。因为朔方军不但兵员数量和质量为诸军镇之冠,又是在开元天宝时代战争的中心。许多朔方军的将领,都通过和吐蕃、回鹘的交战累积起了威望与军功。要平衡西北军团的影响力,玄宗只能人为的在北方再树立起一个可以抗衡西北诸将的模范将军。安禄山因此顺应了时代的进程,一路平步青云。
北方和西北武士集团的活力来自部落间的残酷竞争环境,同样其危险也来自于旺盛的竞争意识。当意识到自身的实力超过了其雇主可以控制的范围后,无论玄宗提拔起来的是安禄山、史思明或者是高仙芝仆固怀恩,叛变是必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