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教授认为，每一区域的主要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或通向核心区的主要交通运输线线上[7]。经济中心南移，客观上要求加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联系。隋代为适应这一形式，开通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的开通不仅开万世之利，在隋代即已“商旅往还，船来不绝”。三吴地区一些城市的兴起和大运河的开通有一定的关系。镇江、常州、苏州、杭州是江南运河线上四座商业繁荣的城市，这些城市虽有较早的历史，但都是在大运河沟通以后发展起来的。不仅自身成为中心城市，更通过物质流、信息流等方式带动腹地经济。
镇江地处江南运河入江的口岸，是江浙漕粮与物资北运的重要运输站。自从唐代开元二十五年润的刺史齐濣开凿伊娄河，改善漕船过江航道之后，运河的入江渡河从丹迁移到京口，从此镇江的工商业随之兴起，一些与运河交通有关的手工业与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如造船、冶铁、麻绳、木材、桐油已经纺织业等等。当时的商业区即分布在城西北的运河沿线。
常州在运河线上的地位，是“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要地。运河沟通以后，常州是江南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晋凌武进，在唐称望县，地大人众，政繁务殷”（《光绪武进阳湖志》）。常州出产的细纻、棉布、纸张以列为唐代贡品。由于运河交通的发达，常州城市经济也随之发展。
苏州地处太湖之滨，大运河开通后，苏州成为江南运河线上的中心城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唐代苏州已是商业繁荣的著名城市。隋时苏州人户只有一万八千多户，唐天宝年间增至七万六千多户，元和年间又发展到十万多户，成为江南大郡。
杭州是江南运河南端的终点城市，地处钱塘江畔，海路可通东南沿海。大运河开通后，杭州成为重要商业城市和海外贸易的港口。《隋书.地理志》载，杭州“州泽沃衍，有海路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人口只有一万五千户，随着运河交通的发达，唐代杭州已是“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商业城市。
图1 江南运河沿线城市及腹地
京杭大运河沿线还有长安、开封、魏州（大名）、贝州（清河）、幽州（北京）、宋州（商丘县）、泗州、楚州（淮安）、扬州、秀州（嘉兴）、越州（绍兴）、明州（宁波）等，都是最著名的经济都会和重要城市。整个运河网贯穿了我国东部平原广大地区，保证南北两大中心的联系，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城，沟通国度长安与黄河下游南北、长江三角洲和浙东地区等富庶经济地区的联系，起了支撑唐王朝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运河交通的发展是促进城市繁荣的基础。
2.3海外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联动海港城市及腹地经济
区域的经济发展,大致体现出从海港沿河流、铁路、公路与依然使用的主要的传统陆上道路，向口岸的内陆腹地逐渐推进的特点。作为地区经济中心，除了有完备的港口设施外，还必须有广阔的腹地以及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与其相联系。只要交通沿线的工业、商业繁荣，就有了广大的消费市场和生产基地。有了这样的腹地，物产才会丰富，港口输出才会有充足的货源。有了这样的腹地，港口的大量输入才会有动力， 因为强大的腹地需要源源不断地得到外来物资的补充，消费外来的产品。以市场经济为原则，互利互惠，发展经济。区域内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是经济中心与腹地产生经济联系的物质基础，利用这个基础条件，经济中心对腹地的辐射才能有效实现。接受辐射的地区，才有可能成为经济繁荣的地区[8]。
唐朝对外贸易的繁荣兴旺，还表现在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达。安史之乱以后，陆上丝绸之路交通受阻，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在唐代，国际航线主要有二条。一是《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的“广州通海夷道”，另一条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9]这是南北两大航线。广州通海夷道是从广州，经越南归仁、新加坡、马六甲南部的罗华尔群岛，西航到苏门答腊的棉兰，经民科巴群岛到达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东直达巴士拉港，已经到了今天的伊拉克，穿过了波斯湾，全长一万多公里，沿着海上航线，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促进了唐朝与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这是唐代早期的北方航线。当时，船舶从登州港出发朝东北行，沿庙岛群岛经马石山(老铁山)至都里镇(旅顺)，过青泥浦(大连)，沿辽东半岛过桃花浦、杏花浦(碧流河口)、石人望(石城岛海峡)到达乌骨江(鸭绿江)，再南下到新罗(朝鲜)，由朝鲜再前行经对马海峡抵日本。也有从成山出发直达朝鲜半岛的。由此可见，南北两大航线方便了内陆腹地与外界沟通，呈现繁荣的景象。除此之外，隋唐时期主要的海港城市有沧州、莱州、海州、楚州、扬州、台州、明州和泉州等。
3.区域经济中心与腹地经济互动发展的思考
要使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必须建好“ 口”（港口、城市） 、造好“ 腹”（ 腹地）、修好（“ 经络”交通基础设施），做到(“内联外通、广揽物资”)。要提升中心城市的实力，带动腹地的经济发展，中心城市就必须注重与腹地建立经济联系[10]。区域经济发展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中心城市自身的经济实力，“ 打铁先要自身硬”，这种实力对腹地经济的辐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腹地经济越繁荣，中心城市的地位才会越巩固。
隋唐时期正是由于在两河交汇、河流入海处、两界交汇、运河沿线建好了中心城市，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都比较发达，才带动腹地经济发展，手工业城市大批量的出现，其分布地区也很广。从《新唐书》《旧唐书》地理志、《唐六典》卷二十至二十二以及《元和郡县志》各地所列条目可知，扬州以金银制造、纺织、皮革、造船等而著称；成都以纺织、造船、制盐和金银器等四业为中心；河北则有以丝织品贡数为全国第一的定州，名瓷产地的刑州、制墨等著称的易州、采铜铸钱的蔚州；山东则有以盛产丝织品的青州、造船业的登州，冶炼业的莱芜；山西又有以太原为中心的铜器制造，蒲州的造纸，漆器的著名的出产地湖北的襄阳等；其他如广西桂林的“桂管布”，岭南一带的银矿开采等都相当发达。唐代已经兴起了一大批以金属的冶炼和铸造、纺织业和制瓷业著称的城市。
总之，虽然隋唐时期的城市的建立和选址目的各有不同，但其经济和城市基本是按照城市－腹地互动的模式，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才全面发展的。整个隋唐时期的区域开发和城市发展历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
[2]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
[3]陈联,蔡小峰.城市腹地理论及腹地划分方法研究[J].经济地理,2005(5):629-631.
[4]陆敏等.论济南的区域开发与城市发展[J].济南大学学报,2001(3):8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