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的泗水源出山东，因四源并发，故名；“尼峄”指的是孔子出生地山东尼山；而洙水，同样源出山东，流经曲阜，后注入泗水。春秋时孔子讲学于洙、泗间，后人所以用“洙泗”作为儒家的代称。曲阜人曾将他们的护城河就称为洙水。神州大地，水脉相通，文气相同，我们自然可以将武清文庙的泮池之水、将护城河水看成泗水，看作与洙泗一脉，因为我们所尊奉的文化学说与道统都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一问是明隆庆六年（1572）在武清任知县的李贲曾写下《桥门秀水》一诗，但他当政时此景还没有出世。粗心者、包括志书记载也往往错以此景起于陶允光。其实陶公只是此景的一个开拓者。他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凿出了泮水的池塘但并没有建桥。在他凿池39年后是董应举才又将泮池甃上砖并在上面建起了三道泮桥，这时已是明天启三年（1623）了。到这时所谓的“桥门秀水”才以全貌展现。或者是董公建成此景后邀这位老家在辽东的前任知县前来雅聚？抑或是李公宦游旅居至此有感而发？无论如何，此时距他在隆庆年当知县时已过了半个世纪。推断李贲写此诗时年龄至少也有七、八十岁了，看来这个东北汉子应是个才思不减的长寿之人。
奎阁灯光
清乾隆七年《武清县志·形胜》载“奎阁灯光”：“聚奎阁在学宫东南，背临南街，崇七丈五尺有奇。每遇元宵以其文昌帝君诞日，燃灯数百，光辉映射于十数里之外。”
聚奎阁又称聚奎楼，志载“先是知县李贲建此楼于县治南”。李贲时建的那座楼叫不叫“聚奎”，不得而知，但用途大抵相同。李贲在任是明隆庆六年（1572）到万历四年（1576）间，在他到任前，武清的砖城及文庙重建都完工不久。应该说，那个时代的官绅非常重视文化道统的教化，多对兴建文教设施持积极态度。万历十一年（1583）知县陶允光到任。他除了重视文风外还是个讲究堪舆之学的人。在《新建文学泮池、聚奎楼记》中他曾自述到任后觉得武清乃京畿大县，何以自有明以来士人“落落若晨星、更十数年仅一见”，对此颇感疑惑。后来“洎谒文庙，阅其外无泮水，且右昂古刹而虚东左”——他觉得“外无泮水”是个问题。而所谓“右昂古刹而虚东左”是说文庙之西有隆兴寺“梵宇巍然”，东面因为空虚无建筑而“愞缩不胜”，这是“朱雀昴首”之象，所以“壤地非吉”。“朱雀”是中国古神话和道家信奉的南方之神，与青龙（东）、白虎（西）、玄武（北）共为四方之神；“昴”为二十八宿之一，白虎七宿的第四宿。陶允光认为是文庙之南出现“朱雀虎首”的怪象不吉，风水不好，导致当地人文不兴。所以他采取了一些“破解”之法：
一是把原李贲建于县治之南的楼改建迁移到文庙外神道之东，“建层楼高五丈许，重楹叠砌，八窗玲珑，匾曰聚奎”，使这里成为“儒学巽方”——儒学的标志殿堂，并因其“高耸秀丽”，可以与西面的“梵宇并峙，左右伟然”，这就消除了东方“愞缩不胜”和“朱雀昴首”的弊病，其实，这是国人的一种“对称”“合谐”的审美传统观。
二是在文庙戟门之外正南、聚奎楼之西隙地开挖一泮池，让学宫前有了水，“法天地自然之义，以兴起人文也”。这也符合《易经》“风行水上，涣”之意。“涣”也是六十四卦之一，在这里兼有融会贯通的本意、也有鼎盛强劲的引申：因为建起了高耸的聚奎楼，文气自然兴盛壮大，再得泮水相助可得风行，从而使武清文风鼎盛、人文兴起。在这方面，陶允光也算是煞费苦心。
聚奎楼的兴建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它不大同于其他敬神的庙宇，它是文人士子功名的“档案馆”，是教育和激励学子们奋然上进的殿堂。虽然“奎”也是星，是二十八宿之一（由西方七宿组成的虎象之首，有星16颗），因其“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所以《孝经援神契》中称之为“奎主文章”，并被道教尊为神祇为后世崇祀。但聚奎楼的主旨是“冀学者莅兹水则思洗心涤虑，登斯楼则思翔千仞而上之”，并且楼内“匾列历科科第姓名”，把凡能搜集到的历代武清科考登第人士的姓氏功名镌刻于壁予以彰扬。明、清两代，武清培育出进士58名、举人195名的资料统计，其源盖略出于此。
“奎阁灯光”一景中的“奎阁”指的是聚奎楼，奎星为主文章之神，明陶允光建。聚奎楼位于文庙神道与泮水之东，与泮水相邻；先建时高五丈许，后多次重修，清雍正年间又加高丈许，号称七丈五尺有奇。大抵圮于清代光绪之前的同治年间。但县志没有明确记载。其实，全国各地的文庙布局除了星门、大成门、泮池、大成殿外，还多附有奎星阁、明伦堂等建筑，没有必要分得十分严格。
关于魁星楼，典籍明确记载：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由巡按御史毛堪所建，坐落于櫺星门、影墙之外，在文庙正南数十步（一步为五尺）、所谓“北拱櫺星门”的位置，这就否定了魁星楼“建于城东南角城之上”的传闻和“明建于城角、清移至文庙”的说法。此楼地基台址长、阔各9弓（1弓为今1.6米）。所谓魁星，《史记·天官书》正义：“魁，斗第一星也。”清代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魁》中有关于魁神的描述：“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故此庙里的魁星往往头部像鬼，一脚向后翘起如“魁”字的弯钩；一手捧斗，如“魁”字之“斗”；另一手执笔，意指用笔点定中试人的姓名。至清光绪七年（1881）县志仍有记载。可见“魁星”与“奎星”并不是一回事，不是同一尊神，民众则往往混淆。
文昌阁敬奉的则是文昌帝君，百姓俗称为“文星”或“文曲星”，是中国古代神话和道教中主宰功名、禄位之神，很受世俗官场的崇祀。“文昌帝君”是文曲星与另一被称为梓潼帝君的人合二而一的称谓。梓潼传为蜀人，俗名张亚子（一说名恶子），仕晋战死。唐、宋时有加封，至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又加封其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后世遂称之为文昌帝君，成天下主宰文教之神。清本郡人赵之符在《重修文昌阁记》中说：“吾邑文昌阁在黉序之东，向为邑人别驾张君所建，颇极闳焕……”文昌阁在清乾隆七年县志“秩祀”中记为“文昌祠”并见于此公的碑记。既言建于“黉序之东”，想是文庙用地的附属建筑；又言“向为邑人别驾张君所建”，考明嘉靖十六年（1537）迁建文庙时其地由“本县耆民”张璟捐献；隆庆三年（1569）重修砖城并建文庙时又由张璟之孙张允中捐地一段，所以这位“邑人别驾张君”可能就是张璟或其家人后辈。文昌阁在清光绪七年县志中仍有记载，与魁星楼、聚奎楼并列。其时聚奎楼已圮，但志中又并未说明文昌阁是在聚奎楼旧址上重建的。所以两者似不能混为一谈。据说1952年杨村建人民礼堂用料拆的就是文昌阁等建筑。有鉴于此，一个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文昌阁或曾是聚奎楼的一部分，因供奉着文昌帝君而香火不断，因此不断得到维修，所以才能保存到最后。
另有在清同治六年（1867）知县谌命年在城东南隅增修奎星阁一座，这则是较晚的另一回事情了。我推断这是继承倾圮的“聚奎楼”部分材料与使命的一种作为，所以命名“奎”星阁而非“魁”星阁。何况当时文庙正南还有魁星阁在。这也是我推断聚奎楼圮于清同治年间的根据所在。
“奎阁灯光”被定为武清一景是因为每年元宵节和文昌帝君诞日的数百盏光照十数里的花灯。这么多灯光一个聚奎楼怕也挂不开。后来陆续建起的文昌阁、魁星楼这一片文庙“小区”一并都会灯光灿烂。清人吴合纶有诗赞美：
一派春光彻九天，银河夜落泮宫前。
疑开贝阙千寻浪，乍涌金身五色莲。
绛霭平分藜杖火，紫霞遥挹御炉烟。
何人幻作文明象，不比些些爝火燃。
试想，在春光初漾的夜晚，楼阁殿宇巍然高耸，佛寺梵宫暮鼓声声。在紫霞绛霭下，在明灯霁月中，藜杖火的闪烁，御炉烟的缥缈，缠绕盘旋成一幕文明幻象，这是何等令人神往的人间胜景！
西郊花柳
旧武清城楼西门上的额署是“秀拥太行”，后改为“太行献秀”。有人疑问：武清地为平原，眼前无山，与太行有什么干系？其实，自元代以来，武清向为京师直隶大县、华北重镇。太行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崛起于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之间，与武清城西遥遥相对的正是莽莽八百里太行。清康熙年间，连在武清之南的天津旧城西门上题的也是“西引太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