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七年的大清国，这只二百五十年的庞然大物，如果还能称为狮子的话，也已经老到了只有趴在地上呼呼喘息的份了。两年前刚刚结束的甲午战争，日本人所称的日清战争，是对大清国致命的一击。这头衰老的雄狮在这场战斗中，鼻子耳朵都被割去了。在它邋蹋的毛缝里，成群的蚤子肆无忌惮地东跳西跳；在它腐烂的血肉上，苍蝇们嗡嗡嗡地绕来绕去；它的周围，一群恶狗呲牙咧嘴、低声吼嚣；天空中，一只秃鹫不时掠过，用锐利的目光窥视地面。
不管怎么样，大清执政尚无动摇之虞。皇帝还坐着龙庭，皇太后也康健的很。既穷又凶的老百姓们，仍然不太老实，但还是要被绑起辨子，唤为奴才。即使多年前洪秀全这样能占了大清半壁江山的新皇帝，想放弃五千年的积累自创一套牧民的办法，看来还是嫩得很，纵然翻起了很大的波浪，但是毕竟还是平了下去，回了他创立的天国。自此以后，管他海军洋务，管他割地赔款，那都是国家大事、大国外交，与小民何干，于是天下似乎又可以安定详和、太平无事了。
可是还是有些小民不顾全大局，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很使父母官们大伤脑筋。
10.1 民夷之争与官员调停
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终于吱吱呀呀地慢慢敞开了沉重的大门。洋兵、洋商、洋教士都争先恐后地来到大清，踏上这片对他们既陌生又充满了欲望、充满了希望的土地。洋兵带着洋枪洋炮、随着坚船利舰而来，大清的百姓避之不及；洋商带着琳琅满目的洋货而来，不管是鸦片也好，洋火洋油也好，大清的百姓都可以慢慢从抗拒到接受；只有洋教士是最不讨好的。他们既没有枪炮可以吓唬人，又没有洋货可以诱惑人，他们来试图改造人的思想，没有人会喜欢他们，更不受欢迎。人们还要对洋兵、洋商的憎恨也被转移到了这群传教士身上。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巨大冲突，是大清百姓根本无法接受的，按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说法是：“此地民情，总以为白刃可蹈也，洋教不可习也。”(《山东教案史料》，以下简称《教案》，页277)就是说，上刀山都可以，信洋教则万万不能。百姓的传言说“其教义弃伦灭理，禽兽不如”，又说他们会“迷拐童男童女，剖心挖眼” (《教案》，页223)，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很多，这使得洋教士在大清的山东寸步难行。
奚尔恩的《在山东前线》中提到狄考文的《日记》记载：
当时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是无法赁到房子的……。我知道某处有空房，就立刻写信给县官，反对的人听见风声，马上找个人去占那房，说已经赁出去了。我真不知道，假如真赁不到房，我们该怎么办？（《教案》，页70）
既使好不容易通过领事租到了房子，也不是说就万事大吉了，在《日记》中还记载：
终于赁到了房屋，就要进行整修，而工人们却受到警告不得为外国人干活，迫使梅里士自己动手带着他的用人进行整修。有一个星期天，他们企图放火烧房，梅里士与狄考文带着手枪在屋里睡觉。
在大清已经形成的生物链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而在这些看似游戏的角色之间，官又处于一个居中的地位。如胡绳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所说，“他（钦差大臣耆英）想把‘官’的地位摆在‘民’‘夷’二者之上和之间，而实际的做法是抑民以抚夷”。胡绳说的是只是鸦片战争后初办洋务的官员的态度。而自鸦片战争后，大清的官员与洋人的交道已经习以为常，商务、界务、教务，样样都有。从上至下，就算发生了什么涉洋案子，弹压一下闹事者，向洋人赔足了礼，一般是都能解决的。所以，大清的官员自有办法，而不一定就是“抑民以抚夷”。对传教士他们往往阳奉阴违，对百姓则恫吓弹压。他们既不敢公开赶走传教士，又不希望传教士留在他的地盘上给他们添麻烦。他们既不能一味迁就洋人，使得自己也难以在乡民中立足，又不能放纵百姓闹事，弹压一下总是必须的。如果发生了什么教民争执，他们的解决思路就是既不希望局面失控，也不希望纵容传教士的势力在他管辖的土地上蔓延。
小小的例子就是，如前面《日记》所说的传教士要租房，当传教士去和县官交涉租房时，县官的答复是：“事实上城内现在没有空房出租”。这种调停的办法在山东是很普遍的，象这种租房的事情在山东巡抚给总署的答复也是：“民房断难置备”。而上级的指示总是这样：
遇有教民与平民涉讼事件，应饬该地方官秉公审断，以示持平，不得稍有偏倚，致滋事端。（《山东巡抚阎敬铭致总署咨文》(《教案》，页54)
类似话语，在大清上级对下级涉及教民之争事宜的公文上，已经成了官话。所谓官话，就是用形式主义实现官僚主义而已。
传教士知道大清官僚的处事之道，也没有办法。狄考文在《日记》中就说：“当然，我们清楚知道，县官也知道，城里有很多空房。”德国外交部参事克莱孟脱记录了传教士的处境：
据公使和主教安治泰屡次的陈诉，我们在山东已经不受中国官厅和人民的尊敬。(《教案》，页282)
而这样的所谓“不受尊敬”可以曹县为例。1891年的一天，洋教士福若瑟到山东曹县去传教，那天正好乡民赶集，洋人一来，大家都蜂拥而至看热闹。一听是来传教的，乡民大呼“不愿随教”，围观者齐声附和。福若瑟被众人推攘出城，据称“尾其所乘之车，互相动手，抛掷石块”，于是酿成曹县教案，而这样的事情在山东不胜枚举。
就象租房只是一件小事一样，不受尊敬还只是小事，教民之争其实非常严重，难以调和。山东的大刀会之类的组织更是让传教者、信教者无法安身。如对卖房、租房给洋教士的，兖州的大刀会揭贴称：
愚民有卖给洋鬼暨汉奸房屋田地者，我绅民即率民将该民寸磔，继将房屋烧毁，田地抉成数十丈深坑。
有容留洋鬼住宿者，即割耳示众，并将房屋烧坏。” (《教案》，页224)
揭贴还称：
洋鬼入境，除拿其跟随汉奸外，即率众将洋鬼逐出境外。如该鬼抗拒，即将该鬼殴死，同深义愤。
御史刘家模总结说：“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势，人心激愤久矣 。每言及中东一役（甲午战争），莫不怆然泪下，是以拳民倡议，先得人 和，争 为投钱输粟。倡始山东，盛于直隶，现传及各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
对大刀会、拳民在山东的反洋，山东的官员们，以山东巡抚李秉衡、臬台毓贤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始终保持的是一种调停的角色。拳民乱得厉害时，他们也大张旗鼓地剿灭了一次。据1896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围剿结束后，给朝廷的奏摺汇报成果时称：
匪首均能不动声色，擒获正法，不令远飏为患，尚属宽猛合宜，办理颇为妥协。 (《教案》，页171)
就在李秉衡当报告完“民心又安”、“闾阎一律安堵” (教案170)后不久，1897年11月2日，巨野县就发生了涉及德国教士的新教案，而这次的教案与别次不同。
一件需要调停的案件
巨野一案发生时，正是农历十月初八。两天后，就是慈禧太后过生日的十月初十。此后有报章说：
初，教士被杀之电，于翌日至北京，适是日为太皇后寿诞花衣之期，廷臣授意各官禁勿以此凶变入告，欲俟庆典事毕而后上闻。（《外交报》第172期）
这个说法实为猜测，但在时间上也的确是一个巧合。同样巧的是，三年前，当中日战犹酣、败讯已传时，北京城也正在鼓乐喧天地为太后做举国同庆的六十大寿。因此三年后，也不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在大清政府、山东省府、德国政府三者中，最先知道这件事的却是德国政府。11月7日，德国驻中国署使海靖（Heyking）在接到了信息后立即报告了德皇，并向总署送交照会询问此事；总署在当天询问山东巡抚，山东巡抚在听了巨野县的报告后，才回复总署。至此，朝廷才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细节。而巨野地方官对此种案件能瞒则瞒、不能瞒了再说的态度也由此可知。
这个案子本来非常简单，按德国署使海靖给军机处有关这个事件的第一个照会所描述的是：
有德国传教者二人，一人被杀，一人无下落。又，寿张县德国传教人房屋皆被劫掠。(《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以下简称《占胶》，页125)
山东巡抚给总署的复电对教案的描述也是：
据兖沂道及巨野县禀报，据教士薛田资投称，十月初七日，德教士能方济，自汶上至曹县传教，在伊教堂与韩理一处住宿，是夜被盗进院行窃……。(《占胶》，页126)
很快德使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在11月24日给外务部的照会上，他称：
如贵王大臣以该教士被害一节为盗贼偶然之事，非也。查本国教士所禀，系民人与教士寻衅报仇行凶。
在教案司空见惯的山东，这是一桩明显的大刀会杀洋教士的教案，总署一接案子也定性为“匪徒闹教” (《占胶》，页125)。但是官员们把它简化为盗案，就是为了使案子容易交待，“以免藉口生事” (《占胶》，页125)。但德国人并不会如此就轻易结案，这正是他要做大案的时候：大强盗对于小强盗的行径是求之不得的。
第一卷 10.2 一件需要调停的案件
10.2 一件需要调停的案件
巨野一案发生时，正是农历十月初八。两天后，就是慈禧太后过生日的十月初十。此后有报章说：
初，教士被杀之电，于翌日至北京，适是日为太皇后寿诞花衣之期，廷臣授意各官禁勿以此凶变入告，欲俟庆典事毕而后上闻。（《外交报》第172期）
这个说法实为猜测，但在时间上也的确是一个巧合。同样巧的是，三年前，当中日战犹酣、败讯已传时，北京城也正在鼓乐喧天地为太后做举国同庆的六十大寿。因此三年后，也不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在大清政府、山东省府、德国政府三者中，最先知道这件事的却是德国政府。11月7日，德国驻中国署使海靖（Heyking）在接到了信息后立即报告了德皇，并向总署送交照会询问此事；总署在当天询问山东巡抚，山东巡抚在听了巨野县的报告后，才回复总署。至此，朝廷才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细节。而巨野地方官对此种案件能瞒则瞒、不能瞒了再说的态度也由此可知。
这个案子本来非常简单，按德国署使海靖给军机处有关这个事件的第一个照会所描述的是：
有德国传教者二人，一人被杀，一人无下落。又，寿张县德国传教人房屋皆被劫掠。(《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以下简称《占胶》，页125)
山东巡抚给总署的复电对教案的描述也是：
据兖沂道及巨野县禀报，据教士薛田资投称，十月初七日，德教士能方济，自汶上至曹县传教，在伊教堂与韩理一处住宿，是夜被盗进院行窃……。(《占胶》，页126)
很快德使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在11月24日给外务部的照会上，他称：
如贵王大臣以该教士被害一节为盗贼偶然之事，非也。查本国教士所禀，系民人与教士寻衅报仇行凶。
在教案司空见惯的山东，这是一桩明显的大刀会杀洋教士的教案，总署一接案子也定性为“匪徒闹教” (《占胶》，页125)。但是官员们把它简化为盗案，就是为了使案子容易交待，“以免藉口生事” (《占胶》，页125)。但德国人并不会如此就轻易结案，这正是他要做大案的时候：大强盗对于小强盗的行径是求之不得的。
第一卷 10.3 甲午之债：德国参与了调停
10.3 甲午之债：德国参与了调停
当一个强盗来抢你家东西的时候，你可不要有什么意见，因为这是他以前帮过你的酬劳。德国人趁机发难，其理由就是他曾经为中国所作的调停，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
甲午战争以大清惨败告终。既然战败，就要付出代价。马关谈判的结果是，大清赔款二亿两白银，割让台湾、辽东半岛给日本。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索赔二千一百万两白银；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索赔一千八百两万两白银。而此一役，日本报出了二亿两白银的天文数字，再加台辽，大清以天价买单，日人举国欣喜若狂。英国要占陆地面积一千平方公里的香港弹丸之地，都要颇费周章，连哄带骗；而台湾、辽东半岛数万平方公里都要拱手奉送给日本，这样的战争结果不能不令列强大跌眼镜。
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争抢势如水火，对日本的一夜暴富，俄国坐不住了。为了自己在辽东半岛的利益，俄国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由于担心自己力量不够，俄国拉了一个协约国的兄弟，法国。而德国，原来在中国没有占到过什么便宜，现在突然热心异常，也参与了进来，其态度，连俄国都感到很意外。日本驻俄国公使西德次郎在发给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电报中说明了德国此一举动所起到的作用：
德意志的意外行动，使俄国人也自感惊奇……。俄国遽然决定进行三国干涉，全因得到德意志之同情和支持。(《占胶》，页101)
在《马关条约》换约前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集体发出了通牒。德国公使顾托许密特的通牒说：
当德国政府看到中日讲和条约后，不能不认为由于贵国要求领有辽东，而把中国的首都置于任何时候也不安全的位置，并使朝鲜的独立化为泡影，因而成为远东和平持久的障碍。所以，希望贵国政府断绝永久占领辽东之念，本政府谨敬劝告。(《占胶》，页106)
日本考虑与三国为敌的不可能性，虽然有“对中国一步不让”的策略，也不得不对三国全然让步。决定放掉了嘴上的一块肥肉，数日后，日本答复三国：
日本帝国政府基于俄德法三国政府友好的忠告，决定放弃永久占领辽东半岛。(《占胶》，页107)
三国还辽的成功，使大清大受鼓舞。为阻日人占台，张之洞策划联英俄法，欲效三国还辽故事干涉台湾，最后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其中也曾询过德国，德以条约已成、不可违约也由拒绝。
在干涉还辽一事上，德国人为大清做了这样一件大好事，他当然不是来做活雷锋的。
次年，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约谈清庭驻德使臣徐景澄，和他商量借一块地。其后，德国驻俄公使拉度林与徐景澄私下交谈时说：“借地一节早晚诀要办成，此非吾职，聊为私告……。”
1896年，德国政府派远东舰队司令冯·提尔匹茨上将调查中国海港，胶州成为首选。胶州，即现青岛，天然良港，地理位置优越。如徐景澄此前所言，“西国兵船测量中国海岸，无处不达，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占胶》，页31)
德国根据海港调查的结论，下旨让德国大使海靖向中国提出索借胶澳，但是清庭拒绝了。
而胶澳的重要性，大清早在十年前已经非常清楚。在十年来，李鸿章等人极力筹措，修建炮台，遣调兵将镇守。海靖索要之后，大清更加认识到防守青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还特别向德国英国订了穹甲快船三艘、铁甲快船两艘，鱼雷艇三艘，其目的如恭亲王奕訢在申请购置以上军备的奏摺中称：
非有先发制人之策，不足以杜人冀幸之心。
但先发制人的正是早有“冀幸之心”、有备而来的德国人。
第一卷 10.4 趁机发难：德国人声称为调停而来
10.4 趁机发难：德国人声称为调停而来
“立即动手！”
这是德皇威廉二世在电文中给外交大臣布洛夫下达的命令，他说：
我昨天接到了关于山东兖州府德国教会突被袭击，教士突被杀掠的官方报告。这样，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您的前任者—马沙尔—好久所期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即动手！(《教案》，页196)
11月14日，德国东洋舰队司令海军少将冯·棣利斯奉令秘密出发了。他率旗舰重巡洋舰“凯撒”号、轻巡洋舰“威廉王子”号和炮舰“哥尔莫兰”号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胶澳。
当时的报章称，守卫将领“愚懦畏死”（《国闻报》1997年11月25日），其上级的奏书称其“节节退避”（《占胶》，页257），真是如此吗？
章高元，当年驻守胶澳的总兵，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市军分区司令或警备区司令，是胶州设防后，特意调来驻防的将领。章高元是淮军重要人物，李鸿章的安徽同乡，曾参加过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屡立战功，作战经验丰富，被称为淮军后起三大名将之一。面对未与大清有过交手的德国人，难道就会怯敌至此，不战而退？
德国，在中国不得不敞开国门之后，与大清在军事上关系是相当紧密的。北洋水师的几十只军舰大多是从德国采购的铁甲舰，陆军的洋枪用的大多是德国的毛瑟枪，洋炮用的大多是德国的克虏伯炮，大清的军队中德国顾问也非常多。如德国军事顾问汉纳根曾提议创建新军，在甲午海战中出力很多，颇为主战派官员所依重。德国与美国一样，在中国入门尚晚，侵华居英汉之后，因此较得大清信任。
胶澳，也曾有列强军舰多次侵入，但都不得不返回。就在当年的6月，还有俄国军舰数艘借暂住的名义前来胶澳，试图赖着不走，在总署的追问与交涉之下才怏怏而去。
列强军舰驻泊大清的港湾也不是什么稀奇事。舰长会派代表上岸拜会当地的军政官员，双方还会相互赠送礼品，这都是常情，而且这个棣利斯曾经在当年的7月来过，章高元还得到总署的电令“妥为接待”。这次的德国军舰前来驻泊，就是自称“游历”的，而且又是上次那个要“妥为接待”的棣提督（舰队司令在大清的官职为提督）。
11月13日下午4时，驻守胶州的章高元观察到有两艘军舰驶来，就派人划船过去询问。了解了情况后，章高元向上级报告：“知仍为七月间奉总署谕令妥为接待之棣提督来此游历，自应遵照前谕，妥为保护。”(《占胶》，页362)
按常规办事的总兵大人非常认真地履行他的职责，只是在第二天早上，当德舰上的士兵趁夜占领了军事要地，再来向他宣布限令三小时内退兵的最后通牒时，才觉得莫明其妙和狼狈仓猝，向来需要“妥为保护”的外国友人怎么如此蛮不讲理？在当天给上级的急电中是这么说的：
查棣提督兵轮，暂驻口外，历奉公文接待保护。现在事变仓猝，我军兵单，究如何办理？请速电示遵行。事机急迫，盼切祷切！”(《占胶》，页362)
大清的一个军人，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决不敢在没有得到来自最高当局指示的情况下，对列强擅自开火。而当时的德国人采取的诈取手段，就是摸准了这点。
现在让一个军人在军事要地被占后去处理外交的事情，的确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此后，章高元作为一个地方最高军事长官，一人挡在国防前线，不能开枪，却被要求交涉；甚至身陷敌舰，受极凌辱。
有的文章称章高元“彻底屈服”、“丧失抗敌的勇气”，而章对敌的实际态度非常坚决。在11月18日的电报中他说：
元一身事轻，国家事重，殊恐慌激起兵端，获罪更巨……俟奉开仗明文，立即向前，绝无畏惧！(《占胶》，页365)
18日的电也称：“俟有开仗明文，自应督率奋勇进攻，立即克复！”此时章高元部已经在德军的压制下，移营到了沧口。
到了这个地步，章高元得到的指示却是相互矛盾的。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山东巡抚李秉衡给他的指示是“坚持不动”，北洋大臣王文韶给他的指令却是 “断不可先行开炮”。这种互相矛盾的指示使章高元无以适从。要想坚持不动就势必与德国军队发生冲突；要想不先行开炮就难以坚守不动，而此时，他的大炮已经被夺取阵地的德军抢走，甚至连洋枪所用的子弹都只够用来演习；还要保证上级所称的外交努力；平息士兵们的愤怒情绪，天天面对德军的后撤恐吓。直到19日中午，他终于被德军强行带走，扣押在军舰上。德国在给大清的照会上称这种扣押行为是“擒拿”。
直到12月3日，在被“擒拿”了半个月后，章高元才被德军释放。德军擒拿章高元的意图是使清军群龙无首而达到逼迫其远离的目的，不料在早晚送饭时，章均可通过伙夫口传消息。而据营务处的电称，
目见章镇被逼上船时，争论不屈，继以怒骂，屡欲投海，均经德兵挡住。又夺获德兵之刀，逼令戕害，复欲自刎。
据说后来，章高元因“屡请一战，率未由达，振跃叱咤，无可发抒”，与他当年的大帅刘铭传一样两耳失聪，后称病去职，死时，年七十一岁。
应该承认的是，章高元的确对德舰来犯疏于防范。但是在当时大清海防线上，列强横行，任人自由来去，也无法厚责章高元。
历史，取其任意一点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则一切都是那么的天衣无缝。就如把一个美女脸上任一部位放大数倍，则不堪入目；而人面部的任一部位回到原位置，即使是一个丑陋无比的面孔，也还是那么的真实自然。对历史事件的看待，若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虽然容易，实则可悲。
对于突然侵占胶澳的理由，德使海靖在致总署的照复中称：
显见贵政府无力将各省督抚及地方官，勒令遵在京商定应许之法照办等事，诚或有之……。奉饬告知贵国国家，拟将谕办之法，以便德国索讨之款了结，本国自行看管，逐一遵办为妥。故本国兵船及兵丁驻守胶澳……。本大臣固知贵王大臣尽力而为德国士卒驻守该地，旷日持久，自必须设法整齐各项之事也。(《占胶》，页151)
这就是德国给大清的侵占胶澳的理由：你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或是解决问题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就以占领作为抵押，也可以称为以地为“质”，直到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为止。
棣利斯占领胶澳后，在“告占领地中国官民”的告示中声称：
此次占领胶州湾，亦无任何恶意，只是作为便于进行曹州教案谈判的手段。(《占胶》，页395)
该告示的另一个翻译的版本是：
此次山东省谋杀教士一案，德国应请中国为之昭雪，故特将上载地域为质。(《占胶》，页506)
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也通报了德皇的说法：
本日德都开议院，德主谕云：……德国不能不派兵舰赴相近之胶州口，派兵上岸为教士理论，并保护以后不再生事。
同一时间，在德国，德皇威廉二世任命唯一的皇弟亨利亲王为第二舰队司令，率“德意志”号、“格希翁”号、“开泽林”号组成了侵华远征军从基尔港起锚，准备向大清进发。
12月15日，开拔前夜，在基尔行宫为亨利亲王举行的送别宴会上，德皇威廉二世发表了振动世界的“铁拳演说”：
我在海外的臣民，不问其为商贾或从事任何事业者均应确信：朕选派帝国舰队去中国海设防不外是为遇有要求保护时，能进行勇猛的进击。无论何人，若有试欲牵累或妨碍我正当权利者，卿即应挥举“武装的铁拳”征讨之！(《占胶》，页396)
亨利亲王的答辞是：
余铠袖一挥，天下何人敢当！
以后，德国外交大臣庇洛在帝国议会上向议员们就战争理由做了具体说明：
我们在远东必须有一块地方做根据地，没有这块根据地，只只没有发展商业及筹划政治势力的牢靠基础的窜阁楼。由于商业上的关系，我们必须在中国拥有如英国的香港，法国在越南的东京，俄国在北满那样的进出口岸。中国有四亿人口，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在世界市场中有最大的发展前途，我们决不能抛弃这个大有希望的中国市场。(《占胶》，页402)
第一卷 10.5 热心的俄国人、日本人和英国人的调停
10.5 热心的俄国人、日本人和英国人的调停
德国在普鲁士战争中，色当一役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及至世界的强国。在中国，德国还是一个陌生面孔。要挤入已经被世界列强圈好的地，也肯定会和他们有一个协调的过程。
当大清发现德国人来势凶猛，难以请走时，他们已经拿不出什么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了。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地割款赔，使清廷闻战即怕。所以，即使德国军舰以区区三艘军舰有持无恐地跑来霸占地盘，朝廷也根本就没有军事解决的办法。只有三国还辽的经验使他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大国调停。这项工作随即迅速展开。
总署在事发后，马上通知了出使英国的罗丰禄，让他通告列国：
望电告外部俾知实情为要，即照办并转电俄、法、美各驻使。（《总署致出使英国大臣罗丰禄电》）
清廷主要想请来调停的是俄、法、美。俄国在远东与日本形成势力均衡，对山东没有利益关系，算是个强人；法国和德国关系紧张，又曾经帮过还辽的忙，当时是个好人；美国来中国晚了，到处都想插手，一副热心肠的样子，好象是个善人。因此，清廷把希望放在他们三国的身上，而清庭寄以希望最大的是俄国。
就在一年前，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秘密签订了《中俄密约》，以东北路权、战时任意进出口岸权等重大代价换取了俄国协助中国防卫日本的义务。从此条约来看，中俄应是一种不对等的军事盟国关系，而且俄国同时也得到了东北的巨大实利。事隔不久，墨迹未干，大清就遇到德国侵占胶澳这个难题。所以，理所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俄国。
俄国人面对大清大臣们的请求，立即拍着胸膛打起包票。俄国驻北京代办巴布罗夫夸下了海口：
德国如有动静，本国要派船往胶州。现在本国由海参崴来电，已派太平洋水师提督带船赴胶去了。
大清大臣们对俄国如此仗义拔刀相助的消息大感振奋鼓舞，他们反而倒为俄国人担起了心来：
德国不让你们进口怎么办？
巴布罗夫答：
他寡不敌众，只有三只船，我们太平洋有十六只大船，他未必有此胆不让进口。
大清的大臣们仍然担心地问：
各山头上都有炮，他若开炮如何？
巴布罗夫在大臣们面前，挺直了胸脯，象个战斗英雄又象个战地指挥官，雄纠纠地回答：
中国地面，人人都可进口，他便不敢开炮挡阻，我们船吨数比他加八倍，他如何敢与我们对仗！我想德国此次举动，毫无道理，他也不量力，究能办得到底否！（《俄国署使巴布罗夫与李鸿章等会谈问答节略》）
俄国人一付打报不平、不在话下的样子，俨然就是中国的保护人。大臣们迷信其武力和钦佩其调停壮举之余，对俄国人深信不疑。然而，俄国人真是这么一付热心肠吗？
其实，德国早在巨野教案发生之前就与亚洲的地头蛇俄国沟通好了胶州的事情了。1896年8月28日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致俄国外交大臣罗斯托夫的一封急件中说：
海靖男爵机密告我，德国政府顺便要他试由中国政府方面得到保证，为远东德国舰队获得一个经常的煤站，他也说明最初德国属意于厦门，然而各种不同的情由迫使它放弃此一港口，以后德国政府转而注意山东省的胶州湾，作为港口而言，它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优越性。（《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以下简称《红档》，页76）
这是海靖下车伊始，就与俄国作为交底的密谈。而德俄两国皇帝也在圣彼得堡的彼得荷夫宫研究了这个问题。巨野教案发生后，德皇威廉二世在向胶州派遣舰队的同时，没有忘记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发了一份通报情况的电报：
为符合我们在彼得荷夫的谈话起见，您会赞成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国为这是对劫掠者行动惟一适宜的港口。(《欧洲各国内阁的外交政策》，第3690号)
俄国人得到了德国人通报的情报，俄国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也接到了相关的密电，但是巴夫洛夫并没有告诉他信誓旦旦要保护的盟国—中国。此时的中国对德国的军事行动完全蒙在鼓里。俄国准备做的是和德国谈交易，这个交易需要军力作为后盾，这才是他们要向胶州派遣舰队的真正原因：与德国人谈交易而不是帮中国人。在俄国外交大臣给德国政府的照会称：
我已遵照陛下命令，电我们北京代表支持德国代表将作的步骤，以达到惩办与屠杀有关系的华人的目的。同时我们太平洋方面海军提督已受令于德国舰队进入胶州湾时也派部分俄国舰队到达该处，因为自一八九五年以来我们有投锚优先权。（《教案》，页198）
德皇威廉二世阅电的批注是：
厚颜之极！
有人居然想和强盗分赃，如此厚颜无耻之极，虽然令威廉二世非常气愤，但是如果真的担心俄国人会动诸武力，如巴夫洛夫在北京对总署各王大臣吹牛的诸如要对仗开炮的话，那就是多余的担心了。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在致海军代理大臣特尔督夫函中说：
谨请阁下预告劝告我军的司令，在此种情况下他的地位将专门是观察的。假使依事实的情况德军一定要对中国人采取敌对行动，则我国船只绝对不应参加他们的行动。(《红档》，页91)
俄国如此行动，就是为了使它的干涉达到俄德私下交易、阻止其他列强干涉的目的，“其他国家可能援德国的例子（《红档》，页93）”。在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致驻柏林代办巴伦的电中就解释了此点：
派我国舰队到此一港口去，因为由一八九五年起我们在该处有停泊的优先权。可是我们希望中德事件能和平调解，因此使其他国家的干涉成为徒劳。
俄国人一开始的如意算盘已经非常清楚：俄国人对胶州是先有驻泊权的，德国人来了，自然是对俄国利益的损害，因此，俄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干预，这样既可以向德国讨价还价，也可以向中国漫天要价。这个调停也自然由他来主持，不要让别人插手。但是俄国人不会真的去干涉，从中得到好处才是其目的所在。对中国政府的处境他们也是一清二楚：
中国政府事实上自己没有任何方法能防止此种任意的摄取及甚至不能对德国政府安置在这此区域的这样较小的海军力量作任何一点点厉害抵抗。因此，在目下情况中中国的一切希望自然就寄托在其他外国的可能干涉上，主要是在俄国身上。(《红档》，页100)
而当时的中枢也的确如巴夫洛夫所说的“不知如何才能走出业已造成的艰难情况”，而一步一步地掉到俄国人拉起的口袋里。
俄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先和德国人把地圈好，再坐下来谈。但是让俄国人没有料到的是，德国人果断采取了军事行动，突然夺取了胶澳。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如果再向那个地区派遣舰队就是自找麻烦而且不合时宜了。俄国人夸下的海口很快就化成了个大气泡，消失得无影无踪。巴夫洛夫刚才还在总署向众大臣们宣称要对仗开炮，转身回去就接到了顶头上司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的电报：
由于德国舰队在胶州采用暴力措施，目下我们不宜派遣我国船只到此一海湾去。（《红档》，页103）
可以想象巴夫洛夫在很没有面子的情况下，拖了两天才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总署的王大臣们时，李鸿章等人大失所望和无比沮丧的心情了。当然，不管怎么样，俄国人并没有因为没能帮上忙而不要好处，他的原则是，事成不成是一码事，好处绝对少不了。
这时对中国来说，坏消息接踵而至。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发来电报说德国又要调兵到胶澳，大臣们仍然对俄国的调停不死心，他们请来巴夫洛夫问：
德国亲王可不来否？
很明显俄国人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德国皇帝御弟的军事行动，但是这时候俄国人根本就不用再编造什么调停的谎言了，他们只管开口索取甚至明抢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俄国外交部向大清提的条件是：
德事愿效力，而难措词。或请中国指定海口，俾泊俄舰，示各国中俄联盟之证，俄较易籍口，德或稍敛迹。(《占胶》，页273)
很快，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夫在给驻欧大使的电报中称：
由于德国舰队占领胶州，显然是想无定期地留驻海湾中，皇帝（俄皇尼古拉二世）认为必须命令我国太平洋舰队开去暂时驻在旅顺口，此事已得中国政府方面的同意。皇帝陛下完全相信俄国及德国在远东问题上应当及可能互助携手，命您以上面所述预先通知德国皇帝。(《红档》，页121)
俄国人现在可以和德国人携起手来了，因为俄国人的调停目的已经达到，拿到了旅顺、大连。在得到好处后，巴夫洛夫告诉总署的大臣们，他有很多“好话”要告诉他们：
我看贵国自能想出法子与德国和平了结。
我看德国在胶州多住日子，或于中国有益，免得他国来占。
我们也不愿与德国失和……。从前本国既与德国同助贵国收复辽东，将来焉知不与德国一同帮助贵国保护海口，以免他国瓜分。（《占胶》，页177-179）
骗子面前总是站着一个傻瓜。在这样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骗子面前，大清重臣们的智力降到了不可想象的最低点。
大清认为还可以帮帮忙的另一个好汉是法国。
而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大败，向德国割地赔款，早已全无当年和英国强盗一起攻入北京的盛焰和气势，倒反而有点和大清同病相怜的味道，在三国干涉还辽时也只是起个助威的作用，仅此而已。因此对此事一声不吭，那里敢说德国的“不”字。
在此时，美国这个新兴霸权主义强国，正在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西班牙较劲，它啃下了原归西班牙的加勒比海的古巴和波多黎各，拔掉了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势力中心菲律宾。现在，根本也无暇顾及中国这个地方。
其他国家这时正闲得发慌。
活跃的英国人乘机而动，但是中国大臣们对英国人没有好感，而且英国人的意图也实在太赤裸裸，与俄国人的国际诈骗手段比起来差得太远。
总署在致出使英国大臣罗丰禄的电文中提到，英国大使宣称：
（昨英使照称）准政府电，德索山东利益，英须照约一体均沾。倘英民应得利益有碍，必向中国索偿。（《占胶》，页282）
大清总税务司赫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德占胶澳后，赫德多次到总署探问消息。英国人并不是要来帮什么忙，而是看看能不能捞到什么好处，胶澳被占使他们很兴奋，他们同样看中了旅顺和大连。
在旅顺口统领毅军的提督宋庆，在给总署的情报中报告了有英国船到旅顺，探问俄国船只在旅顺的消息。1897年12月18日，英国还派了四艘军舰到达香港。这都使得中枢格外警惕英国人的行动。
再说日本。
刚刚赢得甲午海战的日本，正是大清目下的最大威胁，也是大清甘愿付出巨大代价来缔结中俄联盟加以对付的最大敌人。甲午一役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陡升，放开肚皮吃下中国的野心和信心一起与日俱增。这次虽不在受邀调停之列，但是也显出了异常的热心。
1897年11月25日，日本驻北京大使矢野文雄到总署，由李鸿章出面接待。当时对话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矢野：
闻贵国与德国之事，甚为关切。如有应为相助之处，必当效力。
李鸿章：
均系与教堂有关涉之事，本衙门自可与之辩论，无须请别国排解。
矢野：
闻德款中有东三省铁路，矿务皆归德办？
李鸿章：
中国办矿路，无论用何国人，由中国作主。
矢野：
各国均有调处之事，不知如何？
李鸿章：
此事由我们当面与海使商办，一面速了教案，以免籍口。倘教案办结，德仍距胶澳，难以商办，彼时再请各国出来调处，乃是一定办法层次，此时各国可无须费心。（《清代档案史料丛编》，页169）
日本与中国没有教务联系，李鸿章把胶州事件说成教案，言外之意就是此案与日本无关；而对众人皆知的列强调停之事，李鸿章也予以否认，这就是明摆着拒绝日本想参与调停的试探。
大清对日本有切肤之痛，根本就容不得日本插手。而据《外交报》172期的报道显然是误解：
“初，日本驻华大使矢野文雄，将欲调停于中德之间，而与中国全权大臣密商，李文忠公（李鸿章）诸人大悦，再三谆托之。”（《占胶》，页507）
在列强的觊觎之下，小小的胶澳兵舰互访，众国来集。山东巡抚张汝梅致总署电称：
迭据胶州文武各员禀报，英提督已来住胶澳；十一月十五日，俄国又有兵轮二艘驶入青岛，德兵出队迎接。是各国蓄意谋我，其象已见。
一时列强热心的所谓调停，很快就从分歧走到了合作，从关心胶澳到商量利益均分。正如俄国代办巴夫洛夫以后所说的：
天下只有主客相争，无客与客争之理！
这句话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当时列强与大清的关系。大清的这些客人都是张开血盆大口来吃主人的，客客之争也只是谁多吃，谁少吃，多吃少吃都是开心的事，没有谁会觉得吃不下。只有大清这个主人，被这些强来的客人弄得没有办法。这些客人一到大清，便搬锅翻灶，生火做饭，直到把主人吃垮为止。
第一卷 10.6 在调停形势下的中德交涉 – 10.8
10.6 在调停形势下的中德交涉
在列强调停的同时，中国和德国的交涉也在紧张地进行。首先就是破案工作。山东的臬台毓贤，职务相当于山东政法委书记，被火速派到巨野督办破案工作，并限半月破案。当地警方的侦破工作也的确是神速，而毓贤的现场指挥也明显发挥了效果，发案了十几天都没破的案，毓贤一到，三天之内就“拿获盗犯”，并且“确系巨野案内正犯”。而据案件的当事人幸存者教士薛田资的叙述，整个事情却非常滑稽，而这又是中国官场习以为常的、实用而有效的破案方法。薛田资所著《在孔夫子的故乡》一书说：
（先有人发现了被盗的财物后报官，官兵们）沿着凶手的脚印找了好几天，直到最后找到了几个年青的壮汉。
事件发生后不久，好几位大人，也包括臭名远扬的毓贤，聚集到巨野县城来进行审判，对几个不知什么时候犯的是什么罪的犯人刑讯逼供，逼他们招认。中国官僚把几条人命看得一钱不值。
圣诞节刚过就开了斩，为了警告其余，砍下的头被涂黑了，在城东门上挂了好几个星期。
这群精通痕迹学的福尔摩斯们抓到了主犯是一个哑巴，叫惠二哑巴。在以前如果重案抓到的罪犯是哑巴，一般都能说明某种问题。其余所谓同案犯则更倒霉，一个是追这个哑巴欠债的，一个是追债者的朋友，还有一个则跟哑巴无关，是和官兵发生过争执的，如此一批小百姓，都一并成了替死鬼。
这些替死鬼的冤情实际官员们清楚得很。在总署恭亲王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摺汇报的案情，前后矛盾，还不得不说“供词尚有出入”。而其深层原因在《在孔夫子的故乡》里也一针见血就指出来了：
（真正的）凶手还是那个义和拳，而义和拳据说是“全部都已消灭了”的。1895-1896年，毓贤接到“严行禁止”义和拳的敕令以后，也曾向北京报告说，他已经执行了这一敕令，他因此加官晋爵，很快成了一省的臬司。因此，让这个知县冒险向上面报告，说还有义和拳，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苦恼啊！特别是对七个囚犯的判决已经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复审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按照中国的法律，毓贤就得掉脑袋。
所以这几个莫明其妙、稀里糊涂的可怜的百姓必须要掉脑袋。他们的父母官也需要因此失掉某些东西，好在不是脑袋，而是官帽，虽然掉官帽和掉脑袋的痛苦也差不了太多。这是军机处给山东巡抚李秉衡的电旨：
既有盗案，匪无一获，著先将该县知县摘顶勒缉，毋任迁延，钦此。（《占胶》，页128）
巨野县知县许廷瑞、寿张县知县庄洪烈因此掉了帽子。当然，在这样的处置下，才能迅速破案，真是立竿见影。
其后的上谕还发狠地说：“酿成巨衅，实属可恶，亦不仅以摘顶塞责也。”
但是，摘掉区区两个知县的顶戴并不为德方所满足，他们在谈判交涉中开出的六个条件中第一条就是：
山东巡抚李秉衡应革职永不叙用。（《占胶》，页141）
李秉衡，山东巡抚，职务相当于山东省委书记，是清廷中少有掌握地方实权的主战派，曾跟随冯子材一起组织抗法战争，在甲午战争中负责山东陆路战场的指挥。主政山东期间，山东成了反洋灭教的中心，教案频发。巨野教案发生后，李秉衡自然成为德国人攻击的目标。
就在巨野教案发生之前，李秉衡刚被升任四川总督，还未来得及上任。省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李秉衡只能被留下解决问题。德国人则追问清廷：“李抚台如此办事，何以升官？”朝廷不能说是他与洋人作战有功，只能说是他以前负责河工有功，一年可以省下百十两银子。海靖则嘲讽说：“所省之银，恐不勾抵偿我国！”
德国人非要让他下台，朝廷也没有办法，只能先把李秉衡降两级留任，此后又降两级，以后的圣谕是“着交部议处”，旋即告病开缺，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对此，结事中高燮在奏折中说：
德人之为此议（罢斥山东抚臣李秉衡之议），特以玩弄中国，非真与李秉衡有深憾宿怨也。（《占胶》，页284）
但就算德国人不以李秉衡为死对头，李秉衡也是以洋人为死对头的硬骨头。八国联军侵华时，李秉衡北上勤王，被委任为帮办武卫军务大臣，当联军逼近张家湾，李秉衡战败后仰毒自杀，临死前的奏摺中称“上负朝廷，下负斯民”，算是与洋人结了宿怨。
而德国人“特以玩弄中国”，也不是虚言。在胶澳事件中，德国人对中国官员的升降大肆干涉，如12月6日致总署的照会中要求：
应惩办之人内，不但该犯等，另有官数员，因不胜其任，致出此案，自必须分别忝处。该员因待住山东德国人并非照两国年久邦交之理，应请革职，不准留任。此办法极望贵王大臣与本大臣之心符合，兹将该官员开列于下……。（《占胶》，页165）
海靖甚至还提出过各种要求，要把某人升为空缺的官职，要把曹州府提督革职，否则“将该有咎提督交驻胶澳德国水师提督以便定罪”，还“擒拿”了章高元，一时成了大清的太上皇。
面对德国人的嚣张，清廷还是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来解决。当德国提出了惩处官员、重修教堂、赔款、修路开矿等六个条件后，清廷迅速把六条向列强广而告之，希望能得到列强的舆论支持。这使得德国大使海靖非常恼火，在致总署照会中，他称：
闻得以本大臣十月二十六日所开六款，业经失信泄露他国公署，逐一和盘托出，实深骇异！按各国往来礼仪，如此机密谨慎之事，竟至泄漏，以致今日街谈巷议，外国商人均知本国向贵国所索六款并本大臣在贵署面谈语言！（《占胶》，页152）
除六条外，海靖在署里说了什么使他认为不可以对外泄漏的话呢？
此前海靖曾到署会谈，大人们提出：（中国）办理（案件）不可谓不速，并无对不起贵国之处。其后海靖说：“中国特饬山东不许开衅，此层是最讲交情，此事中国并无不是处。答云：中国既无不是，这就是德国不是了。（《占胶》，页138）”
此后，清廷就抓住了海靖承认“中国并无不是”的话，到处作文章。在其后的给驻德国大使许景澄的电报中说：“午后海使来晤，自言中国并无不是。”又在回复德国大使馆的照会中说：“并承贵大臣面称：此事中国并无不是等语。”其后在总署致北洋大臣王文韶电中又提：“德使谈次尚以中国并无不是为言。”但是懂礼节的洋人并不讲这个道理，为了防止列强干涉，以免夜长梦多，德国人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军事行动。
原来侵占胶澳后，德国人说为了要解决教案。但是占领胶澳后，就开始四处进犯，准备长住下去，北洋大臣王文韶致总署电中说：
查德人举动如此其叵测实六条之外，夜长梦多，愈迟愈难办，为祸亦急烈，望勿以推敲六条鼓铸大错！（《占胶》，页277）
当得知享利亲王带领的德国第二舰队出发后，大清发现他的对家根本就不出牌，他自己也已经打光了手上所有的牌。但是，海靖又打出了新牌，他把巨野教案和侵占胶澳两件事分开处理。这时，磨破了嘴皮办谈判交涉的大臣们才发现这是个圈套。他们绞尽脑汁和德国人争论的只是解决了一个表面的问题，实质问题—退兵，还是不可能。
这时，海靖提出了退兵的条件：租胶澳。他对大臣们称：“租界划定，兵可全撤。”大臣们真是苦不堪言，“议结教案，又议胶澳退兵”。
而此时决策者已经深知列强干涉无望，反而担心另起祸患。因此，寄望于胶澳一事的迅速了结。军机处寄刘坤一、王文韶、张之洞电旨称：
此时机括全在胶澳，胶澳不退，则各国蜂起。现在只可稳住各国，虚与委蛇……。若能将胶澳开作通商口岸，而另给澳中租界德国屯煤泊船之所，或可暂息纷争。若仅联一二国，此轻彼重，适启争局，恐非长策。（《占胶》，页291）
朝廷的看法是，危机因胶澳而起，因此，必须要尽快解决胶澳的事件，列强才不会有结盟侵占的借口。这是朝廷从争端开始寄望于列强调停到希望尽快自行解决的态度转变。
1897年12月12日，海靖到总署，称：
胶澳为德占，中国亦无海军把守。德顾邦交，不肯多占。好在系租地，将来仍还中国，此时不过暂时租用。中国如即允定，各国必说：德权虽大，仍不敢多占，必与中国商妥，方算租定，是顾各国交清。否则，兵船再到再占。本大臣现奉本国严谕：一、如不允租，不退兵，且多占。二、租后，不要赔费，否则赔数百万。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洋债。
清靖的军事威胁已经把众大臣们的胆都吓破了，更何况还有德国皇弟带的舰队还在来华途中。现在他们只考虑如何当皇上交待，他们甚至天真地问海靖：
将来各国效尤，当如之何？德国能保中国不再有此等事否？（《占胶》，页188）
海靖倒是毫不客气地反驳他们，我怎么管得了，难道要我们德国替你们中国打仗吗？
1898年3月6日，赶在德国第二舰队到来之前，大清与德国签订了租借青岛给德国九十九年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正如大臣们所预料的，德国人并没有租到多长时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向青岛的德军发出最后通牒：要德国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地交付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随即日军很快就驱走德军，抢占了青岛。又由此在战后巴黎和会上产生青岛归属的争议，而引发国内的五四运动，可谓青岛一地牵动了近现代中国的命运。
青岛以后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当时人无法预料的，但当时青岛的命运却有很多人在尝试去改变。
10.7 胶澳事件影响下的晚清政局
胶澳事件是上承甲午战争、下接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的最重要历史事件，对甲午后的晚清政局起
10.8 尾声
大清国没有迅速被推翻，中国没有迅速被外国占领、完全成为殖民地，确实也有列强在中国势力均衡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疆域的辽阔，百姓抗争的顽强，谁也不能独吞下来。而大清这个中国人民的管理者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他们相信，只要有大清在，他们热心的中国大市场就可以永远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