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近代，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为中国社会的前进设置了更大障碍，中国只有通过斗争摆脱殖民主义统治，才能走上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对“和”、“战”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但在外国已经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主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把“主和”说成“明智”、“爱国”是对历史的曲解。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质上是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把他们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谋求救国自强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强奴役的惧外、媚外之徒，绝不应一概予以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
关键词：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自发反帝，新民主主义革命
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一些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有些新观点对研究工作的深入显然起了积极作用，但有些新观点是否正确似乎还须要商榷。
一、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
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按照传统观点，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是采取否定态度的。对此，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殖民侵略虽然给中国等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苦难，但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打破了这些国家长期停滞落后的状况，把它们拉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评论殖民侵略时，应该首先强调它的进步性。他们认为，我们对殖民侵略持否定态度是从“狭隘的民族感情”出发，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同志的观点是否正确呢?
我们从不否认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起过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从来是有先有后，很不平衡的。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远远落后于英国，德国、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又比法国晚得多。这些曾经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无疑曾受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影响和推动。这种影响和推动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的，其中虽然也包括和平的交往，但更多的是通过激烈的经济竞争以至残酷的军事较量。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打击往往是迫使落后国家急起直追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打击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才能推动落后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限度就是:落后国家必须基本上保持自己的独立主权。世界历史证明，凡是陷入了殖民主义的魔掌，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在它们摆脱殖民统治以前，都被剥夺了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长期处于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悲惨境地。殖民统治者虽然也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这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要作用乃是更有效地榨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以加速殖民帝国的经济发展，而给殖民地半殖民地留下的则是遍地白骨。当然，殖民侵略客观上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促使这些国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殖民主义者所允许和需要的只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并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性的资本主义（如中国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对于落后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则极力扼杀。它们绝不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摆脱落后的附庸地位，走上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殖民主义者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起的作用也并不是只有破坏的一面。他们为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统治，必须与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因此，他们总是致力于保护这些国家原有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和反动的阶级，压制进步力量，绞杀人民革命斗争。在近代中国，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互勾结，使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由一座增加为三座，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增加了新的严重困难，在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
有的同志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毕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乃是历史的进步，而这个进步应归功于外国殖民侵略。这些同志忽略了或有意回避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殖民帝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通过压榨后者加速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后者在殖民主义的重压下根本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地。落后国家被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绝不等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只是变成了殖民帝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垫脚石。这不是一条进步之路，而是一条没有前途的歧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通过斗争摆脱殖民主义统治，才能离开这条歧路，走上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获得进步与发展。
二、如何看待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主和派”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把林则徐、冯子材等坚持反侵略斗争的人物作为爱国者加以赞颂，而把琦善、李鸿章等坚持妥协投降的人物作为卖国贼加以谴责的。对此，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在近代，由于我国经济、技术落后于西方，在对外战争中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当时一些人主张妥协投降是有道理的，不应加以指责。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反对抵抗才是实事求是的负责态度，是真正的“爱国”，而主张抵抗则是不负责任的“蛮干”。
这里，首先要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能决定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必败吗？不可否认，经济技术水平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绝不能把它夸大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战争不是单纯的经济技术水平的竞赛，而是包括人力、物力在内的各种实力的综合较量。仅就物力而言，一个国家物力雄厚与否也不仅决定于经济技术水平（虽然经济技术水平是很重要的因素），它还与国家大小、自然资源条件以及财政经济制度等等有密切关系。而且，战争的胜负并不是机械地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发挥得如何。而实力发挥的状况则取决于人心的向背、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是否正确和强有力等等因素。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的人力、物力远不如英国，但是，争取独立的正义事业激发了美国人民极大的积极性，使美国的实力发挥得比英国好得多，从而弥补了实力本身的不足。美国军队和民兵虽然装备很差，供应困难，有时甚至不得不赤足在冰天雪地里行军作战，但他们以革命军队特有的勇敢和主动精神，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和散兵战术，击败了数量庞大、装备优良的英国侵略军。拉丁美洲的海地进行反对法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时，双方实力更是极为悬殊：一方是刚挣脱奴隶制的、只有几十万人口的落后小国，另一方则是在拿破仑统治下正称雄于欧洲、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资本主义大国。但是，海地人民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击败了实力雄厚的数万法国远征军，赢得了独立。近代中国虽然在经济技术方面落后于资本主义侵略者，但其差距远没有当年海地与法国之间的差距那样大。而且，中国不是海地那样的小国，而是拥有几亿人口和辽阔领上的大国。中国的实力并非全面地处于劣势。至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精神，也并不比海地和美国人民逊色。海地和美国人民能打败强大的侵略者，为什么中国就注定要失败呢？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也不乏用落后武器打败侵略者的战例。特别是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刘永强、刘铭传等都曾多次打败法军。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林则徐等有胆有识的抵抗派遭到排挤、打击，他们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民心可用”等克敌制胜的正确方针被当权者摒弃。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受到统治者压制。甚至连冯子材等浴血奋战取得的军事胜利也被慈禧、李鸿章之流当作屈膝求和的资本。当然，应该对丧权辱国承担罪责的反动集团中，除了投降派以外还有空谈抵抗而不务实际的顽固派。只谴责投降派而忽略了顽固派是不对的，只谴责顽固派而为投降派开脱也是不对的。
有的同志批评我们在和战问题上有“形而上学的倾向”，“认为战是绝对的对，和是绝对的错，不问任何情况，都把主战与主和作为爱国与卖国的分界线”。他们认为，“主战与主和的正义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发生转化”的。例如八国联军战争时，主战的西太后和顽固派是十分反动的，应该否定的；袁昶等主和派“倒是有点责任感和爱国心的”[1」，是应该肯定的。
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形而上学”地把主战与爱国等同起来，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西太后和顽固派曾经主战就把他们视为爱国者，而是对他们持否定态度。但我们认为，西太后和顽固派之所以应该否定，并不是因为他们曾经一度主战，而是因为他们对侵略者稍作抵抗后就屈膝投降，与侵略者和主和派一起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主和派与顽固派曾经是尖锐对立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否定顽固派就肯定主和派。当时，主和派在向侵略者投降和镇压义和团方面比顽固派更坚决，在卖国方面比顽固派更主动。这难道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吗？
有的同志一再声明他们并不赞成投降，只是主张对“主和”进行“具体分析”，不要一概否定。他们提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应轻率地“对外开战”。他们在进行这种“具体分析”时，却回避了这样一个“具体”事实，即:中国近代的历次对外战争都是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从没有一次是中国主动“对外开战”。在外国已经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只有两条路：或者抵抗，或者投降。“主和”实际上就是投降。就八国联军战争而论，这次战争明明是帝国主义挑起的。在侵略军攻占大沽，进犯天津，正式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清政府才被迫宣布对外抵抗。而袁昶之流在外国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仍然反对抵抗，坚持“主和”。试问，他们主张的“和”不是投降卖国又是什么呢？
有的同志还争辩说，在一定条件下，对侵略者实行妥协退让也是可以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作法。他们举出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事例来证明袁昶等主和派的“正确”[1]。对于这种论证方式，我认为是不科学的。这些同志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但他们却恰恰忽视了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历史条件和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之间的根本区别。
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历史条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十月革命刚胜利不久，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还十分脆弱，而国内外形势又极其险恶：外有德国的军事进攻，内有反革命的顽强反抗。当时列宁尖锐地指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德作战，“可能甚至不需要经过几个月，而是经过几个星期，就会把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推翻”[2]，人民已经取得的伟大革命成果就有完全丧失的危险。当时唯一的出路是：对德国实行退让，争取一段喘息时间，以便集中力量“首先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安排好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作’[2]，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事后，列宁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采取布列斯特和约的退却办法呢？因为我们前进得很远，所以我们有退却的余地。从1917年10月25日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为止，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在几个星期之内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用革命的办法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作了这个大倒退（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我们还是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能够利用‘喘息时机’来胜利地前进，去反击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3]这里，列宁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对德国实行退让的目的和条件。退让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喘息时机去反击国内反革命叛乱，巩固刚取得的伟大胜利成果，实行退让的条件是革命力量“前进得很远”，因而“有退却的余地”。这些和八国联军战争时中国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试问，当时中国有什么“伟大胜利成果”亟待巩固，须要用退让来换取“喘息时机”呢？中国什么时候曾经“前进得很远”因而“有退却的余地”呢？事实上，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一直在帝国主义不断进逼下节节后退，到八国联军战争时，中国已面临亡国的深渊。难道这时中国需要的不是奋起抵抗而是继续后退？列宁对外退让是为了集中力量去反击国内反革命势力、巩固革命政权，袁昶之流则是力图保持和加强中外反动势力的同盟，共同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二者能相提并论吗？
三、如何看待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
我们认为，在近代，帝国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反帝是近代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近代中国各种类型的反帝斗争，无论是林则徐等爱国官绅领导的，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或是农民自发进行的，尽管各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就其主流方而、本质方面而言，都是应该加以肯定和赞颂的。对此，也有一些同志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