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是多种宗教汇集之地，道教同样在新疆曾广泛传播。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以其最高信仰为“道”而得名，产生于2世纪上半叶的东汉顺帝年间。道教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巫术、谶纬、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吸收道家学说和黄老思想而逐渐形成的。道教尊奉老子为教主。其基本信仰和教义的核心是“道”，认为“道”乃“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万物以之生，五行以之成”，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本原。由“道”所化生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等“三清尊神”，是道教崇拜的最高尊神。道教还发展形成了包罗众多天神、地祗、人鬼在内的神仙体系。道教经书的总集称为《道藏》，现存的总集有《正统道藏》、《万历道藏》、《道藏辑要》等。

道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由于史无明载，说法不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推断，道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大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即公元4—5世纪。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随葬衣物疏中，有很多反映的是道教的内容。

吐鲁番是新疆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要冲，从汉代起这里就是汉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北魏以来，高昌相继出现了由阚、张、马、麴内地四姓豪门建立的汉族政权。所以这里很自然地成为道教向新疆传播时的首传之地。由于汉族政权的建立和内地信仰道教的汉人不断迁人，道教在高昌地区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这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随葬衣物疏中得到证明。这一时期的随葬衣物疏，普遍写有“如律令”、“急急如律令”等道教符咒，神仙名称除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外，又增加了“五道大神”、“张坚固”、“李定度”等道教神名。在一件高昌和平元年(551年)的衣物疏中，绘有道教的符箓。符箓黄纸朱书，上方正中绘画天神形象，左手持刀，右手持叉，神像下写有符咒，草率难辨，其中仅能看出开头四字为“黄天帝神”，中间有“鬼不敢来近”，末尾为“急急如律令也”。该符箓是道教的“驱鬼”符箓，死者佩带这种符箓，显然生前是一位道教徒。大量道教内容文书的出土，反映了魏晋时期高昌道教的盛况。

唐王朝于贞观年间(627–649年)统一了新疆，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朝皇室为利用道教维护自己的统治，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的后裔，对道教大加推崇和扶持。这一时期道教在内地有很大的发展。唐朝廷尊崇道教，也促进了道教在新疆的发展。据敦煌藏本唐光启元年(885年)《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在当时的伊州(今新疆哈密地区)三县共有道观3座，即伊吾县的祥辫观、大尹观、柔远县的天上观。从这一数字看当地的道教官观并不多，但如果与佛教寺庙数字相比，道观数字却不能算少。该地方志所记载的当时伊州的佛教寺庙与道观的数量相等，也是3座。这表明在佛教占统治地位的伊州，道教已取得了重大发展。

魏晋至隋唐时期，新疆佛教、祆教正处于发展的鼎盛阶段。道教在这种环境中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取得重大发展，除了北魏和唐朝大力推崇外，道教为适应这一特殊环境而进行的自我调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道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为避免佛教势力的排斥和打击，以求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得不逐渐吸收佛教的内容，为自己涂上佛教的色彩，从而与佛教融合，形成新疆道教的鲜明特点。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写有：“禅师法林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孝章，持佛五诫，专修十善，今于高昌城内家中命过经涉五道，幸不呵留。”另一件高昌重光二年(621年)《张头子随葬衣物疏》，末尾写有：“大德比丘果愿敬移五道大神，佛弟子张头(子)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昊天不吊，今于此月四日奄丧盛年，迳涉五道，任意听(过)，幸勿呵留。时人张坚固，倩书李定度。若欲求海东(头)，若欲觅海西辟(壁)，不得奄遏留亭(停)，急急如律令。”内容相似或相同的此类衣物疏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有发现。这种格式是道教符箓常用的格式，但使用这种符箓的死者却都是佛教信仰者。这种符箓与普通道教符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内容中既有道教的用语，也有佛教的用语。文中的“五道(大神)”、 “张坚固”、“李定度”、“急急如律令”等系道教神名、术语；“比丘”、“佛弟子”、“五戒”、 “十善”等，则属于佛教用语。道教与佛教用语同存共见、交互夹杂的现象，反映了新疆道教与佛教相融合的情况。在出土的6世纪中叶以前的随葬衣物疏中，还没有发现此种佛、道杂糅的符箓。但是，此后这种符箓几乎在所有的随葬衣物疏中都有发现。这一现象说明，道教是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传播过程后，才逐渐适应了佛教占统治地位的这一社会环境。也正是道教的这种适应性的变化，才使它在新疆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