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在用人上唯亲贵是举。贞观十二年，太宗下诏要“宗室群臣袭封刺史”。这在用人制度上是一种倒退。虽然天下是李家的天下，但这是皇室的事。官员世袭自秦后就无此制度。无论是举孝廉，九品中正制，行科举，总不至于世袭。太宗对宗亲功贵之优容惟恐不足，还要让他们子子孙孙享受荣华富贵。

对太宗的荒谬想法，左庶子于志宁和侍御史马周都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太宗并没有把进谏意见放在心上。但另一方面，让宗亲功贵从京城到地方去，他们并不领情。过去在京城做京官和到地方做地方官是天壤之别。如当时的国舅长孙无忌被封到赵州做刺史，长孙无忌当然不肯去，百端滞留，后来干脆跟太宗讲：“把我放在外面，和流放有什么区别！”太宗也不高兴，说：“我为你们好，你们不领情，难道还要强迫你们子孙后代享福不成！”世封地方官的事情于是叫停。

太宗刊定天下的《氏族志》，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对宗亲故旧、功臣的纵容也达到了历史顶峰。他对功臣迁就有加，赏赐无度，过犹不足。三品以上皆令他们立家庙。即使犯了法也要想办法去维护。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解职，太宗在知道他是秦王幕府旧人后，准备让他官复原职。在魏征进谏后才放弃。

对武将，太宗更是曲意袒护。党仁弘任广州都督时，贪赃百万，其罪当死。太宗打算救他，如果直接下诏赦免肯定会被群臣劝谏。于是太宗运用反进谏技术，反其意而用之，先告诉群臣，仁弘是他的亲信，如果循私乱法而救之，是有负于天，准备绝食三天以谢罪于天。众臣当然劝说皇上不必如此，房玄龄说：“生杀之柄，人生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于是太宗再下诏，虽自认“以私乱法”，但还是应众人之请，黜仁弘为庶人。太宗借此救他一命，众臣也无话可说。

在破突厥颉利可汗时，李靖纵军虏掠，太宗不问。在破高昌时，侯君集纵容部下抢劫，薛万均强抢高昌妇女。太宗本来允许依法查问，但一有大臣提出异议，他就顺坡下驴，把他们都放了。

然而，对功臣的宽容同时也可能害了他们。杀人有时不需要用刀而蜜也可以。太宗对功臣优容到甚至不愿显诛之，而是坐观其走入死路。对侯君集，当有人告发他意图谋反时，太宗待之如故，还在贞观十七年的凌烟阁功臣画像中，把侯君集列入其中。太宗希望实现的是有人不服则以德来之。而侯君集愈加有持无恐，参与谋反，而后身死家灭。

太宗的十四个儿子，除二儿子早死外，其他都是幼儿封王。如三子恪和六子音，都封过蜀王和益州大都督。李恪和七子蒋王恽还授过安州都督。太宗不仅封王，还有实授，派他们下去锻炼。但毕竟都是小孩，到了地方就为所欲为，乱作非为。太宗苦心经营的君臣和谐的盛世只行于长安的十公里范围内，出了长安城，谁也管不了。褚遂良对此忧心忡忡，屡次进谏，太宗听得进，但是管得住则是说得容易做不到。

太子承乾，行径恶劣，与夺位前的隋炀帝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在太宗面前极尽伪装忠孝仁厚之能事。就在太宗的眼皮底下（楚王祐造反时，太子承乾说他的宫墙离太宗只有二十步，想趁乱起事），扯起八尺大锅，烹煮百姓家里偷来的牛羊，还和汉王元昌一起在家里械斗以自娱。已经二十五岁了，他的想法还是“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

对太子和诸皇子，太宗既放手溺爱、疏于教导，又充耳不闻大臣的多次进谏。太子家臣张玄素、于志宁屡次向太宗进谏太子之事，也没有什么效果。太子反而有恃无恐，还派人去暗杀张玄素。直到太子谋反事发，太宗才不得不换人。对参与谋反的汉王元昌，太宗仍不忍杀之，众臣力争之下，才赐其自尽。反而把太子的家臣张玄素等人贬为庶人。张玄素实已尽力，太宗对张玄素的处罚，也不符合他过去在吴王犯法欲处罚其家臣时被谏止的精神。

新太子李治，天性怯弱，不堪重任。太宗虽然对李治很不满意，但是还是一味迁就。这直接导致以后李治登基后，朝政长期被武后把持，最后李氏几乎被武后消灭殆尽。而武后就是太宗原来的昭仪，后来竟被李治看中，封为皇后，成为祸根。这是一世英明的唐太宗万万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