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北魏鲜卑、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族，其中鲜卑、契丹、蒙古，源自东胡，女真和满族都是满-通古斯语系，并且有继承关系，这些民族长时间统治中国，他们的辫发髨头习俗，与华夏文明产生过激烈的冲突。
说起“辫发”，也称“编发”，我们都会想起明清之际惨痛的剃发历史。在多尔衮“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口号下，有无数汉族同胞为了自己最后的尊严，死在异族的屠刀下。这是汉人心中永远的痛。从影视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的蒙古人，也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发式，其实不仅满清、蒙古，古代东北亚的族多民族，都对头发进行剃、编，也就是髨头和辫发，说得更通俗些，就是剃头和梳辫子，这两者不矛盾，剃头是为了梳辫子，梳辫子是剃头的一部分。各北方民族哪些头发剃掉、辫子的式样，是有区别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辫发”和“髨头”的简略历史。在以往的认识中，髡发辫发都是属于北方游牧或渔猎民族的独有特征，但无论是河南殷墟出土的石人还是宝鸡竹园沟出土的銎型钺，均显示商周时期辫发也曾经流行于中原大地。可是自从春秋战国以后，华夏民族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蓄发民族特征，《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蓄发是一种生活中的规范，渐渐的成为一种汉人（华夏）区别于四周其他民族的特征物。典籍中诸如“断发”、“被发（披发）”、“祝发”、“髡发”以及后面我们要着重提到的“辫发”，都是用在周边异族的习俗。
“辫发”或者“编发”，大约是因为汉人认为辫发实在是很麻烦的吧：对于辫发，无论是洗头发，还是编扎起来，都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儿。所以“解编发”也和“削左衽”、“袭冠带”一样，成为中原文明开蒙四方边民的专有词汇了。
曾经多么强盛的大汉，“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但世上事盛极必衰，不知是中原文化不够强大，不足以煦育那些凶残的边民；又或者边民的头发编得实在是太多、太紧，让中原人解不胜解。中原文明最终并没有使他们变成中央王朝忠实的子民。在烜赫400年的大汉帝国崩塌后，华夏民族不断内乱，终于引来了一次编发之民在中原的狂欢，五胡乱华。这是汉人第一次见识大规模的辫发髨头。
南北朝时期的中原，是匈奴、羌、鲜卑等北方民族盘马弯弓的乐土，而作为大多数的汉人却是被狩猎的对象，被贬称为“一钱汉”、“汉狗”。同时期鲜卑拓跋氏因为建立起享国长久的大魏（含北魏386~534，东魏534~550、西魏535~556），无疑是当时中原大地最耀眼的族群。然而在《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中，他们却被称为“索虏”或者“索头虏”。毫无疑问，“索虏”或者“索头虏”是含有贬义的，不是一句好话。但是为什么用“索虏”或者“索头虏”这个的称呼呢？
在古代，“索”指的是粗绳子，“绳”是细绳子。而头发编成的辫子，就很像一条绳索。那么鲜卑人被称为“索虏”，是不是因为他们辫发的缘故呢？为此，我们先来看看鲜卑人有没有“辫发”的习俗。据《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记载，鲜卑有“髡头”的习俗：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晏毕，然后配合。与之同种的乌桓同样有“髡头”的习俗：
乌桓者，本东胡也。……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由此可见，鲜卑人并没有汉民族爱惜头发的传统。那鲜卑人到底是不是留着辫发，我们目前在史书上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在《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中有这样的记载：
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晋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索头猗卢遣子曰利孙将兵救琨于太原，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
从《南齐书》的叙述可见，“索头”这个名字的来历至少是与他们头发有直接关系的。从我们在后面要讲到的辽代契丹人、金代女真人、元代蒙古人，乃至清代的满族人，他们都是“髡发”而留发辫的。由此可以大致推出，那时候的鲜卑人，大约也是“髡发”而留发辫的。由此，他们才被南方的汉族称为“索虏”。现代的学者大体都采用这种说法。比如章太炎说：“沈约作《宋书》，号北朝曰索虏。托跋编发为辫，故曰索头虏。”（《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
在范文澜等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写道 ：“宇文部言语与鲜卑语略异，剪发，留顶上一部，打成发辫与拓跋部相同，因此宇文拓跋两部被称为索头或索虏”（《中国通史·第二编·第四章》）、“鲜卑拓跋部人头发打成辫子（称为索头）”（《中国通史·第二编·第六章》）
在沈约《宋书》中，索虏还是专指当时统治北方的鲜卑拓跋氏，但随着时间的迁移。“索虏”渐渐变成指代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而不再专指鲜卑拓跋氏。唐代刘知几《史通》中就说：“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也使用了这种说法。
“髡发”、留辫，那是鲜卑人自己的民族习俗，但他们统治下的汉民有没有随之也“髡发”、留辫呢？在西晋以后的中原，各个少数民族轮番入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原大族多是结坞自保，并世代传承着汉朝的习俗，不为胡化。“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十六国时期过后，就是“索头虏”的统治，但是北魏一直忙于内部火拼、外部征伐，没有多少功夫关心民事；社会的底层主要还是靠世家大族的自发组织管理。因而汉民得以保存自己的民族习惯。汉族仍然对于自己的头发珍惜，汉士族最讲究礼制，鲜卑族却非常落后。鲜卑拓跋部人头发打成辫子（称为索头），男女服装便于骑马，汉士族以衣冠自诩，当然看不惯游牧人的习俗。拓跋部人同姓通婚（四八四年才下诏禁止），更被看作野蛮。其余不合汉族礼制的事自然还很多。
所以说，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尽管北方汉人历尽磨难，饱经风霜，但汉族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发体衣冠。相反，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对鲜卑人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汉化”、“去鲜卑化”活动，使得鲜卑慢慢融入中原文化。随着时间的迁移，中原迎来了汉族一统的隋唐，于是“尽循周制度，还列汉衣冠”。尽管隋唐深染胡风，但“辫发”这一次再次还原了了它代指边疆少数民族的本义。
说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也好，说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好，当公元906年的时候，大唐这个病入膏肓的巨人终于走到了命运的终点，停止了所有的垂死挣扎，天下再次变得沸反盈天——尽管之前已经是干戈四起，但大唐死了以后，似乎大家闹得更加起劲。谁也没有过多关注，在中国的北方，一个叫阿骨打的契丹汉子建立起一个国家：辽。
契丹人是辽国的统治者，关于他们的资料，目前有很多壁画、史书、考古资料，都表明他们是“髡发”的，但不是都辫发。
而继契丹而起的是女真，他们同辽国的统治下脱离出来，建立自己的国家：金。很快，他们就灭掉了之前的主人辽国，并继续南下，攻陷宋国的首都开封，占据中原。女真是一个辫发的民族，宋代陈准在《北风扬沙录》中记载：人皆辫发，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胪后发，以色糸系之。富人以珠金为饰。就陈氏的描述，可以看出金人与后来的满族头式极为相近，甚至可能是一模一样。这也证明满清和宋时的女真还是一脉相承的。金太宗在天会七年（1129年）颁布和清初极为类似的髡发胡服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大金国志·卷五》）
自此，中原衣冠彻底凋零。据史家考证和推测，当时金国统治下的汉民都是穿女真服饰而辫发的。甚至被金人俘获的南宋官吏也要被强制弄成辫发：何充，汉州德阳人。秘书监耕之孙。通判黎州，摄州事，预为备御计。及宋能之至，建议急于邛崃创大小两关仓及砦屋百间，亲督程役。俄关破，充自刺不死，大军帅呼之语，许以不杀。充曰：“吾三世食赵氏禄，为赵氏死不憾。”帅设帷幄环坐诸将，而虚其宾席，呼充曰：“汝能降，即坐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罢。它日又呼之，欲辫其发而髡其顶。曰：“可杀不可髡。”又使署招民榜，充曰：“吾监州也，可聚吾民使杀之耶？即一家有死而已，榜必不可署。”大将遗以酒茗羊牛肉，皆却之。自是水饮绝不入口。敌知其不可强，将剐之，大将曰：“此南家好汉也，使之即死。”于是斩其首。（《宋史·卷四百四十九·何充传》）
南宋依东晋故事，据江南半壁河山，苟延残喘，犹能存汉家冠仪。于是南人就以“辫发”来区别敌人与友军：时顺昌受围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东村，距城二十里。锜遣骁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辫发者辄歼之。《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刘锜传》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因缘，蒙古人依着葫芦画瓢，遵照女真兴起的模式，很快崛起并灭掉金国，随后挥军南下，最终灭掉南宋。然而蒙古人也是髡发留辫的，只是蒙古人的发辫式样与女真不同：
上至成吉思，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宋·孟珙《蒙鞑备录》）
汉人因为要生存下去，已经没有了爱护头发的习俗，也没有了汉族人的廉耻，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心理障碍。中原的汉人既然能在女真的统治下，剃发编女真式样的辫子，就可以毫不费力的在蒙古的统治下，剃发编蒙古式样的辫子。而南方的汉人先是属于南宋统治，继之的是元朝。元朝关于髡发，是没有强制要求的——只有那些急于阿谀蒙古的民族败类，才会学着蒙古人髡发。所以大多数南方人其实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发式。
幸好，天不绝汉，在中原腥膻了几百多年以后，终于汉人再掌未央。明太祖皇帝在一统天下后不久，便在下令“诏悉复衣冠唐制”，一改洇染汉人数百年的胡俗：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推髻，深襢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厌之。洪武启元，乃诏悉复衣冠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屯青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环用银；服淡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带明角皂褙，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截两胡衣，其辫衣、胡髻、胡服、胡语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明·何孟春《馀冬序录·卷一》）
于是中原大地“不移唐日月，重著汉衣裳”。连留在大明土地上的蒙古、女真、契丹也都开始蓄发。“辫发”在中华大部分土地上绝迹。同时，宋明理学伴随着民族意识也渐渐深入社会中每个角落每个人——不论士子官吏、贩夫走卒，还是乞丐愚氓、翁媪妇孺——每个人都有一种民族的意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於夷者也”。头发在汉民族受过伤的心目中，地位愈发的重了。
但是，汉人命运多舛，东北的女真，犹如野草、犹如阴魂，在东北蛰伏了数百年后死灰复燃，再次成为汉民族的心腹大患，并最终占有华夏九州。“辫发”的噩梦又一次出现在汉人的生活中。
我们上面说过，女真人是髡发留辫的，这是他们的习俗。清朝的太祖、太宗时期，辽东投降过去的汉人都是要髡发留辫的。这是可以想见的：那些人投降了，自然是被迫自己的民族，理所当然要站在女真人的立场上了。
中国本土汉人的辫发，是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开始试行，当时命令沿道的汉人都要辫发，在五月二日入主北京之后，秉承金朝风范的满清，第三日就迫不及待的颁布了这样的命令：
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东华录·顺治卷二》）
强令剃发易服，使得命令所到之处汉人群起反抗，眼看清军形势不稳的摄政王多尔衮在同月的二十四日，又布告如下：
予因前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满清兴亡史》），于是风波平息。
等过了一年，也就是在江南平定之后的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六日，清廷态度突然一变，下剃发之令，开始例行辫发，其略云：
向来剃发之令不急，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筹之熟矣。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直录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急辩，决不轻贷。（《满清兴亡史》）
满清政府规定，除了僧侣和道士可以不辫发易服以外，其他人等都要遵照以上的诏令。连绵延近两千年的衍圣公家族（孔子后裔）也难逃“薙发”的厄运。薙发即剃发。
上面提到，中国南方一直绵延着醇正的汉风。即便是在蒙古统治时，也是没有集体薙发的先例。如今要“薙发易服”、“以夷变华”，于是整个南方都动荡起来。其中，d’Orléans的《征服中国的鞑靼二帝的历史》中有如下描述：
辫发、胡服的新制，极大的刺痛了汉人的情感，导致他们的反抗。他们开始在地方发起叛乱。比起受到夷族的统治，更让汉人感到奇耻大辱的是，象征受夷族统治的辫发和胡服。先前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颅，如羔羊般柔顺的汉人，如今却为了了保护头发不收侵犯而如虎奋起。……
而卫匡国（Martin Martini）的《鞑靼战纪》中，有关浙江绍兴府有如下记载：
鞑靼军队在没有遭到特别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绍兴府，浙江省南半部的府县亦显出可以顺利征服的情势，然而，当鞑靼军队要强制性地让刚归顺的汉人辫发之际，所有的汉人——有士兵也有市民——皆手持武器，揭竿而起，不是为国家，亦不是为皇室，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和鞑靼军队以命相拼，遂将鞑靼军队击退到钱塘江以北。
在民族内斗中耗尽精力的汉族，终究敌不过凶狠女真的屠杀。整个中国除了几千万颗束发的人头，以及无数逃遁方外的僧人、道士，只剩下一个个拖着“猪尾巴”的满清奴才。一部《发史》，就是一本汉民族的血泪史。
时光荏苒，汉民族的血一直在流淌，最终汇聚成一条奔腾的大河，把一切抵制汉化的障碍扫除。两三百年后，一群南方人率先而起，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最终将象征“夷化”的辫发剪除，并开创了属于华夏人民的新天地。我们回首看那三次“辫灾”，能不感喟于汉族蒙受的耻辱与不屈的抗争！还我本色。
北方这些辫发髨头民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在中原呆下去，最终的结局必然是汉化，唯有蒙古人倔强不接受汉文明，所以蒙古人很快就被驱逐回草原。今天，鲜卑、契丹、女真，已彻底融入历史长河中，满人已经完全汉化，没了辫子，自己的语言也要完全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