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同志认为，中国近代的首要任务不是反帝而是学习西方，而要向西方学习，就必须反对任何排外言行。有的同志提出:“十九世纪末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排外与反排外之争，实质上即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争”[4]。按照这种理论，反排外就意味着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应该肯定；排外就意味着坚持封建主义道路，应该否定。而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都是笼统排外的，自然也就属于应该否定之列了。至于排外色彩特别强烈的义和团，更被某些同志用极其尖刻的语言加以贬斥和嘲讽。他们断言义和团运动是慈禧等封建顽固派“愚弄和操纵”的一场排外运动，而这场运动却“被戚本禹笼统冠以‘爱国主义’的美名，这真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莫大之悲剧”[5]。按照他们的说法，“爱国主义”这个“美名”是戚本禹之流别有用心地加在义和团头上的，谁要是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是爱国主义的，谁就是还没有从林彪、“四人帮”的蒙蔽下摆脱出来。对于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斗争，他们也表示极大的蔑视。他们说：“拥有强大国际资本，拥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害怕这种所谓的反抗，八国联军的铁路与《辛丑条约》的枷锁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可惜，长期以来我们有些研究工作者对这种愚昧却是倍加赞赏的。”[5]
毋庸讳言，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对于这类斗争应该怎样评价呢？恩格斯在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自发反侵略斗争时曾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6]这里，恩格斯一方面指出了中国人民自发反帝斗争的落后性，但同时更着重地强调了这种斗争的爱国性质和正义性质。列宁在谈到义和团运动时也曾说：“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7]这里，列宁所强调的也是义和团反侵略的正义性质。
在谈论近代中国的排外思想和排外活动时，有必要对农民的排外和封建顽固派的排外加以区别。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是为了封建势力的狭隘利益。他们幻想恢复自己的一统天下，却不愿进行艰苦的反侵略斗争，更不愿在斗争中作出重大的牺牲。每当反侵略斗争受到挫折，他们便迅速由排外转为投降。农民的排外则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奴役。他们对侵略者的反抗是坚决的、不屈不挠的。农民为了集中力量反抗侵略者，有时也争取封建统治阶级的合作与支持。义和团甚至曾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扶清灭洋”的口号是有缺点的，但义和团的目的并不是“扶清”，而是“灭洋”（赶走侵略者）。由于清政府在八国联军大举入侵前一直实行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压制反帝斗争的政策，义和团虽然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却一直在以武力反抗清政府的镇压。只是在清政府被迫对外抵抗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义和团与清政府才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过暂时的合作。而当清政府公开向外国投降后，义和团也就举起了“扫清灭洋”的旗帜。在近代，农民不仅是反帝的主力军，也是反封建的主力军。把农民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不恰当的。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先进事物、主张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的汉奸、买办等等。对“反排外”一概加以肯定也是不科学的。
至于义和团等农民自发反帝斗争的力量和作用，尽管我们有些同志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并断言“帝国主义根本不会害怕这种所谓的反抗”，但是，一些对中国了解颇深的帝国主义者却并不敢轻视这种斗争。还在八国联军刚占领北京、侵略者趾高气扬之时，在中国进行了几十年侵略活动的帝国主义高级谋士赫德就忧心忡忡地指出了义和团运动所揭示的“不祥”预兆。他写道：“这是一个纯粹爱国主义的自发自愿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像力，将会像野火一样烧遍全中国”。“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外国的发号施令有一天必须停止，外国人有一天必须离开中国，而目前引起注意的这段插曲就是今天对于将来的暗示。”[8]当然，历史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赫德的预料。事实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外国侵略者就被赶出了中国，而不必等到2000年。但是，在赫德的担心早已成为现实的今天，当初赫德凭着反革命的敏感已经觉察到的义和团运动的伟大意义，却遭到了我们一些同志的坚决否认，这倒是令人深思的。
四、中国的出路何在
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先进的中国人曾把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视为中国的唯一出路。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也是进步的。但是，无论是康有为等发起的戊戌维新运动还是孙中山等发动的辛亥革命，都迅速遭到了失败。这条路实际上总是走不通。其所以走不通，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紧密勾结，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微弱，而且多数民族资木家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缺乏远大目标和斗争精神。他们对维新运动尚且不敢积极参加，对革命运动更是疑虑重重。他们害怕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会危及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不但不敢把广大工农群众发动起来去同强大的反动势力进行决死斗争，反而十分害怕工农的发动。在革命爆发前，他们企图以立宪来抵制革命；革命爆发后，他们又以各种方式对革命派施加影响，力促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以便尽快结束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竟得不到资产阶级本身的支持，它遭到失败乃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后，不甘心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曾从不同角度总结教训。陈独秀和早期的李大钊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觉悟太低。要解决这个问题，靠政治斗争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办法是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西方思想文化。他们认为，只要西方思想文化在国民中普及了，民主共和制度就自然能够实现。他们不懂得，思想文化归根到底要受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根本不可能真正普及。企图靠文化宣传来完成政治革命所未能完成的改造中国的任务，乃是脱离实际的幻想。孙中山不同意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他提出：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指旧官僚、武人、政客）”。“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怎样才能保证今后的大革命能把“地底陈土”清除干净呢？这个革命要靠什么阶级来领导，靠什么阶级的力量来完成呢？孙中山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十月革命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推动人们去探索新的出路。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由西方转向苏俄，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分析中国的国情，找到了中国真正的出路，这就是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孙中山虽然没有接受马列主义，但他也十分重视学习十月革命提供的新经验。他提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这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也对学习西方这条道路产生了怀疑，开始探寻新的出路。
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多数人仍然坚持学习西方的主张。在共产党内，也有人附和这种主张。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把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认为革命的结果应该是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掌握领导权的能力。结果是领导权落到反动的大资产阶级手中，革命遭到了失败，国民党也蜕变为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党。此后，资产阶级民主派进一步分化，一部分倒向右派，一部分转向共产党。另一部分人继续坚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他们的号召力远不能与当年的孙中山相比，当年孙中山尚且无法实现的目的，他们自然更无法实现。
总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虽然曾有不少人把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中国的唯一出路，并曾长期为之奋斗，但这条路始终没有走通，而且越来越走不通。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之后，中国的历史才出现了转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变成了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事实证明：只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
但是，有些同志在总结中国近代历史时，却得出了另一种结论。他们提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打上门来的情况下，我们被迫向他们学习，抛弃落后，争取进步，使自己现代化，是唯一的出路。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没有现代化，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或者实现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9]这里所说的“向他们学习”，显然是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简要地说，这些同志的观点就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有在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后，才能搞社会主义。这些同志提出的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而只是重复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陈独秀早已提出并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陈旧观点。这些同志既然以历史学家的身分重新提出这些观点，便理应用历史回答下述问题：为什么被他们宣布为“唯一的出路”的学习西方之路始终没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而被他们视为并非出路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之路却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外国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单靠“学习西方”能不能“使自己现代化”？先现代化、再搞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台可能？可是，他们对这些问题却避而不答。实际上，他们也无法回答。
历史是发展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民还不可能找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唯一出路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历史证明这样“学习西方”并非真正的出路，但当年他们勇于在黑暗中寻求救国道路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赞颂。可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早已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我们的某些历史学家仍坚持如此“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这绝不是对历史的尊重，而是对历史的嘲弄。
参考文献：
[1]陈旭麓：《巾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1月8日。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4]左步青、章鸣九：《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
[5]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7]《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8]吕浦、张振鸽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9]黎澎：《在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分歧
林华国（北京大学历史系）
（来源：高校理论战线 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