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字面上看，“过江，随（晋）元帝南迁，居襄阳”者，究竟是杜逊还是杜顾，并不明确。众所周知，《元和姓纂》“至宋已颇散佚”，至清更是“绝无善本，仅存七八”，21因此上段引文或有缺略。以情理度之，杜逊为杜耽孙辈，永嘉之乱时是否已经出生尚值得怀疑；另外，从杜逊孙乾光仕南齐推算，杜逊活动的年代应晚于东晋初年。因此，随晋元帝南迁并定居襄阳者应该是杜顾，而不是杜逊。总之，杜耽之子杜顾，于永嘉之乱后即随晋元帝南渡，并在襄阳定居，总是事实。如此说来，杜耽应为襄阳杜氏的不祧之祖。

又据《宋书》65《杜骥传》：

（杜）骥高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迁关中。22

据此又知，杜耽另有一子，即杜坦、杜骥之祖父（《宋书》未记名字），此人永嘉之乱后随杜耽避难凉州，据《晋书》14《地理志》：

晋惠帝永宁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乃控据河西，称晋正朔，是为前凉。

由于前凉政治安定，遂成为“秦、雍移民”（其中包括很多关中士族家族）的避难之所，杜骥祖父大概也夹杂其中，暂栖身河西。及苻坚平凉州，始迁返关中，直到宋武帝刘裕伐灭后秦（417年），杜坦、杜骥兄弟才跟随之过江。

总之，据以上两则史料可以确知，在杜顾之外，杜耽至少还有另一子（杜骥祖父），这一房的子孙坦、骥兄弟与杜顾的子孙灵启、乾光兄弟四人，是同出于曾祖杜耽的从兄弟。只是两房子孙的经历不尽相同，向南迁徙的路线和时间也迥然有异。杜顾一支永嘉之乱后迳随晋元帝司马睿南渡，时间大约在公元317年以后不久；而杜骥祖父一支曾寓居河西，又辗转关中多年，他们南渡的时间大约为公元417年（刘裕伐灭后秦）后。总之，襄阳杜氏两大房支南渡的时间前后至少相差了100年。

陈寅恪氏在言及南渡士族问题时曾说：“至南来北人之上层社会阶级，本为住居洛阳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团，在当时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此与政治中心最有关系之集团自然随司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导之流即此集团之人物，当时所谓‘过江名士’者是也”；而集中在襄汉地区的南迁士族，则大体属于“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前者属“文化士族”，后者属“武人集团”。23其实，杜耽后裔与其兄杜锡后裔的情况类似，所不同的是，锡子乂（字弘治，？－321）南渡后即随晋王室定居在当时的首都建康，24时值东晋政权初立，司马氏积极网罗北方士族中的“贤人君子”25，在此背景下，杜乂承父祖余荫，在江左士族中享有“才名冠世”的美誉，26其女杜陵阳又为晋成帝皇后，27杜乂房支当然属于“过江名士”，只是在政治作为方面无法与王导等“胜流”相比。至于杜耽的两房子孙，最初也都属于“文化士族”，只是在南朝以及所居地襄阳这样特殊的历史和地域条件下，逐渐发生了变化。

二、襄阳地域政治与杜氏家族的沉浮

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春秋以来属楚地，杜佑《通典》州郡七《古荆河州》这样记载其政治地理沿革以及政治军事地位：

襄州……魏武始置襄阳郡，亦为重镇。晋初因之，兼置荆河州。东晋侨置雍州。文帝割荆州置雍州。襄阳去江陵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自东晋庾翼为荆州刺史，将谋北伐，遂镇襄阳。田土肥良，桑梓遍野，常为大镇。北接宛、洛，跨对楚、沔，为鄢郢北门，部领蛮左。齐梁并因之，亦为重镇。后梁萧詧附庸于西魏，而都于此。西魏改曰襄州，隋复为襄阳郡。大唐因之。28

据此可知，魏晋以来，襄阳已兼有经济都会与军事重镇之双重地位。东晋以后，襄阳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据谭其骧氏研究，晋永嘉丧乱后民族迁徙的主要路线之一，在于“汉水流域，上自郧西、竹蹊，下至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是区所接受之移民倍于本省其他二区，而以来自陕西者为最多，河南、甘肃次之，河北、山西、安徽、四川又次之”。又据谭氏统计，当时全国南渡人口大约有90万，其中集中在湖北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侨民有6万人。29可见襄阳在当时又成为甘陕移民的集合地。

为安置移民，侨郡县应运而生，据《宋书》37《州郡》三雍州刺史：

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

襄阳于是成为侨雍州的治所，汇集了来自雍、秦等地的挟宗族部曲集体迁徙的世家大族，如华山蓝田人康穆，宋永初中，“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蓝田县，寄居于襄阳”，即为典型的事例。30又《晋书·祖逖传》、《徐邈传》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31在当时的荆襄地区，除杜氏家族外，还有萧氏、庾氏、宗氏、刘氏、柳氏等世家大族定居。32由于晋宋之际“襄阳多杂姓”，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时，“使长史范顗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33足见襄阳当时士族萃集之盛。

东晋成康以来，地处建康上游的荆襄地区一直是琅琊王氏与颍川庾氏权力竞逐的焦点，其后又有庾亮、桓宣两大势力曾为控制襄阳展开激烈争斗。34刘宋时期，襄阳的政治军事地位和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如元嘉年间，刘秀之为襄阳令，兴工修复襄阳六门堰，溉良田数千顷，“雍部由是大丰”。35太祖时，始以皇子镇襄阳，且将“文武悉配襄阳，襄阳地区的文化建设也随之展开，如沈亮为南阳太守，“时儒学崇建，亮开置庠序，训授生徒”。36

杜耽后裔随宋武帝刘裕南渡后，定居襄阳，后子孙繁衍滋盛，形成了强大的宗族势力，襄阳杜氏开始脱离京兆本宗而成为独立的郡望。襄阳杜氏的主要构成为活跃于刘宋时期的坦、骥兄弟，以及活跃于齐梁时期的灵启、乾光兄弟。现分述如下。

杜坦、杜骥房支

刘宋建立后，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都已发生了变化，“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37据《宋书·杜骥传》记载：

（杜坦）尝与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如此辈人。”坦曰：“日磾之美，诚如圣诏。假使生乎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日磾胡人，身为牧圉，便超入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