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所谓的“素封”者？难道不是吗？

十二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颛顼，命南王重以司天（1），北正黎以司地（2）。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3），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4）。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5）。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6），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7），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8），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9），王卬于殷（10）。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11），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12）。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13），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14），乃论六家之要指曰（15）：《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16）。”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17），直所从言之异路（18），有省不省耳（19），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20），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21），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22）；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23）。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24），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5），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26），绌聪明（27），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28），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29），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30）。《六艺》经传以千万数（31），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32），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33），茅茨不翦（34），采椽不刮。食土簋（35），啜土刑（36），粝粱之食，藜藿之羹（37）。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38）。使天下法若此（39），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40）。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41），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42）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43），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44），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45），参伍不失（46），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47），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48）。无成势（49），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50），故能为万物主（51）。有法无法，因时为业（52）；有度无度，因物与合（53）。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54）。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55），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56）。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57），复反无名（58）。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58）。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59）；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60），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61）；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62），还报命（63）。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64），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65），故发愤且卒（66）。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67）。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68）。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69），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70）。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71），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72），弗敢阙（73）。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74）。五年而当太初元年（75），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76），建于明堂（77），诸神受纪（78）。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79）：‘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而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80）？’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81）。”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82）：‘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83）。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84），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85）’。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86），下辨人事之纪（87），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88），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⑧；《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89），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90），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91）。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92）。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93）。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94），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95），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97），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98），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99）。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100），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101），封禅，改正朔（102），易服色，受命于穆清（103），泽流罔极（104），海外殊俗，重译款塞（105），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106），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107）。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108），幽于缧绁（109）。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110）：“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111）。昔西伯拘羑里（112），演《周易》；孔子厄陈蔡（113），作《春秋》；屈原放逐（114），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115）；孙子膑脚（116），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117）；韩非囚秦，《说难》、《孤愤》（118）；《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119），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