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摘要：
从唐中央与藩镇两方面来分析唐朝藩镇割据形成的原因，认为中央权力的衰弱是藩镇滋生的基础；君主举措失策、使用非人导致藩镇做强做大；藩镇自身力量的强大是其长期同中央分庭抗礼的先决条件。
关键词：
唐朝
藩镇割据
君主失措
奸佞误国
藩镇坐大
唐朝藩镇割据对抗中央，是由封建专制统治的固有矛盾所决定的。在封建统一的国家里，必然含有封建割据的因素。当统一因素衰弱时，割据势力便乘机发动战争，掠夺土地，形成割据称雄的局面。唐在安使之乱以后，以河北三镇为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大者连州十于，小者尤兼三四”。①自此唐王朝一扫之前盛世景象，中央无法控制，只得行“姑息之政”以求苟安。藩镇如毒瘤，使唐王朝摇摇欲坠。强大的唐王朝之中藩镇因何而生？为何如此之强？本文就此些问题进行论述。
一
藩镇割据形成的历史（社会）背景
开元盛世的华丽掩盖不了癌变的发生，这个致癌因子就是“均田制的破坏”。正是由于经济基础的破坏，而使唐王朝大厦摇摇欲坠。从高宗、武后时起，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封建商人和地主用买卖方式兼并土地，他们“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占有的土地多不胜数。均田制就在逐渐破坏中，到开元、天宝之际，均田制已经崩溃，形成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②的状况。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形式下，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趋向松弛。均田制破坏，农民陆续逃亡，使中央财政枯竭，入不敷出，租庸调制无法实行。
均田制、租庸调制的破坏，又使府兵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府兵制是唐王朝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战时中央配备将领，率领府兵往赴征战与轮流卫戌，其余时间居家种田，免其租庸调，但兵器、粮食衣装等均需自备。因而府兵制是建立在雄厚的中央财政和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家庭基础之上的。但随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中央继而也失去了有力的武装力量。而此时又出现了严重的边疆问题，面对奚族、契丹、大食、南诏、吐蕃等方面的威胁。为了加强边防，无奈之下唐王朝只好弃府兵制实募兵制。高宗永徽时“赐之旌节”。至睿宗景云二年（710年）设置节度使，掌握地方军政。睿宗以贺拔廷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使之名。开元以后，唐朝在沿边设九个节度使。由于募兵制实行，边将得以专兵，势力扩大，“每一数州为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节度使成为“大军区司令”，拥有强大军备。“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形成了“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即外柄以授人，而末大本小”，③强干弱枝之势成。
由上可见，唐中央经济、军事实力的消弱，为藩镇割据势力的滋生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历史（社会）环境。
二、唐后期君主失措，是后期藩镇滋生的根本原因。
藩镇能长期和中央分庭抗礼，唐中央不能抑藩镇之祸，综观之，是君主失措，使用非人,奸佞误国，宦官专政所致。
君主无能，统治乏术，以致施政失措，姑息藩镇，默认割据。唐玄宗军事布置失措，天宝元年（742年）置九个节度使在西北边境上，为河东一镇治太原，接达内地。岭南经略长乐，东莱，东牟三守促，也属边境，权力不重。像河雒，江淮，汴蔡，刑楚，兖泗，魏刑等九辅内地，“咸驰武备，幸苟安而倚沿边之节镇，以冀日夕之无虞，外强中朽，敌之势成矣。……居轻御重，强枝弱干之术行。”④所以安史乱起，措手不及，张惶逃窜。安史乱平，对其降将田承嗣，薛嵩，李怀仙，张忠志等人的措置非宜，虽战后唐朝元气大损，兵力不足，如果任命郭子仪这样有威望的将帅，“疾入其军，稽其土地甲兵官司租赋，界以在京高爵荣显之，而征其入朝，不则易置其官于地方，置行军元帅于河朔，以大臣统领而控制之。”⑤这些降将失去依靠势力的基础，就不至于飞扬跋扈，与中央分庭抗礼，形成割据称雄的境地。可惜肃宗无能，害怕战事，以为安史乱平就大功告成。郭子仪也看出在安史乱后广设节度使“所在聚兵，耗蠢百姓”的危害，广德元年（763年）请求罢去河中节度使及耀德军，又请罢去关内副元帅，可是全被代宗否定了。代宗偏听程元振潜言贬杀耒瑱，连平判有功的仆固怀恩等也以耒瑱之死为借口，拒绝入朝且“乱以自固，终始为唐巨患”。
藩镇势力的发展，割据的形成，完全是唐代君主柔弱宽纵，驾驭无术造成的，又使用了奸佞之人，祸乱朝政。
君主贪图享受，以致奸佞在侧。玄宗后期，宠爱杨玉环，赏赐无度，耗费巨大，史载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忧极限。”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二人均系奸邪小人，李林甫嫉贤妒能，他为闭塞唐玄宗视听，自专大权，召集谏官说:“今明主在，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之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杨国忠除做宰相外，还身兼领四十余职，胡乱处理政事，使唐政治更加昏暗，以致出现安史之乱。本来肃宗继位之后整肃纲纪，恢复唐室是不难的。可是肃宗又追求享受，溺爱张良娣，委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执掌禁军兵权，皇后与宦官又勾结又矛盾、残杀，弄得朝无宁日。到代宗统治时，允许宦官出使求取，取少还不满，从此形成了宦官到藩镇公开索贿求财的恶习，加重了藩镇对中央的距离，割据势力随之增大。德宗时期甚至还把中央禁军神策军等完全交与宦官主管。正如旧文所载：“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昌、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负，分掌禁军。以文昌、仙鸣为两中尉。自此，神策亲军之权，权归于宦者矣”。⑥
三、枝强干弱的政局和节度使岀类之才，成为藩镇延至的有利条件。
“安史平而方镇之祸方始”，黄巢起义后“天下分裂而无纪”。唐朝藩镇能长期存在，一则，藩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享有特权，实力逐渐高于中央，枝强而干弱不听中央政令。另外，节度使不乏出类拔萃者。