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部落到国家
清的前身是后金，后金政权的基础是女真各部落。当时的各部落还有原始社会的残余，保留有女性酋长、夫死妻殉、兄终弟及、抱见行礼等原始习俗。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了部落联盟。又建立后金，是一雏形国家。其后皇太极建立清，是从雏形国家到国家。从部落到国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仅短短五、六十年时间，发展可谓惊人。
大清以部族统治，席卷关内，荡平四海，问鼎中原，据占神器，奴化兆民，却能延续三百年，其中二百年能达到乾纲独断，海内咸宁，使封建专制统治达到一千五百年的顶峰，虽汉唐宋明也望尘莫及，更是惊人。
大清当时能夺取明朝天下，不是因为比明朝强多少。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谁能夺取天下，不是比谁强，而是比谁更差。同为外族统治，元朝不到百年就逃归大漠，而清朝却能稳坐天下三百年，傲视汉唐。而且，遍读清朝的历史可见，大清十二帝，没有暴君、昏君、荒嬉之君；没有藩王谋位之乱；没有外戚、宦官专权；康雍之后，没有权臣动摇朝廷之患，没有朋党结社之纷争。清朝的封建统治发展得如此完善，过去封建统治中的致命弊端竟能一一化解！
为什么清朝能迅速成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级阶段，达到封建专制统治的顶峰？
8.2 从“八王议政”到“乾纲独断”
后金的基础是八旗，起初实行的是联席议政制度。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经三十多年战斗，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后金汗国。努尔哈赤起兵初建四旗，后扩展为八旗。八旗是军政合一的组织管理方式，以三百壮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旗，统旗的奴隶主称和硕贝勒。为了摆平八旗的利益，在政治上，先有议政五大臣（戴逸，《简明清史》，页48），规定“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以后，又建立了“八王议政”制。八王治国制约定了以各掌旗贝勒即八和硕贝勒为八王，新汗王由八王中产生，八王有选举、更换汗王的权力。在经济上则约定后金的各项收入由八旗均分。这种联席议政制度仍是部落联盟的遗留形态。
后金的这种多人统兵、军政一体、“八王议政”的统治方法，只是专制制度的原始状态，与明朝已经实现的高度封建专制集权相比，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但是，对于后金这样一个部落联盟性质的雏形国家来说，又是最适用的。因为虽然各和硕贝勒都是努尔哈赤家族的成员，努尔哈赤的子侄，但是就连实力强大的努尔哈赤自己都不能实现个人独断专制，而以后继位者可预见的危机更加严重。八王议政的目的说起来是为了避免独断专权，如努尔哈赤所说：“八王同议，必然无失，”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给众旗吃一个定心丸，限制和安定潜在扩张分裂势力。因此，八王议政的政策起到了稳定了诸旗、团结各方势力的作用。
随着后金政权的逐步扩大，汗权的扩张要求也同时被提了出来。天命八年，努尔哈赤又提出：“汗以天为父”，“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民以诸贝勒大臣为父”，“奴以主为父”，要求各大臣“竭尽忠勤，否则汗必罪之，其身败矣”。（《满文老档》上册，404-405页）
努尔哈赤死后，在众贝勒的推选下，并非皇长子的皇太极继承汗位。而皇太极虽然贵为大汗，但也只是八旗之一的正白旗主。继汗位时，皇太极与诸贝勒立誓：对诸贝勒“不遽以臣礼待之。”
“八王议政”时，虽说是八人共同议政，实际上只有四人势力最大。除皇太极外，另三人为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掌权之初，“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清太宗实录》）而且“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而坐，”此种执政形式，如同山大王兄弟，颇有轮流执政的味道。
但是，皇帝一旦占据了至高点后，先发制人的权利就在他的手中。再强有力的大臣也不得不处于下风，除非采用非常手段篡夺，否则最终注定难逃被最高统治者夺去大权的命运。
皇太极慢慢积蓄力量，各个击破，用十年的时间摆平了三大平起平坐的大贝勒，自此，后金的统治权才实现了集中。
皇太极春秋正盛，突然死后，权力出现了真空。原被努尔哈赤安排继承汗位却被皇太极排挤掉的第十四子九王多尔衮已经手握重权，原来八王中的代善势力重新恢复。谁来做皇帝成了大清的难题。中国历史上，往往男子解决不了的事情，要由女人来解决。皇太极的遗孀孝庄皇后毅然担当起救国重任，下嫁多尔衮，把自己的儿子福临推上帝位，福临即顺治帝，大清才算度过了多事之秋。
顺治后，康雍开始，王权完全实现了控制地位。康熙皇帝少年亲政，清除鳌拜，大权在握。他多次强调权要一人掌，“朕及万姓之主，”“朕及天下大君”，“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朕为天下万国苍生之主，万姓安，即朕之安，天下福，即朕之福。”（以上均自《清圣祖实录》）
康熙皇帝的乾纲独断的专制政策一直延续到乾隆皇帝，既是家法也是国法。乾隆皇帝说：
我朝祖宗以来……，一切皆由宸断，及朕侍皇考，亲见十三年中深仁善政，并不由于臣下奏请……。朕临御四十四年，所办之事亦然。（《乾隆朝上谕档》乾隆44年2月21日）
虽然乾隆皇帝说是祖宗以来，但实际上是从康熙皇帝开始。如他曾说过的：
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乾隆朝上谕档》乾隆23年12月1日）
嘉庆皇帝也曾总其要：
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断。（《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
有关清朝实现高度个人专制，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补充：
一是清朝没有出现历代王朝的地方为患中央问题。
汉有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唐有安史之乱，明有燕王之乱，但是清朝没有。虽然康熙时，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地方盘距势力掀起的三藩之乱也曾发生，但是其乱必然发生，也在康熙皇帝的预料和控制之中，所以虽然“三藩之乱”战斗持续八年，仍以平定告终。清朝能无边患，其原因还在于如封建郡县问题中所说的，解决了统治基础问题。清朝通过部族的统治集团填补了隐患缺口，其内部足以与君王对抗的势力也失去了坐大的基础，难以形成与君权对峙的势力，因此很容易被解决掉。
二是清朝始终对外部的不稳定因素保持高度警惕。
清朝以部族入关，推翻中原正统王朝，对有“夷夏不两立”、“尊夏攘夷”传统历史观的国人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大军南下时，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声名狼藉。此后，“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强迫剃发，被念颂“身体发肤，不敢损伤”、讲究衣冠礼仪的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一时，义旗蜂起，“遍地皆贼”（《明清史料》丁编），大清为之寝食难安。
清朝在逐渐平定了各地反清复明的大小角色后，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仍然保持对各种不稳定因素的高度警惕。如对明时就已创立的白莲教，屡禁不止，到嘉庆时，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求“尽法严办，以期除尽根株，毋留遗孽。” “其江南、湖北、河南等省传教各犯，已有旨饬令各该督抚等迅速查拿。”“为首者按照大逆律问拟凌迟。”（《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册，页37）居安思危，闻风而动，使大清能长期保持基本稳定而无大乱。
第一卷 8.3 满汉互制绝朋党纷争 – 8.4 国事私办无权臣把政 – 8.5 专制勤政杜宦官专权
8.3 满汉互制绝朋党纷争
清朝设官职虽以满人为主，汉人为辅，但不可仅用偏信满人、歧视汉人来解释这种政策。使用满人可以保持清朝的部族统治基础牢固，无庸置疑。但是，如果满人占据了绝对优势，势必造成权力难以均分，无法摆平部族内的利益。元朝的统治就是这种情况。元朝把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做官者以蒙古人为绝对多数，汉人只能做小官。而蒙古人虽是少数，但由于官职众多，大家都要做，内部矛盾重重，宫廷事变多有发生，清朝则不然。
清朝确定了满汉比例，军机大臣分设满员、汉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则满汉尚书各一员，侍郎各两员。只有理藩院、宗人府、内务府之类的涉及少数民族、满人、皇族、内廷事务的主要官员才由满蒙人担任。这样，大家的数额都有限，比例确定，也无须过分争抢。而且满汉同朝，差异较大，隔阂很深，难以形成朋党。
对皇帝来说，需要大臣间互有矛盾来加以利用，利用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如果大臣们都团结一心，皇帝倒是无法统治了。所以，刘墉与和坤对着干，乾隆皇帝在旁边看热闹的事，说是戏说，并非戏说。
在满汉同朝之下，虽然很难结成朋党，但是皇帝还是没有放松教育。康熙皇帝警告说：“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雍正皇帝喜欢动笔，特地写了一篇《朋党论》，警示众臣，不要结党营私，以一已之私，毁皇上之公。
8.4 国事私办无权臣把政
清初，先用议政王大臣，后废。顺治时延用明制，设内阁，任大学士。雍正时设军机处，改来改去，无章法之中有目的，其目的就是不允许形成有形的官僚集团代表机构和人物。
明朝的内阁制是废除宰相制度的产物。宰相是公认的官僚集团代表，从明太祖开始，用多名低品秩的官员组成内阁取代宰相，而且内阁办公地点是在皇宫之内，不象宰相单独办公，会出现宫中府中两个中心的情况。照理说有了内阁，官僚集团就应该群龙无首而无条件服从皇帝了。但是，官僚集团还不适应这种状况，明朝往往阁臣弄权，又形成新的官僚集团代表。
中国历史上，本朝鉴于前朝的教训，一般先破再立，立者往往又回到原来破者的老路上。这点清朝也看得非常清楚。而再设军机处来取代内阁实际也没有什么道理。一是在办公地点上都是在宫内，二是职能相似。内阁办公在皇宫内的四殿二阁（乾隆时改为三殿三阁）：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康熙十六年选调翰林入宫当值，可算是军机处的前身，办公在乾清宫南书房。雍正八年设军机处，在隆宗门内。内阁的职能是“章疏票拟，主之内阁”（梁章巨《枢桓记略》卷22），军机处也职能基本如此。但是，差别却就在没道理上。内阁和军机处同在大内，大内虽然都是皇宫，但是皇宫是前国后家的安排，内外依然有别。内阁所在殿阁虽然都在内廷前面，但是毕竟还是有距离，在明朝时这个距离就使宦官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而军机处就在隆宗门内、养心殿外，处内外之间，军机大臣进可秉事，退可办公，对皇帝来说是确实相当方便。但照理说，直接把内阁换个办公场所就可以解决了的事，仍要增设机构还在于，原来的内阁行事已成惯性，不如架空，新机构没有旧习，可以重头来过。
雍正皇帝把内阁大学士提为正一品，位更高，但权却没有了，内外奏折，“阁臣不得与闻，天子有诏则面授阁臣，退而具草以进，曰可，乃下。”（叶凤毛，《内阁小志序》）雍正皇帝架空内阁，自己又忙得吃不消，再设军机处，此后“奉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清史稿》卷174）。
军机处严格地说不是正式的机构，是把国家的事情办成私人的事情，军机大臣名为国家大臣实为私人秘书。历史上原来的行政体制本来就不顺，以一家人管一国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臣下奉皇帝的命令皇帝履行管理国家的职权，所谓国家事务又分不清公务还是私务，办事利弊又各有一辞，往往双方矛盾重重，这种冲突很难理顺，明朝君臣之间就曾出现激烈的矛盾冲突。到了清朝，设军机处，国家大事成了个人机密，就是明摆着把国家的大臣当私人的家臣使用，倒反而解决了理不顺的问题。这就是没有道理的道理。
自雍正后所实行的公文制度也是如此。原来大臣奏事，副本送内阁，办事都有流程章法。以后改为奏折，甚至用密折，不送内阁，直达御前，谁也不能看，由皇帝亲自拆看。下旨时，明发的才是公文，通过正常途径，层层下达；廷寄的是密旨，直达快递，君臣直通，旁人无从知晓。这样做就是直接把国家事务交给私人处理，完全不走正常程序，而如此才理顺了想以一人治天下又难以操作的先天不足的毛病。
在大清的管理下，大臣有钱可以，有再多钱都可以，就是不能有权。没有权的大臣有钱也没有用。就如和坤，曾经富甲天下，权倾一时。二十五岁时，命直乾清门，随后被乾隆皇帝提拔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一年后，又被授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以后加官为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九门提督、户部尚书。这些职务，户部侍郎、尚书、内务府大臣是管钱的地方，崇文门税监是个捞钱的肥差，地方上贡解押财物都要经过崇文门。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负责京师防务，非常重要，但是没有军机处的命令是不可能调兵的。军机大臣表面看起来权力很大，实则出入奉旨，权并不在自己手上。
(未完)
作者：八爪氏，goonweb@sina.com
8.5 专制勤政杜宦官专权
宦官能染指权力，主要原因是利用了皇权与对立势力的矛盾或是不信任，次要原因则是皇帝疏于朝政。如汉朝，在皇帝与外戚的争权夺势之间，宦官的势力得以迅速崛起。唐朝，则由于皇帝与地方节度使之间产生的矛盾，使宦官得势。而明朝，宦官专权得益于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对立情绪、不信任和皇帝的惰政。与清朝最近的明朝，英宗时有王振，明武宗时有刘谨，宪宗时有汪直，明熹宗时有魏宗贤，一个接着一个，宦官之害层出不穷，为患愈烈。
但是，清王朝个人专制始终没有放松，没有足以对抗王权的势力存在。同时，采取部族统治，也不存在不信任而需要宦官帮助的情况。如明朝皇帝不信任领兵将领，多用宦官监军。但是清朝军队不是八旗就是绿营，均由满人执掌，满人自然可靠，根本就不需要宦官监军。而且，由于个人高度专制集权，使皇帝必须事事亲历亲为，想休息都难，无法荒废朝政，勤政与专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孪生兄弟。这使得宦官根本没有机会染指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