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除了皇帝做导演没有变化外，主角一直在不断的变换。汉朝的主角是外戚和宦官，魏晋的主角是望族，唐朝的主角是武将，宋朝的主角是权臣。而明朝，是一个以宦官为主角的朝代。
还没有哪一个朝代，可以象明万历那样明目张胆地利用宦官来进行有组织的犯罪。他们唐而皇之的名义是：收矿税。他们的目的很明确：钱。他们的手段很简单：暴力。他们针对的对象是：百姓。他们的后台很明显：皇帝。他们的保护伞很强大：皇权和法律。
所以，万历朝正面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王朝，而其反后可以称之为一个黑社会。
6.1 揽财收矿税
《明史》记载，万历皇帝征收矿税的原因冠冕堂皇，一是战争，二是火灾。
所谓战争，是指万历二十年，三次战争接踵而至。宁夏用兵，耗费白银两百万两，朝鲜用兵，耗费白银七百万两，播州用兵，耗费白银两三百万两。
所谓火灾，是指万历二十四年，北京皇宫内的乾清、坤宁两宫失火，万历二十五年，三大殿又失火，皇宫几乎被烧了一半。
然而，这所谓的战争耗费和宫殿重建实在算不了什么。万历二十七年，万历皇帝以皇太子和诸王册封、冠婚的名义从国库提取白银二千四百万两，实际册封、冠婚用去九百三十四万两，采办龙袍，花了二百七十余万两。而天下赋税一年才四百万两白银，万历皇帝一年就就用掉了六年的钱，当然，多出来的作为回扣都进了他的口袋。此外各项，更是无以计数，如万历皇帝所宠爱的福王朱常洵占田数十万亩，用钱无度，“内廷蓄积为空。”而且，万历皇帝还在向老百姓加赋，如辽东用兵加赋白银五百二十万两，但是仍然无济于事，钱壑难填。当黄金白银通过财政的水龙头日夜不息地从国库流入万历皇帝的宫中后，战争和重建耗费的缺口，对于财政来说，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财政上的极度紧张，使原来劝止矿税的大臣也失去了理由。于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全国各地就开始陆续开起矿来。为了垄断这笔财富，万历皇帝派出了大量的身边太监奉敕开采。太监出行的情形与唐朝“手捧圣旨口称敕”的太监并无两样，但是唐朝太监只负责为后宫采办御用物品，而万历皇帝的太监则直接被委任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和驻地方的财税官员。
采矿，冠冕堂皇，是件好事。利用资源，促进就业，获得经济效益，支援首都重点工程和国防建设等等，实际并非如此。所谓矿税，实际上跟矿跟税根本没关系，采矿只是一个名义，矿税就是立一名目收钱，不管用什么办法，收到钱就行。
于是太监们作为打手被他们的老板万历皇帝派了出去，他们可以接管某个地方，坐地生财。但是，他们要受到皇帝的管理，管理就是交钱。
国家、百姓毕竟财力有限，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河南巡抚御史沈季文就一针见血地说：
每遇税监榷征，不过挪借京边之银也。此借彼亏，东赢西乏，朝廷何尝有分毫之利焉？
朝廷虽然没有得到分毫之利，然而，万历皇帝却通过把国库转入自已的小金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矿税为万历皇帝带来了多少钱，历史上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财政部的一个奏折大致可以推算：
榷税以来，进奉无算。损大内九分之一，足以救九边万分之危。
当时的明朝边防作战每年军费在白银两百万两，由此看，万历皇帝的矿税收入就可以达到白银二千万两，实际矿税所得还远不止这两千万两。
《续文献通考》说：
开矿榷税……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群奸人取二。
太监们如此辛苦卖力地搜刮地方财富甚至血汗钱时，不会是无偿劳动。这么多流氓地痞跟着跑腿，也不能不给点辛苦费，大家都能得利，这才叫分肥，而且这是万历皇帝定下的规矩。谁出主意生钱，谁就可以一起分钱。然而，《续文献通考》紧接着上面那段话的下半句是：
利则归下，怨则归上。所谓利之所在，害即随之者也。
固然利与害如影随形，但是一句“怨则归上”，则说得收了钱的万历皇帝既无辜又清白，还为太监们背了黑锅，真是如此吗？
第一卷 6.2 后台和保护伞
6.2 后台和保护伞
万历皇帝收了保护费，就做起了黑社会分子的总后台。“神宗在位久，怠于政事，章奏多不省。”这时，他已全然弃其朝政主业于不顾，全心全意地经营起他的副业来。
对影响小弟生意的，他要出面摆平。
万历二十四年，税监陈增到山东，地方官员有对他不满的都纷纷落马。福山知县韦国贤、益都知县吴宗尧、巡抚尹应元相继被万历皇帝处置。
当小弟发生了内哄，他出面调解。
在山东负责矿税、店税的太监陈增和在临清的太监马堂因为地盘问题发生争执。万历皇帝出面，给他们划地盘。陈增负责东昌，马堂负责临清。
《明史·阉党列传序》把太监为害天下的原因，归于廷臣的互相倾轧，所谓“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这个结论完全错误。如果城市里有黑恶势力，不能说这是因为老百姓的软弱造成。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黑恶势力的存在？是因为当政者疏于管理吗？当街头的古惑仔在挥舞砍刀招摇过市时，当社会渣滓在街头抢夺、欺行霸市、明火执仗、抢劫强奸时，执法者、管理者难道都在睡觉吗？难道仅仅是无能和不作为可以解释的吗？
赵翼所著《廿二史札记·明代宦官》比《明史》更进了一步。他说宦官之祸，是由于人主昏庸：
有明一代宦官致祸之由……大概总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辈得以愚弄，而窃威权。如宪宗稍能自主；则汪直始虽肆恣，后终一斥不用。武宗之于瑾，亦能擒而戮之。惟英、熹二朝皆以冲龄嗣位，故振、忠贤得肆行无忌。
赵翼举宪宗、武宗、英宗、熹宗诸朝为例，独不列神宗，正是神宗既非懵憧，又不昏庸。万历皇帝是明朝历代皇帝里活得相当长的一个，而且一点都不糊涂。在万历一朝，太监个个为害一方，但是没有哪一个能影响和掌握朝廷。虽然万历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国家权柄在他的眼皮下从来就没有一丁点位移，这和魏忠贤时的熹宗完全不同。
万历皇帝对于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不闻不问的只是那些反对矿税的奏章。如果是税监发来的奏章，黑道上的小弟报告的事情，他“朝奏夕报，如响应声”。对于税监发来的寻求保护、罚治不服者的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只要是对有利于收钱的事，他精神百倍，无比热衷，而且办事迅速，雷厉风行，手段凶狠，处置果断。丝毫不是面对朝事昏然不起的样子。
有人只看到了万历皇帝在朝廷中的不作为。然而正是作为黑社会保护伞和最大后台的他，才不需要作为。对朝廷群臣，他如何作为？他不能向群臣交待在他把持下的社会现实。对百姓，他更不需要作为。对宦官，他也不需要作为，他只要闭上所有的眼睛收钱就可以，至于钱怎么来，不是他的事情。
所以，黑恶势力存在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百姓软弱，也不是管理者的不作为，而是因为他们有后台在保护，而他们的后台就是这些所谓的管理者或者这些管理者的老板。失去后台的黑恶势力只是过街的老鼠，而有后台保护的黑恶势力就可以狐假虎威，肆行街市，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万历皇帝就这样一面看似浑浑噩噩地做他的万事无忧皇帝，一面向他的太监们发放抢劫执照，然后，就等着享用源源不断地输入宫里大量的金钱。至于七庙隳、子孙无遗类之类的后果，万历皇帝管不了这么多。
第一卷 6.3 政府官员的别无选择
6.3 政府官员的别无选择
面对万历皇帝做后台的黑社会，政府官员只能选择开绿灯，除非他们不想做官了。
对地方官员，谁不服气就罢谁的官。明朝中央部级官员到省里去巡视，称“巡抚”。税监到地方后，和很多巡抚发生了直接冲突。为此，山东巡抚尹应元被罚俸，山西巡抚魏允贞被罢免，福建巡抚袁一骥被罢免，凤阳巡抚李三才甚至被械送京师论死。宦官最高也不超过四品，而巡抚是三品以上大员，朝廷重臣都是这个结果，至于地方小官，生杀予夺更是由不得自己，谁还惹得起税监！
对中央的官员，万历皇帝以身作则，劝戒他们少管闲事。
万历皇帝之不问朝政，世所罕有。对国事，他漠不关心，犹如做梦。甚至可以数十年不上朝，朝堂上连人影都看不到。“大小臣工莫见圣容”，沈一贯做首辅二十几年，看到他也没几次。很多大臣都根本不知道皇帝长得什么样子。
他对外声称“天下无一时可忧之事。”对一切事务，他均以“不省”、“不问”、“不用”、“不报”、“留中”的渎职办法来对付，“留中”是万历皇帝首创的玩忽职守的办法，其他都是“留中”的同义词。
朝廷中的官员面对万历皇帝的态度，早已失去积极从政的精神。他们身在京畿，不用象地方官那样与税监发生直接冲突，也乐得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惟一可以让他们还有事可做的就是维护一个“礼”字。在地方生灵涂炭之时，中央的大小官员却在围绕“争国本”即立太子的事团团转。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经营几代的吏治到万历丧失殆尽。明初重视吏治、简任谨慎、考察严明的传统均不复存在。皇帝一切惟钱是瞻，官员一切惟保命保官是瞻，还有什么吏治可言！
万历皇帝死后，光宗即位，不到一个月，光宗就不明不白而死，这就是有名的明宫三大案之“红丸案”。光宗死后，天启皇帝即位，阉竖魏忠贤专权。群臣争相依附，文臣有“五虎”、武将有“五彪”，还有“十狗”，更有群小“十孩儿”、“四十孙”等等。普天之下，仰一不全之人，群起而谄之，以作其子孙为荣，无所谓人格，只为了保一条狗命，即是万历余波泛滥。
第一卷 6.4 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 6.5 百姓：天下无可忧之事？
6.4 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只要能弄到钱，用什么手段都可以。培养流氓打手和采取暴力是万历矿税黑恶势力办事的一贯做法。程守训就是一个典型。
程守训原来是安徽歙县的一个痞子，到处流窜，后来投到了税监陈增的门下，于是死心塌地为陈增作马仔。后来经陈增推荐，他又搜刮得力，万历皇帝委任他为“钦差总理山东直隶矿税事务兼查工饷”的职务。这个职务负责两件美差，权力很大。既收矿税和付工钱，进出都能赚；还能管两个省，山东和河北。除此之外，万历皇帝还赐给他金牌两块，一块上面写着：“凡告富商巨室违法致富者，随此牌进。”有了这块牌子，再有钱的人也能叫你马上变穷光蛋。还有一块上面写的是：“凡告官民人等私藏珍宝者，随此牌进。”有了这块牌子，就千万不要随身携带什么贵重物品了，放在家里他也会上门来搜，而且上管官下管民。总之就是，你千万不要有钱，有钱还是交给他们保险，否则就要找你的麻烦。
有了这两块牌子，程守训在山东、直隶就没人管得了。出门武装开道，杀气腾腾。每到一地鸡犬不留，“违法致富者”和“私藏珍宝者”于是家破人亡。
6.5 百姓：天下无可忧之事？
每个流氓都可以想出一种来钱的办法，老百姓只有出钱的份。一个叫李仁的神武卫正千户看到一帮流氓靠收矿税发了财之后，也绞尽脑汁想了个办法。他向万历皇帝请求去江西湖口收过船税，每年可以得万金，于是万历皇帝马上派御马监监丞李道一起去收。这帮戴官帽的恶霸办起了收费站，水里拦船，路上拦车，收到的钱上交给万历皇帝三分之一，百姓视之如虎。这是江西的情况。
河南一地，十室九空，万里无人烟。首辅沈一贯曾述叙河南民间的惨状：
岁荒民饥，死者枕藉。人尚未死，率脔而食之。
原大学士沈鲤重召入阁，上书痛陈河南沿途情状说：
贫富尽倾，农桑交困。流离转踄，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
在湖北，税监陈奉身兼多项要职，为所欲为。对地方官员随意鞭打，对经商百姓敲诈勒索。百姓恨之入骨。在一次陈奉从武昌到荆州的途中，数千百姓聚集，向陈奉投掷石块。湖北巡抚派兵保护，陈奉才从老百姓的包围中逃脱。这就是所谓的“武昌民变”。
百姓对这些黑社会分子的忿怒，也如地火熊熊，大学士沈一贯说当时的形势是：
武昌一变，继之汉口、黄州、襄阳、武昌、宝庆、德安、湘潭等处，变经十起，几成大乱。（《明史》卷305）
而武昌民变的原因，当时的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在给万历皇帝上书中说得很清楚：
奉吓诈官民，僭称千岁。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奉同死。（《明史》卷305）
此后，湖北又有“武昌二次民变”。这帮黑社会分子根本不是要正经做生意，只是能敲诈得到就行。陈奉派小弟到谷城去开矿，名义上是开矿，实际上根本不管有没有矿藏，直接就到县衙去抢金库。陈奉又派人到枣阳去开矿，被当地知县拒绝。陈奉大为恼火，向万历皇帝告状，致使当地多名地方官被逮捕。百姓无法生存，包围了陈奉住的官坻，还把陈奉及其爪牙十六人扔到江里，焚烧了为虎作伥的湖北巡抚支可大的辕门。这就是“武昌二次民变”。
活人受难，甚至死人也难免一灾。
湖北兴国州的一个无赖叫漆有光，诬告居民徐鼎等人挖到了唐宰相李林甫妻杨氏的墓，说有黄金上万。万历皇帝一听有钱，如同吸了鸦片一般的精神，马上叫陈奉去搜括。陈奉办事，活人死人全要，一面刑讯逼供，大肆敲诈；一面突击发掘境内的墓葬。巡按御史王立贤上奏，说居民发掘到的墓并不是李林甫妻的墓，这是奸人诬告；其他墓葬也应该全部停止发掘。万历皇帝置若罔闻。
陈奉在湖北两年，流转税税率高达33%，在万历皇帝被迫将陈奉解职后，他带走的金银财宝不可计数。为了保护这个强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巡抚还特意派兵护送他离境而去。
在天津，税监马堂，手上有亡命之徒数百人。这些人公然就在大街上白日抢，有反抗的就送到官府去吃生活。在他们的管理之下，家里稍有点钱的人都家破人亡，所到之处店肆关门。百姓忍无可忍，纵火焚烧了马堂的官署，毙其死党三十七人。
黑恶势力坐大之后，招摇过市，无人不侧目以视。万历三十一年，税监高淮“率家丁三百余，张飞虎帜，金鼓震天，”声称要去朝见皇帝，住在广渠门外。这个高淮，原来只是宫里一个烧饭的太监。给事中田大益、孙善继、姚文蔚等人纷纷上书：“淮搜括士民，取金至数十万，招纳诸亡命降人，意欲何为？”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等也上奏，说高淮“擅离信地，挟兵潜住京师，乃数百年未有之事。”万历皇帝连睬都不睬。高淮还上疏自称他协同边将镇守，兵部告他无职自封，万历皇帝还袒护说：“这个官我已经封给他了。”
高淮被派到了辽东后，更加飞扬拔扈，胡作非为，与边将争功，甚至跑到朝鲜去素要金银马匹，关外为之群情激变。前屯卫军、锦山军、松山军都是明军的精锐，负责镇守边疆重镇，保护关内大明江山的安全，然而，高淮到后，相继哗变。直接导致数十年后，后金崛起，在关外如无人之地，直杀入关内，四十年后即江山易主的后果。
边防军哗变后，高淮从辽东逃回关内，向万历皇帝诬告说边将抢劫皇粮，驱逐钦差。万历皇帝随即下令逮人，边民沸腾。
梁永是为万历皇帝养马的一个太监。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到陕西去收马。梁永到了陕西，到处搜刮，谁不服气就把谁整倒。本来是暂时去为皇家买马，素性就向万历皇帝要一个镇守和征税的官，赖着不走了。他一留下，当地家无宁日。他先全面开花，到处巡视，见财劫财，遇物抢物，所到之处，县长镇长都望风而逃。百姓的东西搜刮尽了，也和陈奉一样动起了埋在地下的死人的主意。陕西是历代王陵所在地，他们就开发陵寝，挖尽金玉。
税监内地未已，又窥视少数民族。杨荣向万历皇帝报告说云南少数民族区域有宝井，每年可以收数十万。万历皇帝于是派他去，但是每年杨荣能搜刮来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于是就诬陷当地的知府藏匿并加以逮捕，又让丽江的土司献地开采。对于敢反对的老百姓，就大棒侍候，打死数千人。群情激忿之下，焚烧了杨荣的府弟，杀死杨荣及其党羽二百余人。万历皇帝知道后，如丧考妣，滴水不进几天，发誓要为杨荣报仇。
第一卷 6.6 殃及池鱼的海外华人 – 6.7 尾声
6.6 殃及池鱼的海外华人
国内百姓搜刮殆尽，他们的脑筋又动到了海外。
在黑恶势力如此猖獗之下，社会上的拜金主义甚嚣尘上。中国的矿藏搞完了，还有人提出要到国外去搞。
万历三十年，有两个骗子阎应龙、张嶷，向万历皇帝上书说吕宋（今菲律宾）的机易山（Cavite）盛产金银，如果开采，每年可以“得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万历皇帝一听有来钱的，也不管是不是他的管辖范围，马上就批示准备上马这个项目。
这两个骗子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以帮万历皇帝生财为名，来骗取政府的开发费。两个骗子就算真的携款到菲律宾去开矿发财，也决不可能把钱上交给政府。
万历皇帝信以为真，而朝廷哗然。都御史温纯上书把道理说得很简单：机易山“在海外，亦决无遍地金银、任人采取之理”。同时也揭露了两个骗子的阴谋：“不过假借朝命，阑出禁物，勾引诸番，以逞不轨之谋！”但是，万历皇帝除了钱什么都不顾。立即叫福建矿税太监高柬查勘。高柬又派遣海澄县丞王和、百户于一成带着张嶷一起去勘探。
1603年5月23日，这一行人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当然，他们在那里没有找到什么金山银山。去的人虽然无功而返，而菲律宾的华人却因此遭到了灭顶之灾。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以为明朝准备入侵菲律宾，他们发动了血腥的排华事件。在这次大屠杀中，《明史·外国四》记载华侨被杀二万五千人，当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说是三万多人，西班牙人的估计是两万三千人，实际被杀者应不在三万以下。
三万多华侨在菲律宾被杀，万历皇帝却视为不值一提。虽然他也知道这是“损威辱国”，但是他认为：“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礼部侍郎李廷机也附和：“甘心就夷之民，无足怜惜。”福建巡抚徐学聚还为殖民者屠杀华人的事开脱，说“奸商前年杀其酋长，积怨蓄憾，有以致之，情似可原。”如果“渡海远征，胜负难料，国体攸关，何敢轻率启畔。”对外，徐学聚代表政府发出檄文放出高调：尔当赔礼道歉，否则“一风张帆，千艘并出，玉石俱焚！”
6.7 尾声
万历三十年，万历皇帝突然得病，他以为他要死了，于是立下遗诏，称矿税一事是“朕因殿工未峻，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万历皇帝要在死后把矿税停了，太监撤了，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而是他以为要死了，也享受不到了，这些就没有必要了，于是卖个顺水人情一笔勾销。内阁首辅沈一贯拟旨得准，欣喜之极，就等颁行。但是一夜之间，事情发生了变化。
次晨，万历皇帝觉得死不了，马上反悔，立刻派人去索回诏书。读书人出身的大臣们抢不过在宫里干活的太监，于是矿税又继续荼害了二十年。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终于死了，遗诏罢了矿税，读起来简直就是一份检讨书。但这份遗诏其实是皇太子即后来的光宗所撰。《明实录·光宗纪》载：
先宗弥留时，大臣问安，且面请用人发帑诸事，圣体困倦未答，而上时侍疾，既退，从容申启，翌日传遗旨，发之且谕……
矿税既罢，大明的余日也已经无多。“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时矿税之害》）嘉庆皇帝也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明朝开始不用宦官，所以它能延续三百年；明朝最后也想不用宦官，但是沉疴不起，其命已终。
我只是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的学者会称颂万历朝的制度，赞扬万历朝的稳定，似乎有那么一种和谐的美，但是，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