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四年七月，隋文帝新崩，隋炀帝杨广即位。四个月后，隋炀帝刚平定汉王杨谅的反叛，未及改元，就迫不及待地来到洛阳。

洛阳城，汉高祖刘邦曾经为之赞叹，“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史记·陈丞相世家》）说这句话的时候，刘邦在曲逆县，看到县里房屋壮丽，大发感概，“我行遍天下，只有洛阳城和这个县有这么状观啊！”

洛阳城，如今则是炀帝寄以成就霸业巨大期望的丽都。在洛阳城，炀帝改元“大业”。

隋都长安，是原后周的故都，也是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坐镇二十四年的国都。想当年，在这座城市里，还是晋王的杨广用尽心机，小心翼翼，对付忌心甚重的父皇。从晋王到太子，从太子到皇帝，每一步都是不堪回首。如今，长安也实在不是炀帝愿意再呆下去的地方。他要迁都，迁到一个可以作为中原核心，西控突厥、东抚齐鲁、北定辽东、南接淮扬的地方，可以显示大隋天下独尊地位的地方，“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隋书》卷24）”，这个地方只有洛阳城。

隋朝是隋文帝杨坚通过篡夺后周宇文氏建立的政权，迁都想法也是由来已久。炀帝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这并不是虚言。迁都的想法确是源于文帝，用炀帝的话就是“心奉先志。”清代史学家赵翼很看不起隋文帝，认为“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廿二史札记》卷15《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其实隋文帝杨坚并非如此不堪，更何况比他运气好的还多的是。杨坚军功显赫，为后周重臣，能韬光养晦，得天下是时势使然。其后有隋之盛也是因为文帝的干才。然而他身居外戚，篡权夺位；前朝皇室，孥戮殆尽；兼之迷信鬼神，偏听妇人，对长安城自然心有余悸。文帝登基不久，即有迁都之心。庾季才精通玄象，曾测定文帝受禅吉日，为文帝所重，对文帝迁都的心思也一清二楚，于是上奏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鱼北允衣，必有迁都！”（《北史》卷89）然而文帝也只是迁到了离长安二十一里东南的龙首川处，称大兴城。

这种迁法，炀帝明显是不满意的，他一心只想迁到洛阳城。

在解释为什么要迁到洛阳时，炀帝在诏书上说：“自古帝王，何尝不留意（洛阳），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隋书》卷3）

历代帝王都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在炀帝可以实现了。此时，正是大隋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四海富有、士马全盛之际，正可建都洛阳，实现炀帝的光荣与梦想。

炀帝到洛阳的第一件事，是构建保卫洛阳的防线。“丙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隋书》卷3）此项规模宏大的数百公里挖沟工程构筑了一条大包围圈似的防线，对于拱卫洛阳城非常重要。西面北面的防线用来对付突厥人，在东面的开封襄城一线，则防卫长期以来与大隋为敌的山东叛乱分子。

防线筑好，营建东京洛阳的工作也可以开始。炀帝在诏书中要求：

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隋书》卷3）

负责营建的是担任营作大监的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和担任营作副监的将作大匠宇文恺。“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隋书?食货志》）杨素代表朝廷负总责，杨达是前任的工部尚书，真正干活的是宇文恺。宇文恺是隋朝的天才皇家建筑师，堪比希特勒手下的阿尔伯特?施佩尔，文帝时的仁寿宫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宇文恺对嘴上说“务从节俭”的炀帝心里的想法非常清楚，因为即使是真正倡导节约的文帝也不免被富丽堂皇之极的宫殿所倾倒，而放弃其一贯主张，更不要说这个伪装节俭的新皇帝。仅仅十个月，一座新城就建造完成，其“制度穷极”，令炀帝“大悦之”（《隋书》卷68）。

其中修建洛阳乾元殿的情形，在《贞观政要》卷2中，张玄素描绘说：

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江西）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则余费又过倍于此。

此时完成的洛阳城，还只是行政用途。随后，炀帝的个人宫殿也开始动工。其宫殿的规模之惊人远非现在所见之宫殿能比拟，显仁宫“周围数百里”，西苑“周二百里”。

又于皁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隋书·食货志》）

西苑，名曰芳华苑。《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了西苑的神仙世界：

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馀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出水百馀尺，台观宫殿，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竞以淆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在洛阳城，每一座宫殿都是一座城市。洛阳城是城市的城市，万城之城。

第一卷 4.1.2 帝国中心

4.1.2 帝国中心

洛阳不是凭空建造起来的，洛阳城本身并不处在一个物产富庶的区域，就连长安，到了唐朝时，供应都是捉襟见肘。《新唐书·食货志》说“（唐都长安）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在隋朝时的洛阳更是如此。《隋书·食货志》就说：“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

修建乾元殿的大木是从江西采来，修建显仁宫时，“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 （《隋书·食货志》）《资治通鉴·隋纪四》载：“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之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

全国的物产于是如同浴缸里拔了塞子的水一般迅速向洛阳倾泄下去，洛阳城，成了整个国家财富的集散地。

物产聚集，更需人气。炀帝“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隋书·炀帝上》”， 《隋书·食货志》为“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除此之外，还从各地调集工匠充实洛阳，“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大业杂记》载：“江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十二坊，北临洛水，给艺户居住。”一时洛阳富商聚集，冠盖如云，百业俱兴，热闹非凡。

把豪族、富商迁到洛阳，韩国磐在《隋唐五代史纲》中认为目的在于“削弱地方豪族势力”，其实史家们是夸大了豪族的势力。如果炀帝敌视豪族、富商，也不应该迁到自己身边；如果真要削弱他们的势力，采取其他办法更好。把豪族、富商迁到洛阳的目的只是为了繁荣洛阳城。

按超豪华的标准兴建东都，大兴劳役，使农业劳动力锐减。同时，为了充实城市，繁荣市场，大量迁入城市人口，又使得城市的粮食供应严重紧缺。文帝所建的几个常平仓已经远水不解近渴，满足不了洛阳城的庞大需求。为此，炀帝又在东都新建了含嘉仓、兴洛仓和回洛仓来储备粮食。兴洛仓和回洛仓的规模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

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馀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资治通鉴》卷180）

不仅粮食储备如此，连盐的储藏量都非常惊人：

街西有子罗仓（含嘉仓），仓有盐二十万石。（《大业杂记》）

炀帝在解决了住宿和吃饭问题后，又开始考虑出行的事。

运河的修建，在炀帝的大业规划中实为必要。通过运河，既可以解决粮食、物品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运输问题，又可以解决炀帝的浩荡出行问题，可称一举而两得。而这些水利工程的起点都是洛阳。

常识认为，“南北两段运河开成后，洛阳成为两段运河的衔接点，成为南北经济交流和物资集中的枢纽”（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但是，此话实际应该倒过来说，由于有了洛阳城定都的政治地位和中心城市的地理位置，才有了两段运河的连接。也可以说，为了使洛阳发挥中心城市和地理中心的作用，而修建了两段运河。

在文帝时开凿的广通渠，连接了长安至潼关，向西的终点站是洛阳。到炀帝时，又先后开凿了通济渠、广济渠，两条运河由洛阳始发，向南一线连接余杭，今杭州；向北一线则连接涿郡，今北京。

发河南、准北诸郡百余万，“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隋书·食货志》）此为通济渠，终点洛阳。

洛阳西面则“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隋书·食货志》）

大业四年，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连接洛阳到涿郡。开永济渠的目的是利用洛阳的粮食来准备征高丽的战争。但是洛阳的粮仓并不可靠，运河根本就没有实现设计目标。隋军在随后的战争中，最终由于粮食断绝，遇到高丽大将已支文德的总攻，35.5万人只回来了不到2700人。

虽然供应战争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但是运河还是发挥他的巨大功效。宋太宗称赞运河是“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宋史·河渠三》），而粮食的转来转去，都转到了中心城市。除输送粮食外，还有各地郡县上供的物品特产。《隋书·食货志》记述当时运河运输的情景：

（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

整个帝国的水利工程如同一个蜘蛛网，洛阳城就在这个网的中央。帝国的财富也源源不断地流向洛阳城，流向帝国中心。

第一卷 4.1.3 七世纪初的世界中心

4.1.3 七世纪初的世界中心

炀帝志在开远夷，通绝域，克平九宇，威加八荒。而洛阳城就是显示他文治武功的舞台。他声称：“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隋书·炀帝纪》）”

七世纪的洛阳城，是当时的世界中心。从东南西北遣使来朝的外国、外藩的汗王使臣，络绎不绝，相衔于路。炀帝对诸国的赏罚，完全根据给不给他面子，“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隋书·炀帝纪》）

西面，西域的四十四个酋长国，来朝见的就达到了三十多个，此数字各史书不同，《隋书》作“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北史·西域传序》作“四十余国”，《通典》也作四十余国。炀帝通西域，确有实绩。

西部隋的大敌东西突厥，也先后臣服。大业二年、四年，东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七年冬，西突厥处罗可汗被射匮可汗击败后，投降大隋。十一年，突厥始毕可汗来朝于东都（《隋书》卷82）。

大业五年，炀帝击败吐谷浑后，亲至张掖，召开二十七国大会，声威震慑西域。同年（具体年份纪传有疑），高昌国王伯雅来朝。西域之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以上在今新疆境内）、康国、安国、石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钱汗、挹怛（以上在今西亚诸国境内）诸国均先后遣使来朝。

北面，奚、契丹、室韦、靺鞨，先后来朝。

东面，高丽、百济、新罗与大隋的关系非常紧密，倭国也遣使小野妹子来朝。

南面，林邑（越南）、赤土（马六甲）、真腊（柬埔寨）、婆利（北婆罗洲）也先后遣使来朝。

能来的，炀帝都请他们来，不能来的，炀帝派人去。仅大业初年，炀帝就派出了朱宽出使流求，裴清出使倭国，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韦节、杜行满出使西域，李昱出使波斯。

四方来朝，炀帝的文治武功也达到了顶峰。为了夸耀大隋的富强鼎盛，炀帝铺陈迎客，大慷百姓之概。他改革原来负责外交职能的鸿胪寺，增设四方馆，专门招待来宾。一时间，洛阳城商胡云集，店肆林立，成了世界政治、商业和娱乐的中心。“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隋书》卷67）。盛世太平之象，自古帝王无人能望其项背。《隋书》卷15载：

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帷宫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鰲，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甕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鰲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自是皆于太常教习。

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衣服，而两京缯锦，为之中虚。

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钜亿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自炀帝君临天下，无所不用其极。远服怀柔，四夷归顺，八方臣服，天下已经没有人可以让炀帝不开心了，只有一个人除外，他就是被文帝封为高丽王高阳的儿子高元。这个新高丽王即位后，就对大隋很不友好。炀帝对这个“不恭命”的远方小族，先在突厥大帐里斥令入朝，既而兴师动众，准备教训一下小兄弟。

大业六年，他从东都出发到涿郡。大业七年，催动百万大军集合于涿郡，开始他人生的自渡江平陈以来的第二件伟大事业。大军浩浩荡荡，如同一个超级仪仗队，《隋书·炀帝纪》记载其出师之盛：

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餽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自古未有的万国相率来朝，自古未有的帝都盛大烟火，自古未有的庞大出征军团，自古未有的东方强大帝国，这些都给炀帝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满足，四夷八方靠不足挂齿的讨好就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回报，帝都和水上流动帝国中心围绕在炀帝周围的寄生者也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创造这个花花世界的蝼蚁贱民付出的却是巨大的代价。

第一卷 4.1.4 大苦来

4.1.4 大苦来

古代正史中的五行志，往往载玄记异。《隋书·五行志》就记载了一个说法：

炀帝即位，号年曰大业。识者恶之，曰：“于字离合为‘大苦来’也。”寻而天下丧乱，率土遭荼炭之酷焉。

古文竖排，业的繁体为業，如写作行书，与“苦来”略有相似之处，因此有此谶语。

炀帝前没有帝王用“业”字入年号，其后也没有，炀帝选字也是前所未有。炀帝自以为要成就的大业，却被说成了大苦，也算是个历史玩笑。此话不知初为何人所言，然而众所周知，以致为史书所载。不论是百姓吃大苦，成就炀帝大业，抑或炀帝的大业，使百姓吃大苦，反正都是百姓吃苦。然而有此一谶，大隋的百姓应该可以认了命，原来命中早已注定。

而百姓的大苦，就从一个洛阳城开始。

炀帝继位之前，扮足俭廉寡欲之相；登基后，迁都建城时，又自称要力行克俭，一时骗了不少人，但百姓很快就发现上了当。“帝营东都，穷极侈丽，天下失望”（《隋书》卷66）。从此，大苦开始了。

大隋的大苦有三：人力的高消耗、财力的高度集中和迅速消耗，极端的两极分化。

一、人力的高消耗。

在建筑工程、水利工程、战争等各种名目下的征用劳役，使得劳动力的消耗远远超过了能承受的限度。本来，隋有四千万人口，按隋制，二十二岁成丁，至六十岁，每丁每年出役二十天。但在炀帝的接连不断的征用下，人丁损耗非常严重。

营建东都的浩大工程在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完了工，每月役丁二百万，死者就有十之四五。《隋书·食货志》载：

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

修长城一项，十天就死了五六十万人。《隋书·炀帝纪》载：

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

开凿运河，役民数百万。由于分段开凿，死亡人数正史未载。据唐传奇《开河记》说，丁夫有三百六十万，开浚到徐州时，就死了一半。小说的记载，未知是否确实，但是到了两年后再开永济渠时，男丁都不够了，开始征用妇女。《隋书·食货志》说：“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可见小说未必就是虚言。

至于战争的人力消耗，更是无庸多提。仅在第一次征高丽战争中征用来运粮的百姓就达到六十多万。《资治通鉴》卷181载：“发鹿车夫六十余万。”这些担夫每两人推米三石，道途险远，运输的粮食连路上吃都不够，大量担夫只好中途逃亡。

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老百姓甚至采取了自残的极端形式，自已砍断手脚，还称之“福手”、“福足”。即使这样自残手脚，也总比被炀帝征用“死者相枕，自秽盈路”强。更惨的还有在山东为炀帝造征辽大船的船工。这些可怜的船工“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隋书》卷74）。”

被消耗的劳动力和被征用的劳动力，都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各项浩大工程连连消耗和征用，农村劳动力一时无法再生。战争逃亡者大量增加，随后破产者的大量增加，农业生产已经开始无以为继。大隋盛世时的府库盈溢已经变成了饥民遍野的状况。《隋书·食货志》说：

时帝将事辽、碣，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赋之人益减矣。

二、财力的高度集中和迅速消耗。

粮食的高度集中，城市的高度繁荣，却是建立在百姓被盘剥一空的基础上的。

隋时，“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此事不是虚言，直到唐建国二十年后，隋朝的库藏还没有用尽。然而，这些储积是怎么来的？却有提前征收来的。《通典》卷7《食货·历代户口盛衰》说：“（隋）逆征数年之赋，穷侈极奢”。

能用五六十年的储积，真是供天下用的吗？其实仅是供应中心城市罢了，中心城市所谓可供五六十年的积累，只是把其他区域的粮食高度集中罢了。就如《贞观政要》中列举的有粮不赈的事情：“开皇十四年天旱，人苦饥乏，仓库盈积，竞不赈给，及令百姓迁粮。”而洛阳城粮食储量之大不可想象。炀帝时，杨玄感谋反，占据洛阳，百姓受粮，洛水为之变白。

除粮食外，物品的大量消耗可见《隋书·食货志》：

又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袴，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又盛修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毦者，皆责焉。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

洛阳的布帛堆积如山。李密攻洛阳时，用绢来做打井绳，用布来烧火作饭。“布帛山积，（守军）乃以绢为汲绠，然布以爨（《资治通鉴》卷183）”，其数量巨大可想而知。

国家财富和资源的惊人浪费，可想而知。为了炀帝皮革毛羽的小小要求，就致水陆禽兽被捕殆尽，存布用来烧火，这些事情看似荒诞，其实只是当时惊人浪费的一个小小的方面。

三、极端的两极分化。

《隋书》卷68把文帝之侈归咎于杨素，炀帝之侈建归于宇文恺，说：“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其实不然。上有所好，下必从之。而且，整个国家机器，都建筑在对虚假繁荣的乐观和极端的侈华浮丽之上，并非一个人所能左右的事情。就如即使是在好俭的文帝管理下，朝廷的重臣杨素仍然是“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隋书》的评论是“吏在贪残，官无攸次”。

官员们锦衣玉食，忙于挥霍财富。然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繁荣的经济不但跟百姓无关，反而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隋书·食货志》说：

百姓虽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办一时。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

最上层的统治集团忙于挥霍，中下层的官吏则利用他们的职权，趁机大发其财。当他们得知朝廷索要某种物品时，例如，野鸡羽毛，他们就先在市场上低价大量买进野鸡羽毛。等皇令正式下来，按户摊派，百姓已经在市场上买不到到野鸡羽毛了。这时，这些官吏再高价抛出，百姓荷包为几根野鸡羽毛而一空，而官吏们却可大发其财。

勒索无度，劳役大兴，自给不足，加上物价飞腾，百姓顿时陷入无法生存的困境。当时的情景是：

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遐方珍膳，必登庖厨，翔禽毛羽，用为玩饰，买以供官，千倍其价。人愁不堪，离弃室宇，长吏叩扉而达曙，猛犬迎吠而终夕。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关中疠疫，炎旱伤稼，代王开永丰之粟，以振饥人，去仓数百里，老幼云集。吏在贪残，官无攸次，咸资镪货，动移旬月，顿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积，不可胜计。（《隋书·食货志》）

花团锦缀之外，却是饥民遍野。炀帝及其利益集团可以为所欲为。可是，饥民连讨饭吃都被滥杀。“玄感之围东都也，开仓赈给百姓。（玄感败后）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资治通鉴》卷182）炀帝说：

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隋书》卷67）

炀帝的理论就是，造反者一呼百应，可见是人太多了。多了就会啸聚作乱，不把他们杀光还得了！这个想法和让老百姓没有饭吃可以吃肉的晋惠帝的想法是一样的。

炀帝以此倾国代价所换取的，不过满足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的要求而已。

第一卷 下篇 封建选举制度的缺陷

下篇 封建选举制度的缺陷

上篇所谓城兴国亡，其实是炀帝一人的极欲致一国之亡。炀帝能以九五至尊毁国于一旦，又起源于高祖的废长立幼。因此，在《隋书·高祖纪下》中，魏征评论说，“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而封建王朝灭亡之因，归咎于某个人都是偶然，封建制度本身才是王朝终有灭亡之日的必然。

魏征惜乎杨氏“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余音犹在。隋唐史家岑仲勉在他的《隋唐史·上卷·隋史》有“杨氏家庭之变”一节，其副标题为“专制之毒”。文中列述了文帝五子的命运，“由于封建制度内在的矛盾，方谋享国之延长，反促杨家之寿命”，杨氏速亡，仅存一脉，“专制之流毒惨矣！”

杨氏一姓兴衰，百万生灵涂炭。生灵涂炭，正源于“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而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何在？岑仲勉先生未讲，其实十分明了。在封建制度下，一、权力是无限的，二、获得权力的方式是有严重缺陷的。这种获得权力的方式就是封建选举制度。

隋朝的灭亡即是封建选举制度严重缺陷的典型样本。

4.2.1 上选下和一选多

封建选举制度的特点是上选下和一选多。在封建社会，对未来国家领导人有选举权、有废立大权的是皇帝。上选下，直接造成了下级要千方百计去逢迎上级。皇帝作为皇储的唯一选民，既要管理国家，又要承担选举任务，毕竟精力有限，肯定顾此失彼。一选多，直接造成了想要爬上去就必须想方设法去蒙骗上级。

有此特点其根源在于权力的高度集中，权力高度集中的根本又在于权力的人治。

杨广逢迎文帝，就是宣扬其优点；蒙骗文帝，就是隐藏其缺点。如此包装下，杨广被美化成了一个几乎如圣人一般的合格的甚至优秀的皇太子候选人。拥有一切美德：俭朴、廉洁、谦虚、谨慎、作风正派，群众基础好，好则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