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金日磾乃西汉时匈奴休屠王太子，后降汉入侍武帝左右，数十年无过失，拜车骑将军。38杜坦以日磾自比，用意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南渡较晚，即便是出自魏晋著姓、“中华高族”，杜坦、杜骥终未能进入刘宋权力中枢，在宋武帝永初至元嘉年间，杜氏兄弟先后担任青州刺史，在宋魏对峙与相互征伐中，为刘宋捍卫北疆，战功卓著。39
然而，襄阳杜氏毕竟是根基深厚的“中华高族”，虽然未能如杜乂房支那样联姻王室，但他们很快就在主要来自西晋雍、司地区的晚渡士族中，建立起了相当广泛的婚姻关系，如《宋书·杜骥传》所云：“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韦华。华子玄有高名，见而异之，以女妻焉。”又据《南史》58《韦叡传》：
叡（韦玄孙），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世为三辅著姓……时内兄王憕、姨弟杜恽，并有乡里盛名……外兄杜幼文（杜骥子）为梁州刺史，要叡同行。
据此可知，杜骥、杜幼文两代均与韦氏通婚，而王氏也同时与韦、杜联姻。40其中韦氏、王氏与杜氏情况相近，同为晚渡侨姓士族。在宋、梁时期，他们的宗族势力也大都集中在荆梁地区。总之，韦杜、王杜家族之间世代联姻，多少带有政治盟友的意味。也反映出襄阳杜氏在南朝侨姓士族中仍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说明南朝士族阶层内部的“身份内婚制”特点的普遍存在，说明门阀士族社会还处在相当强固的状态中。
至宋文、武帝时期，杜坦、杜骥子孙已从最初的边郡太守逐渐跻身政权中枢，如杜骥第五子幼文，泰始至元徽中，先后为散骑常侍、黄门侍郎等职，后出任梁、南秦二州刺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家族势力达到鼎盛。41史称“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42杜坦子叔宝则为右军参军，后挟制豫州刺史殷琰，成为左右豫州地方政治的“土豪乡望，内外诸军事并专之”。43襄阳杜氏家族势力的膨胀，最终招致刘宋皇室的不满，元徽五年，废帝刘昱“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于是自率宿卫兵诛幼文等。幼文兄、长水校尉叔文及诸子侄在京邑方镇者并诛。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数人，逃亡得免。44有关此支杜氏的子嗣，在《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全无踪影，估计隋唐时代已是后继无人了。
灵启、乾光房支
东晋初年，北来侨姓中的魏晋高门尚受到优崇，但因离政治中心建康稍远，此支人物虽为“元凯后裔，家传学业”，45却未能进入权力中枢，在东晋政军两界，襄阳杜氏无甚建树，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家族在政治、军事领域各领风骚的局面相比，不免有些逊色。史称杜顾为西海太守，杜逊为魏兴太守，但均无甚事功可言。灵启为南齐给事中，其事迹亦不详。46从灵启子怀珤开始，杜氏子嗣繁茂，子孙渐以武功显名。史称怀珤“少有志节”，累有军功，先后为梁、秦二州刺史。怀珤九子：嵩、岑、嶷、岌、巚、岸、崱、嵸、幼安，47其中多以军功武略闻名一时者，如号称“杜彪”的杜嶷，“膂力过人，便马善射……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杀伤数百人，敌人惮之，号为‘杜彪’”。48由于杜氏兄弟长期盘踞军事重镇，逐渐培植起了一方势力，成为远近闻名的“襄阳豪帅”。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侯景作乱，杜巚、杜岸、杜崱特别是杜岑之子杜龛，在当时均处举足轻重地位，在平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9
然而也在平乱的过程中，襄阳杜氏子弟几乎全部参与了梁宗室的权力之争，在萧绎（后为梁元帝）与萧詧叔侄之间，呈一边倒之势投靠了萧绎，结果，除杜崱病死于战场外，杜氏兄弟巚、岸及其“母妻子女”，尽为岳阳王萧詧所获，詧“并于襄阳北门杀之。尽诛诸杜宗族亲者，其幼稚疏属下蚕室。又发掘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50此后，杜龛岳父王僧辩为陈霸先所杀，杜龛后在吴兴拥兵自重，但未能扩大势力，也为陈霸先所败，“其妻王氏截发出家，杜氏一门覆矣”。51在唐代谱牒文献如《元和姓纂》中，襄阳杜氏怀珤九子，只有杜巌、杜崱两房尚存孑遗，其他七房可能在南朝即已断绝了香火。
杜逊另有一子乾光，仕齐为司徒右长史。乾光著有《春秋释例引序》，流行于齐梁间。52乾光子渐，为梁边城太守。渐生二子，君锡、叔毗。53据《周书·杜叔毗传》记载：
叔毗早岁而孤，事母以孝闻。性慷慨有志节。励精好学，尤善《左氏春秋》。仕梁，为宜丰侯萧循府中直兵参军……时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从子映录事参军，映弟晰中直兵参军，并有文武材略，各领部曲数百人。
叔毗“励精好学，尤善《左氏春秋》”，反映出这个房支一直保持着儒学传统；而叔毗叔侄四人“各领部曲数百”，则意味着拥有大宗田产以及强大的宗族武装势力（南北朝时期部曲多带有私人武装集团的性质），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其他士族家族的情况推知，如《颜氏家训·止足篇》云：“……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54可见在颜之推看来，有良田十顷、奴婢二十，即可“止足”。又《梁书》51《张孝秀传》称：孝秀“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此外，梁时裴邃曾“与僮属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殷积”。55由此看来，叔毗一支确是势力相当强大的地方豪强，难怪叔毗降周后，周闵帝仍下令保护杜氏家族在梁州故里的“旧田宅”。56总之，聚族而居，广占田产并拥有众多的佃客、部曲，为叔毗一支宗族形态的显著特点，也是其能在地方长期称雄的经济基础所在。
然而，侯景之乱和随后发生的江陵之变，是叔毗一支命运转变的契机，大统十七年（551），西魏大将达奚武围萧循于南郑，叔毗作为萧循使节至长安请和，从此留居长安。此后，杜叔毗一支比其它侨姓士族率先一步回归北土，进入北周统治集团。北周闵帝时，叔毗为都督、辅国将军、硖州刺史等职。天和二年（567），因率部南征伐陈，为陈人所害。57
下 篇 杜乾光后裔杜审言、杜甫房支的兴替
一、复归巩洛
自开皇九年隋文帝平陈，中国重新进入南北统一的时代，其间，士族家族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南北朝末年，选举制度开始发生了一些反映寒门士子政治要求的变化，58至北周末年颁六条诏书，其中“擢贤良”条已明确申明：“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59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隋文帝时废中正，创置科举，“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60加之全国统一，西晋以来持续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局面终于结束，为南北士子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于是乎“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61胡如雷先生在《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隋唐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列举了自北朝后期开始，原聚族而居的山东郡姓如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关中郡姓如陇西“驼李”等大族，向洛阳、长安迁徙的众多实例。62总之，对士族家族来说，科举制度创置所带来的冲击是相当深刻的。唐末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士族子弟背井离乡、追逐科第的故事很多，如先天年间，山东士子王泠然为猎取科场功名，“一年在长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坐家园”，辗转漂泊，居无定所，63就是时代潮流冲击下士族子弟处于普遍变动状态的典型。
那么，时代变革给襄阳杜氏家族的历史命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如前所述，江陵之变后，襄阳杜氏叔毗一支实际上已经进入关中士族行列。据《元和姓纂》及《北史·杜叔毗传》，叔毗生廉卿、冯石、安石、鱼石、黄石五子，其中，鱼石为隋河内郡司功参军、获嘉县令，64其他四子仕宦不详。从叔毗在北周的职位――都督、辅国将军、硖州刺史来看，鱼石等人或许有可能由门荫入仕。但是北周至隋初恰是选举制度发生变化的时期，先是苏绰典吏部，“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入隋以后，“选无清浊”的趋向更为明显，直至进士科出现，科举制渐渐得到推广。在这个背景之下，鱼石之子依艺为河南巩县令，未必得益于祖父叔毗的门荫。当然，在缺少史料的情况下，这些也只能是推测而已。无论如何，自叔毗仕北周、鱼石仕隋，直至依艺任巩县令并定居巩洛，襄阳杜氏又完成了一次新的迁徙。自永嘉之乱前杜耽离开洛阳算起，在大约300年后，其子孙后代又复归中土，而此时襄阳杜氏的籍贯实际上已再次与郡望分离。这也是或称杜审言为河南洛阳人的原因。
二、家学与家风
入唐以后，乾光后裔的发展方向开始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由儒学世家演变为文学世家。众所周知，早在汉初杜氏家族兴起之际，杜周、杜延年父子以刑名之学闻名于世。汉魏之际，杜氏子孙开始归宗儒学。从杜畿开始，杜氏祖孙三代在《左传》研究方面独擅其长，特别是杜预，于平吴后“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65杜预的《左传》系列著作问世后，很快风行一时，尤其在东晋南朝，习《左传》者咸尊杜注，在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南学”学派中独树一帜，被后人称为“左氏功臣”。66
从京兆本宗析出的襄阳杜氏，最初并未丢弃儒学传统，如杜坦、杜骥兄弟，“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学，故齐地多习之”。67只是其子杜幼文辈渐为骠悍武人，终遭杀戮，儒学传统在此房支遂致废绝。相比之下，乾光家族仍旧保持着儒学传统，乾光、叔毗祖孙在学术渊源上继承了杜预《左氏春秋》学的传统，并有所成就。68然而大约在隋唐之际，亦即鱼石、依艺两代，襄阳家族开始由儒学世家转向文学世家。促成这个转变的，除去时代学术文化发生转变这一历史因素外，还与侨姓士族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