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文化因素外，作为北方晚渡士族，还存在着一个与江东土著世家大族和率先南渡的北方士族分割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问题。永嘉之乱后，“中原冠带，随晋室渡江者百家”。107这些携带宗族、部曲和宾客的“拓荒者”来到江南求田问舍，已经使广袤的原野开辟殆尽。待到刘宋以后，晚渡士族姗姗来迟，必然要面临如何猎取财富，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的问题。108因此，晚渡士族无论在经济上抑或在政治上，都表现出更强的进取性。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发展必然缺少稳定性。

再有，与大多数晚渡士族一样，襄阳杜氏也有聚族而居的传统，他们在地方上广占田产，拥有佃客和部曲，以及多少不等的私人武装。109襄阳地区的其他侨姓士族也大都具备上述特点，他们在宋、齐、梁间一度意气风发，在中枢权力和地方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一旦家族的势力过于强大，表现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受到侵渔，朝廷绝不会容忍其无限度地膨胀，必定会给予致命打击，杜骥之子杜幼文房，以及杜灵启、杜怀珤诸子的毁灭都是典型的例子。

唐长孺先生在《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一文中说：“由于历史条件不尽相同，南北门阀也具有一些差异，因而在衰落过程中或早或迟。然而门阀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终究是一致的，因而也必然将按照历史规定的道路走向衰亡。”110襄阳杜氏杜审言、杜甫一支的衰落，发生在唐中叶政治经济生活急剧变化的年代，因而更具有社会史意义上的个案分析价值。

中古社会宗族的发展，往往有赖于根深蒂固的乡村基础，而“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111但我们如果将视野放大至百年、甚至千年的时空范围，就会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古士族家族是在不断迁徙流动中发展的。襄阳杜氏本是京兆杜氏的分支，而后者于汉初崛起时，也曾是汉武帝从南阳迁至茂陵（以后又移至杜陵）“护陵”的豪族移民。同样，在东汉末年的流徙播迁中，京兆杜氏重又繁衍滋盛，成长为魏晋士族中的高门。从公元四世纪开始，杜预孙辈的两个房支，从长安到凉州，从关中到江汉，又从襄阳到洛阳，由弱到强，由盛转衰。襄阳杜氏的个案分析表明，迁徙是士族家族变迁史的一个永恒主题。迁徙意味着支系从本宗析出，由此产生新的郡望；迁徙意味着丢弃传统，锐意开拓；迁徙意味着经济开发，意味着文化传播乃至于文学创造……这一切，都已在南朝至隋唐间襄阳杜氏的历史变迁中得到了印证。

附：襄阳杜氏世系总表：

琬

坦 仲孺

叔宝

长文

叔文

―口―口— 骥— 季文

幼文

希文

怀瑀 ―口―口―口―口―文范…

……预 —耽 — 顾—逊―灵启— 怀珤 ―嵩

岑―龛

嶷

岌

巚

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