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导读–读懂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越、楚地带有西楚、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慓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蓄积。江陵原为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陈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从吴王阖闾、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与闽中、于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 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还有先王传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经迁徙不法之民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也是一个都市。当地民俗混杂,好事。多以经商为业。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做“夏人”。

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许多地方出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守信尽节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了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勐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

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正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的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地方。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推测事理,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变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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